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风汉韵流海内：辽金西夏衣饰

宋、辽、金、西夏并立的时代，是中国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历史学家们往往将其视为第二个“南北朝时期”。

盛唐的衰落，少数民族政权的相继崛起，宋政权的软弱等等，所有这些却造就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承与交融。而这种文化上的传承和交融，也自然会体现在衣饰上面。

1.辽朝衣饰

辽的衣饰受盛唐风格的影响极为显著。

从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墓出土的木版画《侍女图》来看，侍女乌发浓重，束高髻，髻顶有白色环状饰，下系红色带，带边饰黄色联珠纹。髻前两鬓插半圆形梳，左梳红色，右梳淡绿色。上身外着乳白色短襦，直领，淡绿色边，襦下为绛紫色地淡绿色团状牡丹花纹夹衣，胸前领后露出红色衣里，衣下部两侧开禊，分前后两片，底缘半圆形。内穿长裙，足穿绛紫色敞口鞋。胸前露墨绿色护胸，外缘淡黄色。于夹衣外胸前结红边橘黄色长带，带头并列下垂。

这种妆饰与衣着特征颇具唐代侍女遗风。

此外，在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2号墓《颂经图》壁画中，盛装女子均容貌丰润，发型讲究，着宽大衣袍，犹如唐代仕女画翻版。全图围绕颂经贵妇展开。贵妇云鬓抱面，所梳发髻的正面上下对插两把发梳，佩金钗。弯眉细目，面如满月。红色抹胸，外罩红地球路纹宽袖袍，蓝色长裙，端坐于高背椅上。贵妇前侧并立4人，前2人为男吏，头戴黑色展脚幞头，分着红色、深褐色衣袍，表情谦和。后2人为侍女，一人着红袍，一人着浅色袍，均面向女主人拱手恭立。贵妇身后侍立2女，一人持扇，一人捧净盆。

上述侍女除持扇者梳双髻外，其余发型均与女主人相同，着服亦为宽袖袍配长裙。这些都是汉族服饰的风格，但在辽墓壁画中却有所反映。

辽耶律羽墓中的丝绸团窠和团花图案，也从服饰图案上表明了辽与唐的不解之缘。在唐代，团窠成为一种将圆形主题纹样和宾花纹样作两点错排的图案形式的通称，而与此相类似的具有圆形外貌的花卉图案，称团花更为合适。

耶律羽之墓中的团窠卷草对凤织金锦、绢地球路纹大窠卷草双雁乡、黑罗地大窠卷草双雁蹙金乡、罗地凤鹿绣、簇六宝花花绫等，基本上属于团窠或团花图案的范畴。这显然是对唐代团窠和宝花图案的直接继承，受到了唐代晚期丝绸花鸟图案中穿花式纹样的影响。

到了辽、宋并立时期，契丹人和汉族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在两国关系缓和时期，还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形成“茶马互市”。宋辽服饰之间的相互融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在汉族服饰和本民族传统的影响下，辽的服饰形成了独特的汉胡杂糅风格。根据接受汉服影响深度的不同，可以把辽的服装分为北班与南班两种类型。

北班服饰为契丹族的“国服”；南班服饰则被称为“汉服”。北班服饰以长袍为主，男女皆然，上下同制。一般都是左衽、圆领、窄袖。袍上有疙瘩式纽襻，袍带于胸前系结，然后下垂至膝。长袍选用的色系一般比较灰暗，有灰绿、灰蓝、赭黄、黑绿等几种，纹样也比较朴素。贵族阶层的长袍，大多比较精致，通体平绣花纹。也有出现龙纹的，这反映了两民族的相互影响。

南班服饰不仅百姓可穿，汉族的官吏也同样可以穿。

宋朝流行的服饰诸如男子戴的幅巾，女子用以包裹发髻的巾袱、百裥裙、旋裙以及宫廷舞乐者的穿戴等自然会很快传入辽朝。根据《契丹国志》等书的记载，就连契丹国主也受到影响，在外出射猎时也头裹诸如汉人戴的幅巾。在契丹画家胡环所绘《卓歇图》里就有戴幅巾的契丹人物形象。

包髻是宋代妇女用以包裹发髻的巾袱。在辽墓出土的壁画中，也常常见到妇人包髻的形象。

百裥裙始于六朝，至宋大兴。这种裙在辽金墓中也有所反映，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3号墓东壁壁画上的妇人；同为河北宣化的张文藻壁画墓，其后室南壁壁画里的挑灯侍女穿的也是百裥裙。

