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闯关东”带去了哪些齐鲁的文化,这些文化被那块冰雪大地吸纳融合了吗?
多年来,在走南闯北的文化抢救中,每到一处,我都会挤出时间去看看当地的古董市场。一个个时代像一只只历史的大鸟。大鸟飞去,那些散落四处美丽的羽毛,常常出现在一些古董店里。一盏锈迹斑斑的油灯或一枚笔画模糊的老印章、一张告示揭帖、一件式样别致的坎肩、一件形制奇特的小器物,往往会唤回一片消失在时光隧道中过往的情景,激活我们对那只飞去的历史大鸟无边的想象。
年画是年时应景的装饰,也是消费品,用后便弃,不会存藏。因而,不管历史上制作的规模如何巨大,遗存却总是寥寥。在20世纪末,各地古董市场已鲜有古老的年画及老版出现,但进入21世纪,大量的老年画忽然源源不断一涌而出。每过眼前,竟发现大多是山东几个产地的风格。山东是年画产地最多的省份。大产地有4个:杨家埠、高密、平度和东昌府。如今,这些产地的古版年画早已是一画难求,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如果画上不是清清楚楚署着高密某乡某村,谁敢说是高密人画的?这些画怎么都跑到东北三省的民间了?
这使我联想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罗斯植物学家科马罗夫在沈阳等地就买到过大量年画,现今收藏在俄罗斯的国家地理学会。2004年我在访俄期间钻进圣彼得堡一个窄如巷子的小街深处,寻到这个闻名世界的地理学会,在学会的资料室里受到热情接待,有幸看到那批100多年前来自中国的民间杰作。我轻轻地一页一页掀动着码在桌上足有一尺多高的古版画,仔细辨识这些画的产地,中国北方各个年画产地竟然一处不缺,这表明东北三省广大的民间一直是中国木版年画巨大的市场。千千万万“闯关东”的山东人无疑是创造这个市场的生力军。
为什么说是“市场”而不说“产地”呢?因为照以往专家们的说法,东三省本身没有年画产地,它只是一片广阔无边的消费年画的世界。连《辽宁省志》都说他们那里一直到民国年间也没有专业的年画艺人。故而,从来没有人去东北研究年画——连画都是外来的,还研究什么呢?
直到近些年东北地区一些古董市场年画渐渐走红,专事年画收藏的人日见其多,才使我们想到它背后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人文背景——“闯关东”。
从清初至民初这200多年间,两三千万山东人一批批前赴后继地奔赴到广袤又肥沃的东北大地谋生。民俗是一种无法丢弃的顽固的文化心理,而且,情感浓重的山东人一定是把故乡的习俗作为乡情乡恋最深切的表达方式。于是盛行于齐鲁民间的年画,便被千里迢迢带到这里,一年一年渗入本地岁时的生活里。
东北很多地方的方志(例如从黑龙江的《兰西县志》《桦南县志》《宝清县志》到辽宁的《桓仁县志》、吉林的《白城县志》《农安县志》《榆树县志》等)都有腊月底张贴年画和门画的风俗。这些地方都是山东人“闯关东”的落脚地。
前年,我们在河南滑县李方屯年画考察中,曾发现一幅绘着观音、关公和财神比干的《三像》,上边的文字全是满文,显然这是一幅为关外满族人特制的年画,它表明“闯关东”的山东人已经把汉民族的文化深深地融入那里少数民族的生活中了。
可是,山东人“闯关东”是漫长的200多年啊!东北三省使用的年画一直都是由关内供应,或是山东人从老家捎去的吗?既然东北有那么巨大的年画需求,山东人会不会把他们的作坊搬过去,甚至在那里也形成一些小产地?我这样推测,是因为很多年画产地的缘起,都始自一些心灵手巧的外来艺人把刻版印画的手艺带过来。
我把关于“闯关东年画”的想法告诉家在吉林的中国民协副主席曹保明,请他下去先摸摸情况,弄清楚“闯关东年画”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还是东北曾有年画作坊和产地——只不过我们对此无知?曹保明是保护东北民间文化的一员大将,田野工作是他的强项。他写过不少关于猎手、渔夫、伐木与驯鸟高手的口述史,都是田野记录的上品。
一天,曹保明忽来电话,他兴奋地大喊大叫把我的手机变成扩音器。他说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对“闯关东年画”做了专项调查,孰料不多时就有了成果。他们在吉林北部挨近黑龙江的白城通榆竟然发现木版年画的作坊!这可是民艺学一个大发现,它能填补东北三省没有年画产地的历史空白吗?
白城地处嫩科尔沁,清王朝入主中原后,把这片草原划给曾经对其助力的蒙古族贵族。后来,蒙古族贵族大块大块地把草地出卖给来开荒播种的山东人,这里就成了“闯关东”的热土。山东人在栽种生活时,无意中栽种了文化,年画也扎下根来。
曹保明的调查结果,印证我们的推断不谬。通榆年画作坊的历史可以上溯100年以上。上一代故去的最知名传人有刘长恩(1931—1996)、刘佩珩(1953—2006),就全是山东济南历城千佛山人。如今健在的年画传人李向荣以及剪纸艺人高静,祖籍也是山东。他们的手艺是曾祖一辈“闯关东”时带到草原上来的。这些都证实了此地的年画制作与“闯关东”的直接关系。
初步调查获知,李向荣一家所擅长的年画全是中原的传统题材,诸如门神、灶王、神像、戏出故事、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娃娃仕女、吉祥图案等,一样也不少。他们自己刻板,自己印画,连染纸也自己做。他家印制的年画行销远近很多地方,连周边的包拉温都、瞻榆、糜子荒一带蒙古族村子也挂他家的画。可惜由于历史久远和“文革”之难,世代相传的数百幅古版全劈成碎木烧了。没有版就没有版画的生命,从此也就终止了年画制作,一些年画艺人改行了。如今,传人李向荣还是技艺在身,但空无画版。去年,通榆木版年画曾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历史资料匮乏,未能被认定为“遗产”。
为此,我请曹保明对“闯关东年画”做继续延伸调查。一是扩大普查范围,进行地毯式文化搜查,重点是找寻年画制作的传人与后代;二是对白城博物馆现藏的为数不少的民俗年画进行鉴定,找出确定无疑的本地作坊的年画遗存;三是从东北各地的古董市场和收藏家手里找寻物质性见证。一俟材料充分和明确,我们会在吉林或黑龙江召开“闯关东年画”学术研讨会。至于闯关东年画的艺术特色,以及画中东北地区的人文内容,都需要下一步深入地研究与探讨。闯关东年画肯定是一个尚未开发的文化富矿。
尽管这只大鸟已经远去,消隐在逝去的时光里。我想,我们一定会掇拾所有遗落的羽毛,在时光隧道中描绘出它往日雄健的影像。
我对这一田野工作充满热切的期待。当然,我们还要努力。
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