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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山东济南府的历城县，也是出名的大响马程咬金的老家斑鸠屯有一户老李家。
老爷子领着三个儿子过日子。
其中老二叫李祥，他从小就好动脑筋琢磨事儿。爹老了，为了让李家出人头地，小时就送李祥到济南府一所私塾学堂读“四书五经”。
历城距离济南府45里。那时在私塾学堂奔前程要自带粮食，学生每隔一两个月就得回家取米或由家人送来。李祥家那时哥哥在莱芜大地主王瑞家扛活，弟弟又小，爹岁数又大了，所以每月他都向先生告假回历城取粮米。由济南到历城当时全靠双脚步行。好在还可以观山识水，李祥也不觉得劳累。当年最让他难忘的是中途要路过千佛山。
说起千佛山，这话可就长了。千佛山其实是东岳泰山的支脉，当进入济南府历山一带就变成了东西走向。大山从齐河至章丘一望无际，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里有千佛。在汉唐时期就有僧人和艺人在此开洞建佛。以后经宋元两朝，地方官府都在这里修庙建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佛山”了。特别是到了清代，这里已成为中原地区重大的宗教文化圣地。平时这里也是香火不断，热闹非凡，周边的村落人家、市井屯镇的住户来朝佛上香的人每天络绎不绝。
庙会文化，其实是人类最典型的社会性文化。特别是诸多风俗在这里体现。庙的功能其实连着人生千家万户的生存功能。生活中的各种风俗都要在庙会上体现出来。于是庙会风俗就更加典型和动人。尤其是各种民间小制作在佛山庙地遍地都是。特别是在一些占卜、查日子、看风水、祈雨、驱邪治病、许愿还愿神师的旁边，往往摆着各种字画、彩贴、剪纸、纸码……
这些花花绿绿的民间制作，在当年一下子使李祥动了心。
这些制作多美呀！那些作品上的风俗体现出的神秘，那些求吉利的纸码的多样，那些贴挂风俗展现的温情，那些食俗文化挂品的熟悉和亲切，那些古代年画人物的风趣，那些儿时偷灯看瓜生活的记述……这些玩意儿，让他看傻了。总看，爱看，其实就是人入门的开始。
读书的生活其实也是寂寞的。而这些民间色彩在他的心底扎了根。
读书的生活结束之后，李祥考取了秀才，人称“李秀才”。可是在从前的岁月之中，人考取了功名也只是功名而已，没有事干。就是秀才也只是给乡里写写记录，或等待着再试。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李祥突发奇想，千佛山的这些年画民俗制品太漂亮了，不如自己也开一个画坊维持一下生计。其实这时他已发现自己从心底里喜爱上这些木版刻艺啦。
儿子把这个想法和爹一说，没承想和老爹的想法一拍即合。原来在当年，李祥的父亲早已喜爱这一行。他平时已经不断地给乡邻写对、刻画，而且已是当地出名的秀才，但就是没有挂牌而已。
当下，爹和儿子在自家的小院里腾出一间作坊，搭上桌板，购制刻刀，买来纸墨。父亲又亲手刻了一个牌匾叫“李秀才画坊”挂了出去。
其实在当年，在济南历城一带，像“李秀才画坊”这样的年画和风俗制品小作坊有不少，但如李祥父子二人都是“秀才”而且又都喜爱年画并标榜“秀才”画坊的还真不多。特别是他家的产品有些特点。
当年，他家的画刻以民间风俗和信仰的内容为多，什么麒麟送子，天仙送子，张仙送子；再就是农耕习俗，什么二月二食俗，填仓节来历，节气传说；再就是求雨祈晴，打春迎春图。还有就是古语中的过生、祝寿、拜寿、上礼、洞房、相亲等生活民俗和民间英雄人物、戏出人物、草莽响马等故事内容。
其实，这本来是古书中“三纲”“五常”的内容，可是经他们父子两人的创想和表述，他家年画作坊的名声一下子就传出去了。甚至在当年人们都传闻，到了千佛山一定要到“李秀才画坊”，那才算看尽了风情古艺。就这样，李家的年画制作生意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了。
今天，当我们问起山东“李秀才画坊”的第三代传人李兴亚当年的家事，已88岁高龄的老人举着我们从民间收藏者那里收购来的年画（这是白城博物馆馆长宋德辉从市场得来）告诉我们：“当年，俺父亲和爷爷就印这画！”然而，就在李家红红火火地开着自己的画坊时，齐鲁大地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这一年，齐鲁大地遇上了一次百年没见的大旱。从春起到五月二十三，老天不见一滴雨。古语说：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可如今地旱得冒了烟。千佛山一带每天祀佛求雨的人流不断。恰恰在那时，也正到了中国社会的乱世之际。
原来，自从道光和咸丰年间，齐鲁大地就起了义和团，他们成帮结伙直接和洋人对抗，杀洋人烧教堂。官府出兵镇压，可义和团愈演愈烈。加之大刀会等也起来了。
在当时，李祥的大儿子李连春已经独立支撑作坊，并娶妻生子。李连春好交际，而且精明好学。他除了掌管家里的年画作坊外，还和当地的武师学会了武功，什么“轻功”“搓脚”“连环鞭”“七节鞭”。对于儿子会点武功，老父亲也高兴。一是因为这历城一带自古就出豪杰，离他家不远的斑鸠镇就是唐开国名将程咬金的家；二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点武功可以防身；三是他们画店也经常帮一些“画商”押押车，送送货，人家画商也就愿意买你的货品。
