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寻找走失的年画

人类有何其多迄今为止还不知道的事情其实默默地隐藏在自然的深处或生活的底层。今天人们才知道，在大东北茫茫的荒原和黑土之上，有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闯关东年画”存在……

这是一种在自然与记忆中的行走，这是我多年田野考察的又一个更深入更具体的抢救实践。看起来，我所抢救的事项发生于清中叶，到眼下也不过就是二三百年的事，但是承载着这种记忆的土地，在这几百年里变化太大，大到我们已对它陌生了。环境本来是承载记忆留住记忆的地方，一旦它走了样，记忆便会在这里变得模糊或彻底消失。但现在的要求是，我们必须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里去寻找，去捕捉那走失的记忆并记下。

冯骥才主席告诉我，在记忆中行走其实是一种思想感受和行为感知，它极具科学性。记忆的寻找首先要寻找到记忆发生地，然后是寻找到记忆保留人或记忆传承人。

寻找记忆发生地的方法在学院中是需要先生讲述近42个课时的内容，其中包括到田野中去进行抢救记忆和探研记忆的实践。因此我十分珍惜这次对“闯关东木版年画”的踏查实践。这次实践的收获与体会将会与人类抢救口述文化、探索人类记忆传承特征的实践同样珍贵。

这次考察的初衷和主旨都是在冯骥才主席的理论指导下和对其实践方法的认同下方开始和布置。先是找到记忆发生地。经过两次确认，我们已确定吉林西部白城地区的通榆县是闯关东年画的发生地了。

通榆县属于吉林省西部的白城地区，那里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就是人们常说的八百里瀚海。

我们的考察组是富有而又贫穷的。所说的富有，是因为这个选题得到冯主席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有两次，我的心底发热。冯主席在手机中给我发信息：“东北天冷雪大，你腿不好。千万别冻了脚……”“过年了，别人都在家中团聚。我知道，你，还有一些文化遗产的抢救者、保护者却在路上。保明，我向你致敬……”

冯主席的信息，看得我热泪盈眶。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那么富有意义。

但是，我们又是穷困的。这次普查考察，没有任何经费，我自己掏腰包。甚至有几次我都是住澡堂子或最便宜的小店。我不愿惊动地方。同时与我进行考察的白城博物馆的宋德辉也是开出自家的车，让司机桑兄日夜奔波。更难忘的是通榆原老县长刘志成，他一次次地陪我们走向荒凉的沙原和偏远的村落；而工作人员通榆交通局的董革家里冬天都舍不得买煤却开出自己的车拉我们下乡。为了走夜路或长途疲倦不出事，他甚至把妻子小胡也叫上，却把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家。

我们的抢救，是在一种凝聚着文化的亲情中进行的。

一次，车坏在风雪弥漫的沙窝头子荒苇里。老县长，李向荣，德辉，董革，我们一大帮人，在风雪中啃着冻馒头。

抢救记忆的行为有时是那么朦胧，甚至让人觉得可笑，这种荒凉的草地上有文化的记忆吗？光阴太久远了，事件也太陌生了。记忆的传承者其实隐匿在岁月的久远的历程中。最让人痛苦的是当你千辛万苦地寻找到了线索，但是记忆的传承者已不在，或者病了，或者已苍老得再不能述说。这一次踏查，比如我们在开始找到“闯关东年画”的第四代传人李向荣时，听他说他的父亲已经80多岁并得了脑血栓，已不能说话、不能接待任何人时，我又想起了冯骥才主席的那句话：记忆抢救，其实是一种信心。当你认真去寻找一种东西时，那种东西一定也在寻找你。

我当时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话的意义和实用价值。我决定不放弃这个记忆的持有者。哪怕他不能说话，哪怕他不能接待我们，可是看上一眼，照张相也中啊！

宋德辉馆长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那时恰逢正月里的年中。东北的习俗，过大年一般不上人家串门。又怕人家受来客影响。但我一想，我们的踏查举动就是选在年中进行，这种反规律的行为恰恰是把一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因为年中也是亲朋好友会聚的时刻，更容易让记忆被更加全面地挖掘出来。于是我们买了点礼物就毅然决然地去见老人。

其实这种采访我已进行过不止一次，但结果往往是心灰意冷。因为对方病了，已苍老了，或已不能再对你做任何的述说。但是这一次，奇迹发生了。

当我们见到这位真正的“闯关东年画”的传承人李兴亚大爷时，他的病突然一下子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心底曾经无比震惊。

其实，这才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真实的存在。生命的能力在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很多时候是精神在起作用。人，特别是重要记忆的持有者，一旦外在的因素促使他去保存自己的肌体内和思想内的重要记忆时，往往这种记忆会一下子被激活。这时，记忆的持有者通常特别的清醒。他会直觉地，全面地，甚至是极细微地将记忆中的情形倾诉出来，排除了任何疾病的困扰，让记忆更加绚丽和灿烂。

