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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内物流与供应链金融实践的快速发展，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也日益丰富，比如冯耕中（2007）从法律特性、核心思想、业务模式和未来发展几个方面系统分析了物流金融业务的创新活动。进一步，李毅学、汪寿阳和冯耕中（2010）全面比较分析了中西方物流金融的发展轨迹，构建了物流金融的内涵和基本结构，提出了物流金融学科的理论研究框架。与二者不同，胡跃飞和黄少卿（2009）基于国内银行业的实践，探讨了财务供应链管理向供应链金融转变的发展过程，并从学理上界定了供应链金融的内涵和外延。姜超峰（2015）则立足国内供应链金融实践，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特点。上述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国内物流与供应链金融的理论研究，厘清了物流金融和供应链金融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以此为基础，为探寻考虑物流企业金融属性的供应链金融的理论框架，本部分着重于分析两个领域的文献：一是关于商业信用的文献，该部分用以论述考虑物流企业金融属性的供应链金融产生的理论基础；二是资产支持融资和质押物定价的文献，该部分主要用以探寻考虑物流企业金融属性供应链金融的风险管理基础。
信贷配给制度下，由于历史信用信息积累的不足和有效抵押物的缺乏，供应链节点上的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信贷配给问题，导致供应链内资金流循环效率低下。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商业信用是信贷配给制度下，金融资源在供应链内部的再分配[Meltzer（1960）；Petersen and Rajan（1997）；Nilsen（2002）；Frank and Maksimovic（2005）；Love et al（2007）；Cull R et al（2009）]，亦是企业让渡金融资源，实现扩大销售，转移库存成本的过程（Uesugi and Yamashiro，2004）。因此，商业信用具有双重功能（属性），一是交易属性，二是融资属性。商业信用早期的文献更多是从交易属性的角度进行阐释，比如商业信用可以促进交易成本的降低（Ferris，1981），针对不同信用评级的企业实施价格歧视（Brennan，Maksimovic and Zechner，1988），尚未建立市场信誉的中小企业以提供商业信用的方式为其产品提供质量保证（Long，Malitz and Ravid，1993），并且有助于交易双方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Wilson and Summers，2002）。因此，商业信用已经成为企业拓展交易渠道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然而，在金融市场发展欠缺，信贷歧视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商业信用融资的功能甚至超过了交易本身。
围绕商业信用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释作用，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相对于外部银行信贷渠道，由供应链上交易主体提供的商业信用至少具有以下优势：信息优势（Biais and Gollier，1997）、担保物的变现优势（Frank and Maksimovic，2005），以及防范交易对手的改变资金用途的机会主义行为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其中，Burkart and Ellingsen（2004）将商业信用视为一种实物融资，相对于银行贷款，可以有效防止借款企业转移融资用途；Fabbri and Menichini（2010）则基于供应商在交易商品变现价值的优势和相对于银行等外部信贷机构的信息优势，提出了两种动机下的商业信用：交易商品的流动性动机（Liquidation Motive，LM）和借款者激励动机（Incentive motive，IM），并给出了相应的融资限额。相较于前两者，Uesugi and Yamashiro（2004）则以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综合商社）为实证样本，系统性分析了商业信用与流动资金贷款的两类差异：主体差异（Institutional Difference，即提供主体不同带来的差异）以及产品功能性的差异（Instrumental Difference）。实证研究发现，即使是同一机构分别提供商业信用和贷款，二者也会表现出显著差异；而普通贷款即使是由不同主体提供也并无显著差异。据此，得出了产品差异是决定商业信用和流动性贷款之间差异的主要因素。