在当年，名画坊都和许多“画商”有着密切的联系。
画商，就是专门来画店批发画的商人。一到年节，他们就到画坊来，将事先订好的画货装上大车或驮子，再从这儿运往商丘、莱芜、青州，甚至更远的地方。而且，还有的画商干脆从这儿批发年画诸品，运至遥远的关东，给那些在康熙、顺治和乾隆年间北去的“流人屯”“垦荒窝棚屯”等居点送画。
这期间，李连春认识了一个莱芜画商，叫吴晋开。这人长得五大三粗，也会点拳脚，所以二人很处得来。
每到年节，这莱芜画商吴晋开准来取货。二人是无话不谈。
这一年的春天，过年的年画已卖完。这天，吴晋开来了。他找到了李连春说：“兄弟，我想急要五千‘保身符’！”
“五千？”
“对呀。”
“这……”当时，李连春有些为难。因为这种祀福、保吉祥的图符过去他家也印过，可后来买的人不太多，所以就不太做了。而这次朋友一下子要五千，根本办不到。于是，李连春说：“这样吧，我给你刻个版，先给你印上五百你带着。不够时，你再现印。”
于是对方就答应了。等了两天，吴晋开带上五百“保身符”和保身木版就走了。
当年有个规矩，卖者不能问买者货的用途。
其实李连春不知道，这吴晋开是莱芜义和团的二师兄黄标的朋友，他向李连春要的“符”是义和团要和洋人官兵交战上阵时贴在胸前的“刀枪不入”保身符图，大量的义和团官兵都要用。莱芜这出名的古战场之地，在古时就是长勺之战、曹刿论战之地，如今正有一批义和团与直接从海上过往莱芜的一伙洋人遭遇了。当时吴晋开他们贴上了“保身符”上阵与洋人对命。
那仗打得苦哇，惨哪。
哪能刀枪不入啊！当时义和团死伤无数，洋人和官兵占了上风。
但是李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官兵收捡战场时，在义和团的身上发现了这种“符”，而且上面的图章是千佛山“李秀才画坊”所制。这还了得，这不是与匪（指义和团）共谋串通吗？于是莱芜官府给历城衙门下旨，捉拿“李秀才画坊”众人，一并押入大牢。
再说当年，李秀才李祥和家人由于多年在济南地面上经营生活，也结交了一些人。官衙里一个给县衙当差的师爷将消息偷偷透露给了李祥，并告知李家，来者不善，还是躲躲为好。
躲？往哪儿躲？
“上北荒吧……”老爹经过痛苦的思考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原来在当年，正赶上李连春的妻子不幸病逝，扔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李连春心情也不好。再加上时序荒旱，李连春也萌发了离开家乡外出闯荡的想法。但他担心自己一走，父亲怎么办？
父亲也看出了儿子的心事，于是说：“你只管走，别管我。你一走，我就说你是给朋友印的符，我不知道。想他官府也不能拿我如何。再说，你上东北也有个扑头。30多年前你老叔一家已‘闯关东’去了东北，听说落脚在蒙地的一个叫六喇嘛甸子的地方。你们找他去吧，投奔他去吧。”
“六喇嘛甸子？”
“对呀。快走！快逃！把你妹子也带上，一路上帮你照看照看孩子，往后也能种种地！”
就这样，李连春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领着自己十岁的妹妹，含泪告别老爹，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山东老家，往北逃难，“闯关东”去了。
这一年的冬天，风大雪厚。
这个山东汉子，抱着一个孩子，领着一个妹子，就出了山海关。
北方的土道，一片荒寒、冷落。
李连春记着父亲告诉他的话，去往六喇嘛甸子老李家本家。
北风卷着暴雪日夜吹刮着，号叫着，天地间没有一点活气。唯一使人无法忘记的就是道上迁徙和奔波的穷人太多了。
那都是闯关东的人啊……
大家都往北走，往北逃。
一切都是无知。不可能有知。而大多数人都是像李连春一样投奔先期来到东北的乡邻、村邻或亲朋好友。其实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投亲靠友”迁徙，这就叫“闯关东”。
美国人拉铁摩尔在1929年来到过中国东北。他在笔记中写到，这里除了广袤无垠的黑土地，就是一股巨大的移民浪潮。那一年，有超过100万人自山海关以南蜂拥而至，其中至少有60万人定居在了北方。其实，这位长年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学者当然知道，这只是移民潮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那时，这股移民潮早在拉铁摩尔到达东北时已经绵延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300年间，有3000多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到达东北。
