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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美术批评，在最初延续了对九十年代热点美术现象的关注和讨论。例如，对女性艺术现象、水墨艺术现象的关注。其中，关于水墨艺术的批评还引发了批评家之间的争论。同时，在九十年代出现的批评议题也在新世纪得以进一步讨论，如美术中的后殖民文化问题。不过，从整体来看，进入新世纪的批评开头看似热闹非凡，过了几年便显得空洞无物，茫然失语。
进入新世纪，批评家与批评家、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的争论在没有太大的批评建树的批评历史上显得尤为突出。2003年，岛子和彭德两位批评家之间出现了争论。2003年《江苏画刊》第11期刊登了批评家彭德的《岛子现象》一文，从而正式拉开了岛子和彭德关于行为艺术的学术论争和相互对彼此人格的批评。彭德的文章是回应上海春季艺术沙龙的批评家论坛期间岛子对他的指责。两人的争论后来在“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等网络上又引发其他网友对于双方的再批评。
而仅就2006年的批评界而言，足以形成一篇文章来历数这一年中发生的批评争论——《关于文化优劣和当代艺术的激辩——2006年艺术批评中的笔墨官司》。文中，作者首先注意到了王南溟与周彦、王南溟等人与黄河清、水天中与王仲、四川美院2003级本科生王文娟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邱正伦的争论。
以下选择几个案例来简述。
2006年在期刊与网络闹得沸沸扬扬的“王仲与水天中事件”源起于苏联画家苏里柯夫的一幅作品《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
2006年是中俄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俄罗斯年”，为此，《美术》杂志开辟了“中国文化年专栏”，在专栏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俄罗斯艺术的文章。在2006年第4期的专栏中，发表了《北京美术界隆重举行“苏里柯夫逝世90周年学术纪念会”暨“苏里柯夫作品复制展”》（作者曹凡）、《苏里柯夫属于全人类——在苏里柯夫逝世90周年学术纪念会上的致辞》（作者王仲）和《壮丽历史图卷的创造者——在苏里柯夫逝世90周年学术纪念会上的主题报告》（作者奚静之）三篇文章，在后文中，配发了苏里柯夫多幅作品的图片，其中就包括《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2006年4月，北京昌平九华山庄的会议中心召开“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讨会”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油画研讨会”，在会上，水天中认为《美术》杂志刊发《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一画是错误的决定。随后，《美术观察》2006年第6期的《多角度探讨“写实油画”和“重大历史题材”——“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讨会”和“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油画研讨会”综述》一文，报道了这次研讨会，其中，提到水天中在会上的发言观点：“中国艺术研究院水天中在发言中强调了艺术创作的民族感情问题。他指出，《美术》杂志今年第4期发表了描绘沙皇俄国哥萨克骑兵挥舞弯刀疯狂屠杀我国少数民族同胞的大幅作品，尽管该作品的艺术性表现不错，但是在我国主流艺术杂志上居然能出现这样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作品，却让人感到难以理解。艺术不是没有国界的，艺术家首先要爱国、爱民族，这样才不会辜负‘中国艺术家’的称号。”
随后，《美术》杂志开始回应，在2006年第8期，《美术》杂志以杂志社的名义发表了《政治指控要有事实根据——答水天中》一文，文中首先将水天中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描述为“当着近百位与会者的面攻击……《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作品有政治问题”，并以较高姿态提道，“我们对水天中的这种无聊攻击本来根本不想理睬，因为我们知道水天中始终对他心目中这本‘我国主流艺术杂志’一直怀着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楚的思想情绪。我们有许多正事要做无暇去顾及一件属于美术史和世界史普通常识的小事。但目前看来继续保持沉默不行了，水天中在九华山庄会议上对《美术》杂志的政治指控在美术界越来越扩散，到处议论纷纷，甚至有好心人打电话到《美术》杂志社来询问曲直，这严重地损害了《美术》杂志的政治声誉”。