这是我多年田野考察踏查进行记忆抢救生涯中极其少有的事情。我对我们方才在老人的屋外迟疑进还是不进的想法感到格外羞愧。我及时地矫正和总结自己。记忆的抢救，其实和抢救者本身的思想与意识、情绪与方法都有重要的关系。一旦方才我说一声老人有病那就算了而回头走掉，我们将会失去抢救老人心底这种珍贵记忆的过程，也会彻底失去这次工程项目的成果。而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

记忆抢救者的思想意识和工作方法一定要清晰。抢救记忆要有抢救提纲，但又不能完全依照提纲。修改自己的行动要及时并果断。对于记忆载体外在诸多因素要会进行及时细致的思考和客观的分析，并设法真正地接触记忆持有者，打开记忆持有者的记忆。

这种打开记忆持有者记忆的方法包含着诸多种能力。除了文化遗产抢救工作者所具备的思想能力、方法能力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学本领。社会学教会了人们去认识记忆持有者的存在，并接近他（她），迅速地进入对方的记忆，牢牢地走进他的记忆，这才能抢救记忆。

在这次“闯关东年画的前世今生”专题项目文化抢救中，其实是我们实施了人类记忆的文化抢救的诸多工作方法。我们采用了包括社会学方法在内的诸多方法去抢救记忆，挖掘记忆，这才使我们获得了成功。

在记忆文化搜索和抢救中，工作者往往还要特别注意能在记忆人述说的细节中去发现记忆，并做进一步的跟踪。这是一种深入的工作方法。

那天我们到李兴亚的父亲李连春坟地去考察时，天刮起了八级大风。

冬天的科尔沁荒原，沙风是常客。我们伴着漫天朦朦胧胧的大雪和风沙走进了村落，去寻找远古的记忆……

天，冻得人拿不出手。四野荒寒。

-32℃的严寒加上冬季的狂风把沙原上的尘土刮起来，在荒凉的土道上形成了荒寒的土浪……

我曾经自问，记忆在这里吗？

记忆就在这种被时光和岁月掩埋下的寒尘中吗？

转眼间，狂风刮来的细细的尘土就堆满了土墙下。

那些村落，那些土岗，那些不断滚动的黄土寒尘，仿佛把人间的诸多记忆都掩埋了。埋在时光的隧道底层，仿佛让记忆消失……

四野连个人影也不见。这里有记忆吗？我甚至多次这样问自己。人在这一刻最容易丧失奔向目的的信心。再就是把一切艰难排除掉，与寒冷和荒凉为伍。荒野上的寒风在号叫。记忆抢救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考古”，它是从现实中行走到记忆的环境里。

那些孤村，那些寒冷的村落，其实就是保存“闯关东年画”的珍贵处所。

这些看上去仿佛不会有记忆的地方。

我想，我要留下这里。

因为，其实“记忆”在这里面。

我们抢救记忆的人要学会从这些荒冷的遥远村落中去追回属于这个村落的从前的东西。如果抢救者看不到那仿佛什么也不存在的地方其实是有一种存在的话，那么就是抢救记忆者的失职或失败。

其实这些载体有一种唤醒记忆的因素。恰恰是那种不被人注意和没有任何记忆样子的地方才有一种记忆。

平时许多人以为记忆是不可能触摸、看不到的，但其实不然，其实记忆也是一种有形的文化遗产。

记忆有时是无形的。那往往是因为记忆持有者在讲述时，我们远离了他描述的记忆环境。所以这时，记忆是无形和不可触摸的。但一旦你走进了记忆持有者描述并指给你或带你走进这个载体的形态和空间时，就要格外地去注意这个载体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了。

接近记忆载体的地方渐渐地透出前所未有的荒凉。

那些在狂风吹刮和呼号下颤抖的土墙上的干枯的木棒让我想到许多李兴亚描述过的“闯关东”人路上的艰辛。甚至我也才真正地领悟到为什么李连春（第二代传承者）会突然去创作一幅《山东棒子闯关东》年画了。

我们不能只是到达了那具体的载体前才认为是记忆载体。其实，使这种载体存在的背景和空间也早已成了记忆载体的重要部分。

而这种环境也一下子增强了我们走进记忆的能力。我们把他（李连春）当年从山东一出发就去寻找的这个叫“六喇嘛甸子”（李家屯——今天埋葬着李连春的地方）的地方的外部环境尽收眼底。于是那发生在100多年前的事情也就被锁定在这里。

在他的荒坟前，我们静静地思考着李兴亚的话：坟里埋的就是“洮南李”。

他创造了闯关东年画的历程和存在。

在这种时候，一般的考察者也许会就此画上一个句号。因为已经追寻到记忆的终点了。

可是，坟中的老人的记忆就真的连同他的肉体一同埋在北方深深的黄土之下，就再也没有他的记忆、他的活态思维还游动在这个世上吗？

一个人一生的影响在他走向远方，走向深深的地下后，其实也还存在。但是，这种记忆表现在曾经与他一起的一些重要人心中，这又是一种传承他的记忆的载体。于是我当时想，其实他的记忆最重要的一点还没有找到，那就是关于他“闯关东年画”那些珍贵的木版的下落。木版最终失落在哪里呢？