最初“闯关东”的诱因，是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想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1644年，当清王朝入主中原，此时的东北“沃野千里，有土无人”。而中原地区由于战争，人口急剧减少，土地紧张的局面得到了缓解，气候寒冷的东北对关内农户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但要守卫这块“龙兴之地”，就必须驻军，而驻军就需要有军粮。无奈之下，1653年，顺治皇帝开出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政策吸引关内人去东北。那时候，对于移民东北的农户，政府不但每人每月补助一斗粮食，还规定，每开垦出一垧土地，给种六升，如果能够号召他人随行，还授予官职：招到“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若是到了一百名，“文授知县，武授守备”。
如此优惠的政策激励，使“燕鲁穷氓，闻风踵至”。短短15年后，仅奉天、锦州两府人丁就增加到16000余，较顺治朝增加3倍多。
可惜，这段“官情民愿”的关东移民蜜月期很快戛然而止了。原来，经过10余年的垦殖，辽东地区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关外生产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当地驻军的需要。为防止关外民人过多侵害满族人利益，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宣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作废，禁止汉人移民关外。
自此，移民关外已属非法，“燕鲁穷氓”再去关东，就只能“闯”了。
早期出关民人在东北各地很受欢迎。各地驻防八旗士兵，绝大多数把土地租给民人。在出关汉民的努力耕耘下，关外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特别是盛京地区，因为距关内近，气候条件好，耕地超过了1000万亩，成为关外粮仓。
反观中原地区，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人地矛盾益发突出，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关外流民的生活状况通过商旅或书信传回关内，使更多的贫苦百姓对东北地区充满了向往。
1740年，乾隆帝发布了全面封禁令。从此，山海关只允许商人往来贸易。山海关关防紧闭，迫于官府的封禁和辽东日趋密集的人口，流民由陆路出关绕行其他长城关口，开始经锦州、广宁、开原，冲破奉天省的边界，流入吉林省，形成流民北上的大趋势。另有大量流民不得不改走海路。相当一部分人从现在的旅顺、金州及大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
在乾隆全面封禁52年后，1792年，华北大旱，大批灾民汇集山海关，直隶总督庆成奏请由山海关副都统德福“分别查验”，逐一放行。面对蜂拥而来的灾民，德福担心严厉查禁会激起民变，于是奏请朝廷，准许“无业平民出关觅食”，只需“询其籍贯，注记册档放行”。乾隆皇帝批准了德福的奏请。火速传谕，通令山海关对灾民一律放行。并斥责墨守成规的总督庆成“贫民携眷出关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渐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
随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五年（1800年）连年大水，嘉庆六年（1801年）又遇河堤决口，迫使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弛禁令延续11年之久。
嘉庆执政的第八年（1803年），中原灾情稍有缓解，嘉庆皇帝便迫不及待地重申对东北的封禁令。为了防止汉人借经商务工之便滞留不归，嘉庆帝严格要求各处关防对“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
然而，强大的人口压力一直是华北农民“闯关东”持久而旺盛的推动力。从1661年至1753年的92年间，山东人均耕地面积从10亩多下降至7亩。1766年至1887年，人均占有耕地始终在两三亩水平上徘徊。人多地少，丰收之年尚难解决温饱，遑论灾荒之年。
因此，虽然嘉庆时期对民人出关垦荒的禁令一次比一次强硬，所采取的措施也一次比一次严密，但事实上，嘉庆一朝，“闯关东”依然是禁者自禁，流者自流。据统计，吉林一地，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有民人33025户、307781口，较乾隆朝增加1.5倍。而黑龙江一地，嘉庆十三年（1808年）有民人26207户、136228口，是乾隆朝的3.7倍。嘉庆帝严苛的封禁，不但未能阻止“闯关东”的大潮，反倒使东北更加成为移民的目的地。
流民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早期到达大连、旅顺等地定居的村民，也开始继续往北迁移。山海关的“闯关东”旱陆终于又成了热关码头。那些从山东中部而来的流人闯者急于奔往一个叫科尔沁的地方。