接下来，此文谈到苏里柯夫这件作品的历史背景，就争论点叶尔马克屠杀的是不是中国少数民族人民一事展开了陈述，苏里柯夫画的历史画《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表现的是十六世纪下半叶第一个沙皇伊凡雷帝统治的俄国与库楚姆汗统治的西伯利亚汗国之间的战争。而当时的西伯利亚汗国与俄国、中国明朝是三个没有从属关系的国家。据此史实，《美术》杂志认为水天中的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抓住这点后，文章接着对水天中展开了严厉的批评：“水天中这种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栽赃诬陷的做法，完全是‘文革’整人的经典方式。‘文革’已经结束整整30年了，其遗毒今天又在水天中这里显现，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水天中作为一个国家级研究所的研究员，对俄罗斯美术史不作一点‘研究’，毫无一点历史知识的事实依据就放言诬人，这哪里有一点点搞研究的‘研究员’的样子。”
《政治指控要有事实根据——答水天中》这篇文章中不乏一些比较中肯的陈述，但其硝烟味、刻薄味、高高在上的感觉同时存在。也许就是在这种纷繁复杂味道的刺激下，这件事件开始发酵，在网络上被炒得很激烈，同时，当事人水天中也开始继续回应。水天中撰写了《对“美术杂志社”公文的回应》一文，发表在多个网络平台上。
在文章中，水天中展开了多方面的回应与反击，他指出，叶尔马克的征服是杀戮的历史，我们应该明确自己对历史的选择。此外，他针对《政治指控要有事实根据——答水天中》一文中的重要依据：历史事实展开了回应，他引证其他学者的研究，说明明朝时期的西伯利亚与中国有非常深的历史关系，在西伯利亚聚集的民族中，有一些原来受中国政府的管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反击了《美术》以美术杂志社的名义发文的行为，在文中，他说：“以报刊单位的名义写成公文讨伐异己，确实是当代中国文坛前所未有的盛事。但说老实话，我觉得以‘美术杂志社’名义发表的这篇公文，无论工作程序，文字水平，还是思想立场，都不能代表《美术》杂志社，更不能代表《美术》杂志的主办单位——中国美术家协会。实际上它只是《美术》杂志某些人违反工作程序的拙劣表演。”他的批评矛头直指当时《美术》杂志的主编王仲。同时，他也表达了对《美术》杂志的质问，他认为，《美术》杂志社有一套管用的手段：首先设计出一个罪名，然后以循环论证的手段展开大批判，同时，还有一套惯用的语言——“少数心怀叵测的人”“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栽赃诬陷”“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进行政治诬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此次事件在围观中发展到了最高潮。2006年9月2日，中国批评家网等多家网站和2006年第5期《世界艺术》双月刊，发表了十九位批评家联合签名的《部分理论工作者致中国美协主席及全体会员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副主席及全体会员：
你们好！
近读《美术》杂志2006年8月号发表的《政治指控要有事实根据——答水天中》一文后，深感震惊。
1.今年4月，在中国油画学会受文化部委托召开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油画研讨会”上，水天中先生对俄罗斯画家苏里柯夫的历史画《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提出了批评意见，同时对《美术》杂志发表这件作品提出了批评意见。全面看，水天中先生是在对历史画创作题材内容的选择问题发表个人看法，属学术讨论，《美术》杂志负责刊发苏里柯夫《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一画的编辑责任人也可以就水天中先生的批评意见提出反批评，如果是这样，亦属正常的学术讨论。但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美术》杂志发表的这篇文章却以“《美术》杂志社”名义发表，而且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水天中先生进行了政治陷害。
2.以“杂志社”的名义发表文章讨伐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这种丧失学术公德的行为在报刊史上前所未闻。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机关刊物的《美术》杂志和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美术》杂志社均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公器，负责该项工作的权利人无权滥用此公器压制学术民主、排斥不同意见、维系个人的权利地位。公器非个人用以售其私的地盘。
…………
4.近些年来的《美术》杂志在个别负责人的把持下，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后中国美术界出现的新形势，对此，美术界的广大同人有目共睹，早有公议。