宋代流行的裙式中还有以裙两边前后开衩的“旋裙”。这种旋裙在辽金墓中也有所体现，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6号墓西壁画有《散乐图》：舞蹈者梳髻，上穿绿色交领短衣，下穿杏黄色旋裙，绿地白圈红点裤，红色蔽膝，黑色鞋。

花脚幞头在宋代是宫廷舞乐者所戴的一种幞头，在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6号壁画墓中，西壁《散乐图》中的乐队7人：均头戴形状各异的花肢幞头，上插花卉，眉间涂一黑点。10号壁画墓中前室西壁男装女乐亦戴类似的花脚幞头。

在辽代，衣饰还是身份地位和阶级关系的反映。从辽庆陵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多穿小袖，有裹巾子的，有髡发露顶的。这与当时人的身份地位相关。契丹本部的身边侍从，有品级的才许使用巾裹，一般仆从及本族豪富也必露头，即使身为富豪，也需向政府进献大量财富才能取得戴巾子资格。

另外，内蒙古库伦旗7号辽墓墓道西壁壁画中，以墓主人和侍从的形象刻画，则深刻反映了主仆之间的阶级关系：墓主人身着淡蓝色圆领窄袖长袍，足蹬红靴，左手挎带、右手端红色方口圆顶帽；墓主人身后一侍从，戴黑色巾帻，内穿蓝色中单，外着淡蓝色交领窄袖长袍，外套蓝色交领半臂，围捍腰，袍襟掖于腰部，缚裹腿，穿麻鞋。左手持蓝伞荷肩，右手握拳至胸前。主仆的地位悬殊，从各自的装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辽的衣饰中还体现了宗教信仰。在其宗教信仰上，一方面契丹人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及民族传统宗教的成分，另一方面则逐渐接受中原地区的宗法性国家宗教的影响，形成一种混合的形态。这种混合信仰也体现在辽的服饰形制上——在辽的服饰中，对于萨满教、佛教及道教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

据《辽史》记载，辽在契丹国时，军队就已使用铠甲，有铁甲也有皮甲，主要采用的是唐末五代和宋的样式，以宋为主。铠甲的上部结构与宋代完全相同，只有腿裙明显比宋代的短，前后两块方形的鹘尾甲覆盖于腿裙之上，则保持了唐末五代的特点。铠甲护腹好像都用皮带吊挂在腹前，然后用腰带固定，这一点与宋代的皮甲相同；而胸前正中的大型圆护，是辽代特有的。

契丹族的武官服装分为公服和常服两种，样式没有明显不同，都是盘领、窄袖长袍，与一般男子服饰相同，可能常服比官服略紧身一些。这两种都可作战服。

2.金朝衣饰

金人死后实行火葬，在北京、辽宁、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出土金代墓葬均有火焚迹象，故金国墓葬中遗存服饰实物的极少。我们今天对金代衣饰的了解，主要依据历史文献。

金国为女真族国家，最初附属于辽，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对辽不断蚕食，最终联合北宋共同灭辽。

女真族发祥的东北地区缺乏种桑养蚕的条件，因此金人没有丝织的传统。所以“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

自从女真人进入燕地，开始模仿辽国分南、北官制，注重服饰礼仪制度。灭辽战争中，金人感到北宋软弱可欺，故寻找借口，制造了侵宋战争，并最终迫使宋室南渡，放弃了淮河以北的国土。女真人由此进入黄河流域，又吸收了宋代冠服制度。因此，金朝服饰带有契丹、女真和汉族的多重特点。

皇帝冕服、通天冠、绛纱袍，皇太子远游冠，百官朝服、冠服，包括貂蝉笼巾、七梁冠、六梁冠、四梁冠、三梁冠、监察御史獬豸冠，大体与宋制相同。

公服的服色，五品以上服紫，六品七品服绯，八品九品服绿；款式为盘领横襕袍，窄袖、盘领。衣长至中骭（即小腿胫骨间），便于骑马。在肩袖上饰以金绣。

金世宗时曾按官职尊卑定花朵大小，三品以上花大五寸，六品以上三寸，小官则穿芝麻罗。腰带镶玉的为上等，金次之，犀角象骨又次之。一品束玉带，二品笏头球文金带，三、四品荔枝或御仙花带，五品乌犀带。武官一、二品玉带，三、四品金带，五、六、七品乌犀带。腰带周围满饰带板，小的间置于前，大的置于后身，带板的装饰多雕琢春水秋山等纹样。带上挂牌子、刀子及杂用品三至五件，文官还要佩金银鱼袋。

金之卫士、仪仗戴幞头，形式有双凤幞头、间金花交脚幞头、金花幞头、拳脚幞头、素幞头等。

金人的发式，据《大金国志》载：“金俗……栎发（一作辫发）垂肩……垂金环，留颅发系以色丝，富人用金珠饰。妇人辫发盘髻……自灭辽侵宋……妇人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