往北，上蒙地，上那个叫六喇嘛甸子的地方。
就连李连春也牢牢记住了爹告诉他的话。爹说，那儿汉人多。其实当时的李连春并不知晓，也不可能知晓，为什么在这荒凉的东北白城和科尔沁沙原一带会拥有那么多的汉民？
那么，白城、科尔沁一带的“土”，有什么不同吗？
嫩江和松花江穿过八百里瀚海，在科尔沁草原前郭尔罗斯交汇融合后，向远方流去了。在它的两岸留了一片土地，这就是茫茫的白城平原。
白城，俗称“卜奎”。契丹语，风刮来的地方。
30亿年前，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地球北部的土层从海底升起，大海渐渐地退去形成茫茫的北部台地。到冰川纪和白垩纪后期，大海又断断续续地袭击地球北部这片土地，使得这里出现了诸多的“海子”。接着，地球进入了洪水期。
洪水期是大自然的变更期。我们从科尔沁周边出土的大量猛犸象和披毛犀化石中可以断定，这片土地上的暴雨和洪水曾经夺去了多少古老的生命，特别是最终将巨大的“海子”变成了地球北部的旱海，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那时，地球北方的土地上，有一条大江叫嫩江，它发源于大兴安岭福特勒罕山北麓。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河流摆动淤积，致使嫩江河道改道，东移至大安台地以东，留下了大安古河道。这使得白城和科尔沁草地上的支流霍林河，流经这片土地的洮儿河、文牛格尺河水逐渐增多，而河流两岸的泥土逐渐淤积，最终形成了一片水草丰饶的土地。
在这片土地上，诸多的湖泊，达赉湖、查干淖尔湖、月亮泡，连同现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一同构成了地球的“肾”，自然地调节着人类和地球北部的一切生灵的生存环境。
地球上的一切生灵其实都是依水而居。
水，是生命的母亲，它唤醒了一切沉睡的物质，并把一种生动的历史刻写在土地上。考古发现，远在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白城和科尔沁一带就有早期人类在此生存繁衍，他们打造出粗糙的石器，并用石块磨制出生产和生活用具，开始了早期人向中晚期人的生动过渡。
科尔沁一带古遗址已明显地表明这一时期原始人类的渔猎生活向农耕文化过渡。那种长石条块是袭击鱼和野兽的武器，一种类似今天网坠的石块、石蛋使今天的人们得知科尔沁的先人如何去靠自己思考捕获水下的生物为食。
原始的青山头人依查干淖尔而居。他们奔走在夏季的草甸上，与猛兽搏斗；在水边捡到一些小鱼，引发了他们去捕捞水中的大鱼。冬季，当寒冷的科尔沁风雪冰冻了这巨大的水面，一些小鱼被冻在晶莹的冰层下，他们见了，于是使用手中的简单工具去凿冰设法取到水层中的鱼……
人类在自然生存中由于联想而引发了智慧。人类由初级智人到高级智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发明了工具。工具记载了人类发现自然奥秘探索自然规律的完整过程，最终过程变成了约定俗成的历史。在今天的吉拉吐乡出土的大量陶器、陶片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的人类已开始从事渔猎活动了。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人类的生存活动才显得更加的丰富和生动起来。
据史料记载，辽王最喜欢吃“冰鱼”。
每年腊月，当北方的土地冰封雪冻，科尔沁一片银白，辽王该率领家眷来北方了。他在嫩江，在大安的月亮泡，在查干淖尔泊子或达赉湖、大布苏淖尔一带湖面上搭起帐篷。他命人在帐篷里把脚下的冰刮薄，薄到像纸片儿。这时可以看见鱼儿在冰下游动。
看啊，玩啊。观赏够了想吃鱼时，再叫手下的人或当地土人来把冰面打开，就见鲜活的鱼儿接二连三地跳上冰面……
历史上，各种文字记载这种活动为“春捺钵”。
《辽史·营卫志》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鱼，岁以为常。”而“春捺钵”是指皇帝“从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鸭雁”。他晨出暮归，从事弋猎网钓，春至乃还。
世居吉林的北方部族向中原王朝进送贡品自周秦就形成了惯例。那时，居住在不咸山（长白山）北的肃慎、挹娄族曾贡送“楛矢石弩”（一种箭杆和箭头）；北魏时，勿吉族的贡品主要是马匹，甚至一年两贡；唐时，渤海扶余的贡品就开始有“鲸鱿”（鲸鱼类）；到了明清时，宫廷中的诸多用品如人参、貂皮、东珠、鳇鱼均来自吉林乌拉。而设在松花江上的打牲乌拉衙门总管已“官居三品”，远远超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父江南织造“五品位”，并同江宁（南京）、苏州、杭州齐名而成为中国四大朝贡基地，且唯独吉林打牲乌拉衙门归朝廷内务府直接管辖。