创刊于50年代初的《美术》，乃中国全体美术家之《美术》、全中国美术事业之《美术》。协会领导为何一再容忍这样一个没有学术背景的、不称职的、已经超过退休年龄的人长期把持这样一个重要的刊物？
不当之处，望指正。
谨颂
艺祺！
具名人签名（以姓氏笔画为序）：邓平祥、王林、皮道坚、冯博一、刘骁纯、孙振华、朱青生、李公明、吴鸿、杨卫、杨小彦、郎绍君、邹跃进、贾方舟、徐虹、殷双喜、陶咏白、高天民、鲁虹
事件发展至此，网络上已经是一片哗然。公开信发表之后，人们都在期待着《美术》杂志或是王仲的回应。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回应，只是在网络上、期刊上，我们看到还有些零星的论争文章发表。
在美术批评界的“水王之争”中，《美术》杂志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美术》杂志的前身是《人民美术》，创刊于1950年，1954年改为《美术》，当时的编辑为著名美学大师王朝闻。此后，华君武、华夏、邵大箴等都曾担任过《美术》杂志的主编，而且，《美术》杂志在七八十年代曾发挥过重要的领导作用，但凡熟悉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的人，都会记得连环画《枫》与油画《父亲》在《美术》杂志上的争论。但是，随着大环境的变迁，进步、开放、有较强的学术性的《美术》形象已经被保守、刻板等负面形象取代。其实，批评家之间的争论是正常的，水天中批评《美术》杂志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美术》杂志以杂志社的名义发文，不免过于夸张。尤其文章中刻薄尖酸又高高在上的语气，与《美术》杂志应有的严谨端肃的气质背道而驰，正是这点才激发批评界人士的集体反感，而在“水王之争”的高峰期，作为《美术》杂志主编的王仲，日子也并不好过。有批评家提及那段时间对王仲先生来说，可谓形成了“全国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被“围剿”的势态。不过，批评界的这次争论，就其原有的出发点而言，可谓有始无终。
前文在陈述九十年代实验水墨现象批评时，曾提到批评家皮道坚与王南溟之间的争论，由于二者之间的争论主要发生于二十一世纪初，因此，此处稍加详述。
王南溟在九十年代曾撰文批评过实验水墨主题狭窄、突破性有限等问题，但是在新世纪，他针对皮道坚对实验水墨的批评行为展开了批评。2004年《画刊》第5期发表了王南溟的一篇文章《无边的吹捧：皮道坚的“实验水墨”评论》，文中首先谈到皮道坚对于“实验水墨”超越中西方二元对立论的前后矛盾，又说实验水墨是有前途的，但又说不清前途在哪里。并且提出了一个在后来引起争议的词——坐台批评，他写道：“我们现在可以不费力气地知道，之所以出现上面的逻辑错误，是因为皮道坚只要对他认为要吹捧的对象进行吹捧，那一定是用一种旋转式、全方位的，并且是不计后果的力气。透过‘实验水墨’这个话题，我们就能知道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的问题。具体到皮道坚的例子，就是‘坐台批评家’到底是如何‘坐台’的。哪怕是‘走向21世纪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时，都是画家与批评家一起开会，然后画家出作品，并安排某批评家写某画家的评论，这种‘一帮一，一对红’的工作作风也会延伸到艺术批评中。”他指出，作为批评家的皮道坚，“无边吹捧”的对象是艺术家刘子建与张羽。并且，王南溟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以皮道坚对刘子建与张羽的批评文章为案例，结合皮道坚发表在其他地方的批评文章指出：“所以我希望皮道坚回头来反省一下自己的文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对于我来说，看了皮道坚的这种空洞评论就等于看到了‘实验水墨’画家的试验也是空洞而没有想法的，否则的话怎么让皮道坚一句落在实处的话都说不出来。”
可以看到，王南溟主要是针对皮道坚的批评方式展开质疑。但是，王文中的一些词语激怒了皮道坚，在此文中，王南溟有两处提及“坐台”，前文所述一处，在文中还有一处，“皮道坚对实验水墨的批评文章可以让我们知道，做个‘坐台’批评家也不容易，它不仅需要批评家挖空心思、无中生有地想出美丽和假扮深刻的语句，还需要有吹捧的勇气”。
就如皮道坚所说，王南溟的写作是非常“尖刻”的。作为回应，皮道坚于次年在《画刊》杂志发表《我为什么关注实验水墨》一文，同时，实验水墨艺术家刘子建也撰写《批评的失态：评王南溟的“无边的吹捧”》反击。在刘子建的文章中，他提及王南溟质疑皮道坚“一帮一”的批评时，说道：“因为皮道坚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王南溟骂他是‘坐台批评家’，因为王林、王璜生、皮道坚、皮力、李伟铭、陈孝信、易英、钱志坚、顾丞峰、殷双喜、黄专、鲁虹等人是参加研讨会的批评家，王南溟损他们是在干‘一帮一’‘一对红’的事。”
此外，刘子建的文中还说王南溟“丧失了理智”“胡搅蛮缠”“尖酸刻薄”等等，不过，可以看到刘子建在文中的克制。