金代男子的常服通常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头裹皂罗巾、身穿盘领衣、腰系“吐骼”带（又译“陶罕”带）、脚着乌皮鞋。

金代服饰多用环境色，即穿着与周围环境相同颜色的服装。这与女真族的生活习惯有关：因女真族属于游牧民族，以狩猎为生，服装颜色与环境接近，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冬天多喜用白色。春天则在上衣上绣以“鹘捕鹅”“杂花卉”及“熊鹿山林”等动物纹样，同样有麻痹猎物、保护自己的作用。

女真女子喜穿遍绣全枝花的黑紫色六裥襜裙。襜裙就是用铁条圈架为衬，使裙摆扩张蓬起的裙子。上衣喜穿黑紫、皂色、绀色直领左衽的团衫，前长拂地，后长拖地尺余，腰束红绿色带。许嫁女子穿褙子（称为绰子），对襟彩领，前长拂地，后拖地五寸，用红、褐等色片金锦制作。头上多辫发盘髻。女真侵入宋地后，有裹逍遥巾的，即以黑纱笼髻，上缀五钿，年老者为多。

皇后冠服与宋相仿，有九龙四凤冠、袆衣、腰带、蔽膝、大小绶、玉佩、青罗舄等。贵族命妇披云肩。五品以上母妻许披霞帔。嫔妃侍从服云纱帽，紫衫，束带，绿靴。

金代早期的铠甲只有半身，下面是护膝；中期前后，铠甲很快完备起来。铠甲都有长而宽大的腿裙，其防护面积已与宋朝的相差无几，形式上也受北宋的影响。

金代戎服袍为盘领、窄袖，衣长至脚面；戎服袍还可以罩袍穿在铠甲外面。

3.西夏衣饰

建立西夏的党项羌原为游牧民族，建国以后一向以武功立国，但在经济生活与文化上逐渐受汉族封建体系的影响。

到西夏中期的仁宗仁孝时期，由于崇尚儒学，实行科举取士，失去骑射尚武的传统，逐渐沉湎于安逸侈靡之中，自此走向衰败的道路。成吉思汗多次进攻西夏，到其子窝阔台称汗以后最终灭亡了西夏。

为了对成吉思汗因进攻西夏受伤而死一事进行报复，蒙古军队在占领西夏以后对其境内的各种物质、文化设施进行了彻底的毁灭，导致西夏文物典籍几乎全部损失。因此，今天我们想要了解西夏的服饰文化，也只能从一些历史陈迹中见其一斑。

西夏的服饰实物，在考古发掘中尚无完整的发现，但西夏的洞窟壁画、木版画等人物绘画，却保留了不少党项族的着装人物形象。如莫高窟第109窟东壁西夏王及王妃供养像，西夏王手执香炉，头戴白鹿皮弁，穿皂地圆领窄袖团龙纹袍，腰束白革带，上系蹀躞，脚蹬白毡靴。身后侍从打伞撑扇，都戴白色扇形帽，窄袖圆领齐膝绿地黑小撮花衣，束蹀躞带，白大口袴，白毡靴。王妃手执供养花，鬓发蓬松，头戴桃形金凤冠，四面插花钗，耳戴镶珠宝大耳环，身穿宽松式弧线边大翻领对襟窄袖有袪曳地连衣红裙。这种衣裙与回鹘女装完全相同，可见她采纳了回鹘女装的格式。

西夏王穿汉式服装，因为他希望与中原皇帝平起平坐。而王妃穿回鹘装，则反映了西夏与回鹘在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方面关系密切。

又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男女供养人为西夏高级官员，男戴有檐小毡冠或扇形冠，穿圆领窄袖散答花袍，腰束绅带，绅带外再束蹀躞带而不挂蹀躞七事，脚穿皂靴。女戴桃形金凤冠或金花冠，广插簪钗，耳挂耳坠，穿大翻领窄袖宽松式回鹘裙装；女子发式或宽鬓掩耳，或鬓发垂髻，余发披于后背。

在安西榆林窟第3窟内室东壁南端千手千眼观音像法光两侧，画着非常写实的犁耕图、踏碓图、锻铁图、酿酒图，可见到西夏劳动者一般的着衣情况。

西夏武士所穿铠甲为全身披挂，盔、披膊与宋代完全相同，身甲好像裲裆甲，长及膝上，还是以短甲为主，说明铠甲的制造毕竟比中原地区落后一些。

西夏的官服为也可作戎服，如辽代的契丹服一样，两者无明显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