别看打牲乌拉衙门如此遥远和苍凉，可能恰恰因为松花江和嫩江汇合处地理位置的重要，加之在科尔沁和这一带的泡泊中贮养鳇鱼的可能，时任第三十四任打牲乌拉衙门总管的乌音保之父赵云生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71岁高龄出任伯都讷副都统，从而使得科尔沁与前郭尔罗斯一带的草原和土地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事实上，“闯关东木版年画”的问题恰恰是人类生存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态。如果不从画的艺术方面去看待的话，首先要面对的是木版年画应该是人的一种生存形态。它的最重要问题应该属于一种社会问题。
在今天，我们经常会想起这样一首歌谣：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
不落长江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
土地，不光北方，就是在中原，在两河流域，人们不也是依靠土地而生存吗？天旱了，地涝了，天灾了，人祸了，一切都围着土地上的收成而或存或亡。
土，是民生存之根，也是一切文化的基础。
“闯关东”就是中原的农人奔“土”而来。
奔“土”而来，其实是为了“守土”的约定。
清入主中原时，把它的老家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分成了几种等级，以便于生存和未来发展。其土地的形式分“官庄地”“蒙民户地”“京旗还屯地”等形式。
由清代国家所有的土地称为官地，又叫官荒。仅以东北的松嫩平原来说，官荒的范围，康熙二十年（1681年）新柳条边以西为蒙荒，以东除官庄、旗地、驿站占地以外均属于官荒。这些官荒包括贡山、围场及一切封禁地带。
围场是清王朝皇室的御用围猎地，为清皇室和清室采贡、打牲的特殊需要而设，也是八旗官兵演武骑射之所。
东北共有朝廷的四大围场。
在吉林境内有吉林围场。该围场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设置，根据地域又分为吉林西围场、伯都讷围场、蜚克图围场和南荒围场。伯都讷围场位于沿松花江曲折处到东拉林河附近，就是今南达陶赖昭站以北松花江一带，大致相当于今扶余和榆树两县。围场立封堆，定界址，四周设卡伦派八旗官兵巡视，严禁旗人和民人耕牧、居住、采掘和狩猎。
13世纪蒙古汗国成吉思汗铁木真不仅完成了蒙古部落的统一，也使他的兄弟们一个个变得出类拔萃。其中成吉思汗的二弟合撒尔经年和哥哥南征北战，被人誉为一代神弓，成为郭尔罗斯草原上人们不可忘记的人物。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郭尔罗斯前旗旗祖固穆及其长兄布木巴随科尔沁台吉奥巴一同归附后金。由于多次派兵随同努尔哈赤、皇太极出征有功，后被封为辅国公。他的第十一世孙齐默特色木丕勒，被人称为末代旗王。
历史上，科尔沁又是一处多民族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女真、契丹、锡伯、夫余都曾在此繁衍生息。
清初锡伯族西迁新疆后，为保朝廷贡鱼，在乾隆年间，清廷从京师遣回一部分锡伯人回到松花江、嫩江汇合处，并在周边落户承担鳇鱼差。按内务府要求，当地王公都要给予他们“晾网地”。
今天，科尔沁周边一处处的晾网地地名，恰恰记载了这个古老地域的渔猎文化历史。到了乾隆末年，随着郭尔罗斯蒙荒部分开禁，一大批携妻带子的中原“闯关东”各族人奔这里而来。到20世纪初，又有100余万公顷土地出荒。发展农耕经济的同时，有相当多的人口开始从事渔猎经济。据《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记载，“大赉城南25公里之查干淖尔……亮子，大网发祥最早。亮子远在乾隆年间，即已开始；大网则始于同治年间”。
东北，包括像科尔沁这样奇特的地方久久未被世人发现，这和清朝采取的封禁政策有关。清顺治元年（1644年）满洲贵族大举进入山海关，建立大清，并把东北作为祖先发祥地而封禁起来，接着修起了“柳条边墙”俗称“柳条边”，又有“新边”“老边”之分。其中“老边”是清王朝为了保护“祖宗发祥地”和为了感谢蒙古贵族协助清王朝推翻明朝有功而划给他们的游牧地的界线。直到今天，长春西部一带还有许多地名仍叫“靠边吴”“靠边王”，科尔沁所在之地正是从前蒙古王公的游牧地，就是被称作“蒙地”或“蒙荒”的地方。
被草甸和牧花深深包围着的科尔沁，上百年间仿佛被人类遗忘了。
它静静地躺在八百里瀚海的怀抱里。这个庞大的地域长满了自然植物，水中的昆虫繁多，使鱼有了足够的天然食物。这儿的鱼夏天食水中的虫类；夏深初秋，季风把大量的湖边草吹倒在水中，鱼们便吃水中的草籽为生，这便构成了这儿的鱼的独特的肉质——鱼味鲜而不腻，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自然的气息。
科尔沁简直是一处动植物天然生存的神奇地域。当汉民锹镐和犁杖翻开黑油油的泥土时，江河湖泊的水资源也得到了开发，世人第一次用吃惊的目光注意到这颗闪闪发光的明珠。