那么，王南溟的批评对象皮道坚又如何回应呢？2004年8月25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皮道坚《我为什么关注“实验水墨”》一文，被看成是对王南溟文章的回应。在文中，皮道坚试图回应以王南溟为代表的质疑“实验水墨”艺术现象的批评家，“为什么当代中国艺坛唯独‘实验水墨’会同时受到来自传统和前卫两方面的批评、责难、嘲讽甚至是恶意的攻击、诽谤和谩骂”这个问题，皮道坚将这些负面的观点归纳为四点：一、消亡论或没前途；二、不关心现实民生或者说是缺乏对现实的直接关注；三、实验水墨乃皇帝的新衣；四、唯媒材论。但也许感觉到此文对王南溟确实刻薄的批评没有什么发泄力度，皮道坚后来将这篇文章加注后重新发表于《实验水墨回顾1985—2000》中的《我为什么关注实验水墨》一文中，在“注2”中，皮道坚写道：“该文本身实在不值一提，除了大段引用他人的文章，便是情绪化的发泄和谩骂，作者不仅并未读懂自己所引用的文字，甚至连基本概念也没弄明白，相信认真的读者自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谚云‘文如其人’，王南溟为文之轻薄、刻毒与下作本不足为奇，奇就奇在他居然有脸将自己与坐台小姐厮混的‘见不得人的体验’投射到‘实验水墨’及其评论上，有辱斯文如此，委实匪夷所思！”
正是这段注释，又引发了连锁反应。
本来，有一些批评家是站在同情皮道坚的立场上的，例如批评家杭春晓。他写道：“其实，在王对皮的批评中，皮道坚倒真有些委屈。因为皮对实验水墨的关注是他一直以来的学术姿态，无论采用怎样不正确的价值判断，只能说明他的学术能力出了问题，而与‘坐台’无关。因为所谓的‘过度阐释’是王南溟价值体系下的评判，你可以根据这一点评价皮道坚的学术观点，却无权给别人加上一顶‘无边吹捧’的帽子，这种结论显然是在逻辑指向上发生了偏离。”但就王皮事件的后续发展来看，原本应该立足于实验水墨价值认识的学术讨论完全转化为一种针对个人及其行为方式的争论，皮道坚在注释中的那些话：“这样的言语，实际已背离学术的范畴……固然，王南溟武断地将‘坐台’联系到皮道坚身上有所不妥，但皮的回应将这个本来是学术角度上的比喻转化为王南溟个人生活方式的谩骂却是更加不负责的行为，也使得整个争论完全失去了学术上的建设意义。”
而王南溟也在期刊与网络上针对皮道坚与刘子建的文章展开回应。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艺术标准与学术争论：与皮道坚谈艺术制度与民主》中，王南溟认为皮道坚与彭德相似，“他对那些批评‘实验水墨’的批评家，都套以‘心胸狭窄’和‘别有用心’的过激词语，还将对‘实验水墨’的批评说成是对‘实验水墨’的‘责难、嘲讽甚至是恶意的攻击、诽谤和谩骂’，这就是他在《为什么关注‘实验水墨’》一文中最跳眼的内容。以此皮道坚不用在学理上与那些批评家进行争论，而只要指责对方为人有问题就可以取得学术上的胜利……《为什么关注‘实验水墨’》，是皮道坚声称要与我商榷的文章。但通篇读下来，却找不到一点有根有据的反驳，而使他的这种商榷文章写了也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在写商榷文章。就是说，这种文章是写给艺术家看的，在艺术家面前摆摆动作，证明自己还在。由于它没有一个写给批评家看的学术规范，所以写来写去也等于说他确实是在无边地吹捧‘实验水墨’。如果他要写商榷文章，至少要回答我的这些文章，依次是《无边的吹捧：皮道坚的‘实验水墨’评论》《我为什么称‘实验水墨’为‘贴面水墨’》《纠正后现代：水墨‘可能性’的五个事例》。现在还要加上《抽象画的狭路：‘水墨性话语’与‘宇宙牌’作品》及《‘实验水墨’：刘子建斗得过谷文达吗》两篇文章”。
此后，王南溟在艺术国际网站博客中收录的文集中，《皮道坚的诽谤和对皮道坚的回应》一文较为详细地针对皮道坚与刘子建的批评展开了论述。文章提道：“《无边的吹捧：皮道坚的‘实验水墨’评论》是我对评论活动中‘过度阐释’（请刘子建注意这个关键词）的批评，从这个原理出发，凡是‘过度阐释’的评论都是要受到批评的，皮道坚只不过是一个现成的事例罢了，而刘子建写的《批评的失态：评王南溟的‘无边的吹捧’》一文，并没有证明出皮道坚的评论不是‘过度阐释’；其二，那些东拉西扯的文字也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刘子建平时喜欢写文章但一点学理都没有的，而皮道坚在学术争论中完全失态，还以为现在依然是写‘大字报’的年代。”
可以说，在批评界普遍失语的时期里，王南溟是一个特例。他的言辞犀利甚至刻薄，无所畏惧，无所忌惮，敢于直言，这是他给许多人的印象。同时，从事多年的美术批评，他也得罪了许多人，其中不乏批评界的“大腕”。在《艺术标准与学术争论：与皮道坚谈艺术制度与民主》一文中，他顺带提到对彭德的质疑，与水天中的纠葛，对批评界“坐台批评”的尖锐观点，还有对“集团批评”与“批评霸权”现象的质疑，等等，用王南溟自己的话说，把人都得罪光了。
皮道坚与王南溟之间的批评后来在批评界引起对于批评规范性的思考。前文所说《语境转换与当代批评——由王南溟、皮道坚争论谈起》（杭春晓）即是此类。在2004年持续到2006年的争论过后，王南溟依旧不改犀利风格，而皮道坚也依旧坚持自己对实验水墨的关注，两位都是认真而负责的批评家，都值得我们尊重。毫无疑问，王南溟对于实验水墨现象的批评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他有力的质问恰好可以鞭策实验水墨艺术家为实验水墨的发展寻找更好的方向，也促使皮道坚等关注实验水墨现象的批评家寻找更好的批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