据李兴亚说，是放在马场屯的大户人家了，后来没了。李向荣也说，后来“文化大革命”，被人一块块拽出烧火了。

但是，这不应该是记忆的最后落点。因为，还没有一个证人可以当面叙说关于他家木版年画木版的下落以与他们父子所说的话相印证。这等于我们这次的考察完全没有到最后的结局。

我还记得冯主席一再叮咛我，没有就是没有，不要编，也不用恢复。但要找清最后记忆的落点，一点也不能含糊。

我站在六喇嘛甸子这荒寒的“闯关东年画”传承人的墓前想着他的儿子述说时的每一句细节。突然我想起刘县长告诉我说，有一天他和董革去老人家，老人说他的姑姑嫁给了马场屯老车家。而老人说父亲那1000多块木版最后拉进了那儿的仓子里。这是1000多块木版哪！在遍地都是蒙古黄榆的嫩科尔沁，这些版子不至于一块也没剩都烧火了吧……

这是记忆还是推理？但无论如何也得找到马场屯的人认证一下才行。于是我果断决定去马场屯。

离开坟地所在的六喇嘛甸子，我们去马场屯。

马场屯离六喇嘛甸子屯20多里地。

那天正是星期天。村委会和大队院里空空荡荡的，只有寒风刮起的尘土和残雪在院子里打转转。

我们只好奔村头第一户人家走去。这户人家姓张，主人叫张君。当我们一问从前有一个刻木版印年画的李老头是不是在这儿住过，或有一批木版放在这儿时，他说，这可得去问一问我连桥（连襟）的父亲，他叫车明，今年80多岁了。我们很高兴得到这个线索，于是立刻前往。

马场屯很大，车明在屯西北。我们冒着严寒前往。

车大爷，是一位80多岁的老汉。

当我们问起李连春这个人，问起“木版年画”的事，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说的那人叫老山东子，老牤牛子！他我太熟了。哈哈，你们听我说吧。”

这又是一个意想不到。

于是，他坐在我们带去的一些中原年画和当地年画堆里，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老山东子”李连春和他的年画的故事。

他的讲述，让我又一次震惊了。因为我们又挖掘到一位东北文化的讲述家，一位很具有记忆事项表述特点的人。

他讲述得太精彩了。而且，车大爷口述的能力很强。他语句幽默、生动。他对故事的描述极其完整。甚至，他不等我们问，就回忆着说出原来最后是因为六喇嘛甸子屯闹“胡子”，李连春不得不将他的木版拉到马场屯大户人家老车家的厢房里。结果万万没想到，老车家失了一场大火，将木版和房子烧个片瓦无存。他最后还给我们写了一个证明：一场大火烧掉了年画木版。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记忆让这位老人给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了。

老人见我们拿去了一些年画，于是就告诉我们，这些年画从前他家都贴过，连蒙古族人的家里也贴这种年画。而且，他还拿起来，一张张地在他家的墙上比画着，说明当年这些画都贴在什么位置上。

临走，他甚至舍不得我们离开，非得与大家拿着年画合了个影。

就此，我们的考察活动基本上结束了。

前后近半年时间的“中国民间闯关东年画”的田野调查和考查活动行程一万多公里，涉及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等四个省份的部分地区。经过了白城、通榆、洮南、瞻榆、双辽（郑家屯）、卧虎屯、通辽、开鲁、巴林左旗（林东）、赤峰、西乌珠穆沁旗、乌兰浩特、突泉、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右旗、齐齐哈尔、昂昂溪、哈尔滨、五常、一面坡、长春、四平、吉林。辽宁的沈阳、铁岭、昌图、开源、新民、桓仁等地。我们在各种古玩市场、集市、博物馆、图书馆中寻觅，均没有发现李家从前的木版和印下的年画。

宋德辉馆长终于在长春市长江路古玩市场三楼的一家古画收藏者那里买到一张《吉庆有余》，恰恰是白城地区芦苇印刷厂出版印刷。我们又急忙赶到白城地区芦苇印刷厂旧址。但这个厂子早已不存在了，此地已变成了其他单位。

此后，我又在长春古玩市场上收到《吉庆有余》1张，在长春第二新华印刷厂的仓库里又找到刘佩珩年画5张、古学忠年画3张（两张成联的），还有吉林作者的年画64张。加上宋德辉馆长在白城博物馆的那些，总共就是这些。但是，明确确认为李家所印的年画一张也没有，一块版也不见。于是，可以明确地下结论，闯关东木版年画彻底走失了，但它最终演变成现代年画在东北民间活着，特别是在白城通榆活着。

这样，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一定要保护好李连春直系传人李兴亚、李向荣和他生活的相关区域间的记忆。于是近两个月来，我先后五次去往白城、通榆，与宋德辉、刘志成、董革等人在嫩江南岸，在霍林河，在文牛格尺河、洮儿河流域的包拉温都、糜子荒、半拉可申、六喇嘛甸子、西五久营子、东五久营子、马场屯、李家屯、前五久营子、后五久营子等处进行全面的拉大网式的调查，终于形成这本《闯关东年画》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