据东北白城博物馆馆长，这次“闯关东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组成员，著名的东北考古史地域史研究专家宋德辉考证，由清政府蒙古族贵族掌管的土地，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便从根本上出现了变化，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口迁移和“闯关东”事件的形成。而促使这种变化的主要人物便是僧格林沁。
道光和咸丰年间，中国的“闯关东”高潮又一次突起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中原大地天灾人祸，涌入东北的人开始多起来，但实际上这种状况与清政府的政策和曾格林沁的作为有着直接的关系。
原来，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朝廷派出的蒙古族贵族僧格林沁的马队使用的古老长刀和弓箭，终于在与洋枪洋炮的异域人对阵中败下阵来。这种失败使得清廷从此开始了对蒙古族贵族的疏远，甚至逼他“下野”。他们于是产生了不为朝廷守“土”的心理。于是，以僧格林沁为首的一大批拥有土地、草原、甸荒、蒙地、官地的蒙古族贵族开始出手手中的土地，引入大批中原农人进入东北西部草地开荒耕种的岁月。当年，一大批“流动”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诞生了。大批的中原人集中在一块地方，形成了新的“移民城市”“移民州镇”“移民乡屯”。这也难怪李连春的父亲告诉儿子，往北走，直奔六喇嘛甸子，那里有“李家屯”。
在当年，长春就是这样形成的。
300多年前，长春这个东北中部最大的城市之一，还只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荒野。西面，临近内蒙古草原地带；东南，则是巨大的原始森林。
随着大量中原流民开始陆续出关，这片荒原发生了改变。
那一年，清朝当地政府决定，每年春天开一次伊通边门，以方便边里边外交易。
边门，是清初为了保护陵寝、贡品资源，防止各地流民随意迁徙，政府用泥土和柳条修筑的防护墙上所设置的大门。柳条边西起山海关附近，北至威远堡边门，东南经凤凰城直到黄海海岸。康熙初年，朝廷继续从威远堡边门附近，向东北方向修筑了一条长约600里的边墙，称为新边。新边共有四座边门，包括伊通边门（今长春新立城水库库区内）在内。柳条边西（“边外”）为郭尔罗斯前旗王公领地，柳条边东（“边里”）是清朝封禁的满族居住区。
由于人口增多、土地兼并、水旱灾害、战乱等种种原因，江淮以北各省的破产农民流入东北。他们历尽艰辛，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封禁，偷偷越过柳条边，形成大量无户籍的“流民”，伊通河两岸的长春地区成为首选。尽管招募汉人垦地违反清朝禁令，但蒙古王爷为了寻求新的财源，仍然私自招引流民入境。
于是，不断聚集到这里的流民，开始在柳条边外定居。这片荒原，因为流民们的到来，渐渐有了名字，王姓的定居点，就称之为“靠边王”村，吴姓的，就称为“靠边吴”村，这样，“靠边王”“靠边吴”“靠边孙”“靠边李”等地名，一个个产生，并延续至今。
漫长的柳条边，严苛的禁令，有形的和无形的阻碍，都无法阻挡柳条边内外交流的渴望。1691年的那个春天，蒙古人赶着牲口，满族人带着各种精美的工艺品，汉族人带着粮食，会聚在伊通边门。门开了，热闹的集市声随即替代了往日关丁们的呵斥声。
时间一天天过去，即使春天过去了，交易的人群还是不肯散去。伊通边门已经关闭，但每天还是有人越“边”交易。管辖此处的吉林将军见此情景，采取了“明紧暗松”的办法来应付朝廷。“春天”真的变“长了”。这个无名屯落，伴随着春天交易时间的延长，便被人们称为“长春”了。
嘉庆五年五月戊戌，也就是1800年7月8日，应吉林将军秀林的请求，清政府打破先例，决定在蒙古王公领地上实行“借地设治”，成立长春厅，以“弹压地方，管理词讼，承办一切命道案件”。
厅衙门就建在长春新立城镇的小街村。
14年后，由于厅治所在地新立城地处偏远，地方官员决定沿伊通河北上，在宽城子建一座新的厅衙。当年宽城子的实际位置，在今天长春南关区三道街和四道街一带。
位于东北中心位置的长春，成为“闯关东”中转站。大批破产农民携家带口，从海陆两路涌入东北。仅1928年统计，经由大连等地与山海关—奉天陆路到达长春站的人口总数为327485人，而从长春站经返乡的人口数为115611人。在1927年到1929年三年间，从关内流入东北的人口中，就有超过半数到达长春，然后，以长春为中转站，流向东北的东部、西部、北部各地。
而李连春要去的六喇嘛甸子，正是一处这样由于山东来的人居住而渐渐形成的村屯。但那时，李连春还一无所知。
恰恰是由于这种山东中原来的移民逐渐在科尔沁草原一带开始垦荒定居，于是一个新的“木版年画”产地也便悄然酝酿了。
这一年的春上，李连春先走到了一个叫威远堡的地方。
“有没有木匠人家？”
每到一地，他都这样打听。
因为他心里有数，我会刻年画的手艺，一旦找到了这样的人家，就和人家合作，发挥自己的手艺。只有吃饱了，不饿死，才能往前走。
威远堡，是京城通往北方的主要驿站，当时归辽宁所辖。
许多由此向东、向西的流民，都要在这儿打听清楚去南还是北，去东还是西。
李连春也不例外，他背着儿子领着妹子停在了这里。
当年从中原进入东北的“闯关东”人流有两条主要线路可走，一条是陆路，一条是水路，又称“海路”。
陆路就是必须经过山海关（榆关）的老路，又称西路。从这条路上来的多是鲁西北、鲁中南及河北、山西、河南一带的移民。据曲晓范先生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记载：从西路进入东北的移民，一般是先步行到津浦铁路和京奉路沿线的平原、德州、泰安、兖州、济南、禹城、天津、军粮城、塘沽、大凌河等车站，再在这些车站乘火车到东北的四平、长春、哈尔滨，再转乘支钱铁路到达目的地。没有铁路前主要是从山海关出榆关屯，一直往北，靠双脚或推独轮车行走。
海路主要是跨海来东北地区，又叫东路。
走东路的人以山东半岛、天津附近、江苏北部人居多。他们大都是乘马车或步行到烟台、龙口、青岛、天津等港口，其中在青岛登船的多为山东即墨、胶州、诸城、高密、莱州的移民。在烟台登船的以文登、牟平、荣成、海阳、黄县、莱州的为多；在龙口登船的基本为掖县、平度、昌邑、黄县人。这些人分别乘坐轮船或帆船抵达东北，再在营口、大连、安东三港以及吉林珲春和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上岸。
据著名地域文化学家于济源先生介绍，水上来东北的移民从烟台（又叫芝罘）、荣成、威海、乳山寨、蓬莱（灯州）一带来的均可到辽东半岛，其中以荣成、威海、烟台（芝罘）为主。到辽东半岛的落脚地主要是“青泥洼”。青泥洼就是从前的大连。当时青泥洼归金州管辖，并未开发。
这些中原来的人大抵与这儿的满族、锡伯族、蒙古族人杂居，各有各的定居点。汉族称屯、堡、铺；而少数民族则称旗或营子，如红旗、白旗、蓝旗、大黄旗、小黄旗、蒙古营子、达子营、郎家沟等。
来这儿“闯关东”的人冲破柳条边北行，就叫“往上走”。是指从山东半岛在海上来的人从这儿到营口，也有从天津到营口的。这一带都属于辽西。他们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近似从山海关进入关东的辽西方言。
而从山东半岛进入辽东半岛的青泥洼，东行到鸭绿江口，主要地点为罴子窝、庄河、青堆子、大孤山、龙王庙、黄土坎、北井子等地。其中以青泥洼为中心，语言是辽南方言，又接近胶东方言。
在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尖端的海域中有一黄线。黄线以西的水清白，称渤海；黄线以东的水发黄，称黄海。船在黄线上航行既安全又不迷失方向，这段上水的航线又最短。自古有“金复海盖，辽阳在外”的说法。金州、复州、海城、盖平的人大都是从海上来的。而辽阳属于清朝的第二个都城，第一都城为赫图阿拉，第三个都城为盛京。据说金复海盖最早是归山东管辖，而辽阳除外，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人都是从青泥洼（大连）这儿辐散出来的。
而这一切，对于人生地不熟的李连春来说，真是不知东西南北了。
当时，他问人家，六喇嘛甸子在哪里？
许多人也不知道，因为这类名太多了。但一听“喇嘛”二字，大伙就告诉他，肯定在“蒙”地地面上。建议他还是先往东继续找一找，再由前一个驿站进入蒙地。
可是，他总得吃饭哪。别人问他会啥手艺，他就告诉人家，俺会刻木版，印年画。
大伙都笑了。这算什么手艺？
于是，他只好领着妹子，背着儿子，继续前行，继续寻找能收留他的木匠人家。
春雪，开始悄悄地融化，北方的春天到了。
这一日，李连春进入一个大驿站。他一打听，人们都叫这儿为“四平”（四平，就是四通八达之意）。
街上，到处是要饭的穷人。都和他一样，逃荒，流浪，没有人收留他们父子兄妹。
为了生存，李连春打定了主意，要把自己的手艺——刻印木版年画——推销出去。尽管已碰了不少钉子，但是每到一个地方，他往往还是先打听汉人村屯的木匠人家。
原来在当年，木匠人家也不是很多。
木匠也分多种，有硬木匠和软木匠之分。
硬木匠是专门做大车、房架子之类的大活。这类木匠人家跟本不会收留一个“刻木版”制年画的艺人。
软木匠是做桌椅，打箱柜，包括往上画花儿、草儿、人物、戏出故事之类。这样的人家，他就靠前去细打听。
“东家，我问个事。”
人家说：“你说吧。”
“用人手不？”
“什么手艺？”
“印木版年画。”
“年画……”
“对呀。什么灶王、门神、天地，俺都会。”
“哎呀，好是好。”
“怎么……”
“这都过完年了，正月了。我看，你还是等明年腊月再来吧。再说吧。”
于是人家一句话把他给打发了。
是啊，像这种属于中途驿站的地方，南来北往的各种人物都有，不少人对木版年画根本就不感兴趣。自己都吃不饱饭，哪还能收留他？
没招儿，他只好要饭养活儿子和妹妹。白天在街上要饭，让妹子看着孩子，他继续寻找“木匠”人家，晚上就在破庙和用树枝子搭的一个窝棚子里住下。
有时，一听到谁家院子里传出“隆隆”的推碾子拉磨的声音，他就去敲门要饭。只是希望人家哪怕给一把土面粮豆，也不能把儿子和妹子饿死呀。
可是，即便这样，常常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年画手艺的事，还是没有着落。
一晃，在四平半个多月了。
这一天，他突然听人说，往东走的宽城子和苏瓦沿（双阳）驻马店正在清理流人。凡是没有正当手续和落脚亲友地点的人，一律抓走。
他一听心就凉了。因为前几日他听一个好心的人说，只有到了长春宽城子驿站才能从那进入“隆安”（农安），再往北都是蒙古人的地界儿，这也才能找到“六喇嘛甸子”。可是这样一来，不能奔那儿了。
但是去往蒙荒之地，还可以从四平往北。但前去的路更是渺茫无边。
怎么办呢？
这天，他遇上一个放羊的老头告诉他，从四平往北奔玻璃甸子八面城，到一个叫“双辽”的地方。或许那块的人知道六喇嘛甸子。
于是，李连春告别了放羊的老头，背着儿子领着妹子往西北的双辽走去了。
和许多人一样，他在夜里爬过了老凤凰城驿站的卡子，一直往正北走去。
道路越走越荒凉了……
大片的草甸，但沙尘四起。
李连春有一个信念，找到六喇嘛甸子的李家本家，能住下来，能把孩子养大。
可是奇怪的是，一路上谁都不敢收留他。而他唯一依靠的手艺——木版年画制作技艺在这荒冷的异乡孤土根本派不上用场。他也知道自己还有一身的武艺。如果谁家缺一个守院望门的，他也宁可去给人家当炮手。能挣上一口吃的，也行啊。
因为急于赶往北方，他几乎是日夜兼程了。
别人往往是白天走，可他，把孩子包好，领着妹子就是在夜间也手拄着一根他一出山东就握在手里的木棒子，不停地走。
从前，人们管山东人叫“山东棒子”，后来的人以为这是骂他们，其实这完全错了。这不是骂，这是一种真实的记载，这是一种歌颂。山东棒子，其实是指山东人出门特别是“闯关东”每人手中都拄着的一根棒子，那是为了上岗好走，也是为了对付恶狗和野狼的。
其实“山东棒子”的称呼是对山东人的一种赞美。
这天夜里，天黑透了，李连春还在走。渐渐地，前边闪出一点灯火，原来是屯边的一户人家。
这时，儿子已饿得不行了，直哭。妹子也喊累。
李连春就走到人家院门口，远远地打探。
“老乡，这是哪呀？我是过路的。孩子渴了，开开门，我们讨口水喝就走……”
许久许久，那屋门“吱扭”一声开了。
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说：“过路的，不是不给你水喝，是缸坏了，没有水。儿子出去挑水了。等一会儿他回来，你们再喝吧。”
原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妈妈。
不一会儿，真有一个黑影从远处走来，是老太太的儿子挑着一挑水走来。老太太对儿子说明了情况。只见那人从地上抓起一把土往水筲里的水上一扬，然后对李连春说：“喝吧！”
李连春一看，心里这个气呀。唉！真是欺负外乡人哪！连喝口水还扔上一把土。但是，不喝又渴呀。
唉，谁让咱是背井离乡呢，谁让咱是寄人篱下呢，忍气吞声吧。
于是，他弯下腰，用嘴吹吹那水桶水皮儿上的草梢土末子，心里难过地喝开了。
他喝完了，又吹吹土，然后让儿子和妹子也喝一口。
这时，只听站在一旁的老妈妈对自己的儿子说：“亮子，你往筲里扔草末子，这位过路的兄弟误会了吧？”
老太太的儿子忙说：“哎呀大哥，我忘了嘱咐你。”
“嘱咐什么？我又不瞎。”李连春生气地回道。
老太太的儿子亮子说：“我是看你走得气喘吁吁的，我就往桶里扔了把草面土末子，是为了让你一边吹一边去喝。这样，不至于喝得急炸了肺，坐下病……”
李连春一听，心里忽悠一下子。他这才明白，原来这是关东人的风俗。方才自己的心里有些怪人家了。一个不能入乡随俗的人还闯什么关东？当时他就“扑通”一下给老太太跪下了，说：“老妈妈，都是俺不好！俺不知你儿子是为了我们好。”
“没啥，没啥。不知者不怪！”老太太又说，“到屋吧。听你这口音是关里家来的？投亲哪还是靠友哇？”
李连春千恩万谢地在老太太的带领下进了屋，说：“老妈妈，俺是来投亲的。”他于是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又加了一句，“也不知这六喇嘛甸子在哪，离这多远。”
他这一说，老太太的儿子说：“这个地方我好像听说过，离这还有300多里地吧。你的孩子正发烧，你先在这儿住下，等孩子好好再走。”
“这地方是……”
“双辽的双山子屯。”
原来，他们已来到双辽了。
双辽，从前是辽河岸边的一座古镇。它东靠东拉木伦河，西边是蒙古王爷的草甸子。这儿先期有不少地户都是奔租种蒙古王爷的地而来，连老太太一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但是老太太家门不幸，当家的在15年前有一次去丈荒，结果路上遇上“张三”（狼），活活被咬死了，就扔下老太太领着一个儿子过日子。现在家里穷得连水缸都没有。
李连春问：“就没有装水的物吗？”
老太太儿子说：“有，但搬不动。”
“什么东西？”
“石头槽子。”
老太太说：“离这10多里地的草甸子上扔着一个石头槽子。”
李连春说：“老妈妈，别急。你们救了我们父子，咱们也是有缘哪。明天你让兄弟领着我，我去把它扛回来！”
老太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以为自己给他和小孩熬了一碗粥，他是说感激话呢。
第二天，李连春在老太太家的仓子里找出一块破布子往肩上一搭，就和老太太的儿子亮子奔了甸子。
下午时，李连春真的把那个石槽子给扛回来了，从此这家人家有了“水缸”。
于是，李连春有力气，又会武功的事一传俩、俩传仨地在双山屯传开了。老妈妈又得知他会刻木版年画，正在找木匠一块开个画作坊的事，就亲自打听，终于打听到在郑家屯镇里有家老林家，他是个软木匠，于是老太太就引荐他去了林木匠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