与上述文献不同，Cunat（2007）则从风险定价的视角出发，发现商业信用相比银行信贷而言较高的融资利率（以“2—10 net 30”合约为例，年化利率超过40%），并不仅仅在于供应商的资金成本比银行更高，更在于供应商为下游客户提供的流动性保险和违约风险溢价。与上述观点类似，Boissay and Gropp（2007）以法国企业为实证样本，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可以帮助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渡过超过1/4的流动性冲击，这进一步证实了商业信用在供应链内部由大企业向小企业进行分配的观点。那么是否一定说明大型企业的商业信用可以有效缓释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呢? Choi and Kim（2005）的研究表明，在经济下行时期，由于宏观流动性冲击，企业间的商业信用确实体现出逆周期特征，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企业的净信用供给量（应收账款余额—应付账款余额）均有所增长，但是并无显著的证据表明，大型企业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这说明在面临宏观流动性冲击时，依靠上下游企业间的商业信用或许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小企业的融资瓶颈问题。
事实上，商业信用的提供者并非局限于金融资源丰富的核心企业，自身存在资金约束的中小企业也会提供商业信用（Wilson and Summers，2002），尽管提供商业信用得到的应收账款可以通过质押或保理的方式获得外部机构的融资（Burkart and Ellingsen，2004），但是其原因则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非金融属性。一方面商业信用被视为竞争的工具，是身处竞争性行业的中小企业开拓市场的主动行为（Fisman and Raturi，2004；Van Horen，2005）；另一方面，商业信用源于交易对手强势地位的被动接受（Fabbri and Klapper，2008；Giannetti et al，2011）。此外，商业信用还是尚未建立品牌信誉的小企业向下游客户提供产品质量保证的一种信号传递，而且对于供应链中的下游大型企业而言，比如制造业的终端生产企业，通过商业信用构建的财务关联可以有效缓释上游零部件配套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强复杂生产链条的稳定性（Kim and Shin，2012）。
其中，Klapper，Laeven and Rajan（2012）以PrimeRevenue的3 000个商业信用合同为样本，分别从市场地位或者说议价能力和产品质量保证（Quality Warranty）两个非金融属性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评级最高的大企业获得的信用期限最长。因为如果仅仅是因为市场地位，那么大企业完全可以要求直接的现金价格折扣，但这意味着放弃了产品的质量保证，更为重要的是，直接采取现金折扣可能违反法律，比如美国的克林顿法案，而且极易被竞争对手发现，引起价格战，从而对整个行业不利。商业信用则相对而言更具弹性，而且对于商业信用的提供方而言，通过设定提前支付折扣，能够激励低信用的客户提前付款，从而降低违约风险。
Fabbri and Klapper（2016）则以世界银行对中国2 5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为样本，从小型供应商的视角去分析为什么向不存在融资约束的大企业提供商业信用。首先，源于大企业的强势市场地位，商业信用不是主动提供，而是由于长账期的被动形成；其次，商业信用作为小企业的一种竞争策略（Competitive Device），是主动提供的行为，尤其是产品高度同质化的竞争性行业或者是创新型企业的新产品刚推出市场时。换言之，对于企业本身缺乏市场地位，产品又尚未形成品牌，缺少认可度时，商业信用是比直接的价格折扣更为合适的竞争策略。
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Klapper and Randall，2010），在经济下行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时期，由于需求萎缩导致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小企业会继续提供商业信用。这也许是商业信用存在逆周期特征的部分原因。而其代价就是不断增加的财务压力，从而使得自身的金融脆弱性（Financial Vulnerability）增强。比如Murfin and Njoroge（2015）的研究发现，中小供应商是以牺牲自身的发展为代价，通过削减其他支出来实现对下游大型客户商业信用的供给。换言之，商业信用对存在信贷约束的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国内学者刘小鲁（2012）也趋向于认为市场地位的悬殊致使商业信用丧失二次分配的效率，反而具有恶意拖欠和违约风险特征。因此，在核心企业缺乏供应链管理意识的情形下，供应链内部的商业信用并不能有效解决上下游企业的融资困境，反而进一步加剧供应链内部的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状况。
那么究竟由谁担任银行信贷资源的二次分配职能？正如Hoffmann（2009）以及Pfohl and Gomm（2009）指出，物流企业以供应链集成服务提供商的角色深入参与供应链内部交易，在交易商品的变现和借款企业的经营信息层面同样具有比较优势。根据商业信用的竞争性假说理论[Fisman and Raturi（2004）；余明桂和潘红波（2010）]，商业信用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竞争手段。基于此理论，在同质化竞争异常激烈的物流行业，物流企业通过主导供应链金融，将原有的仓储、运输等基础物流服务拓展为供应链集成服务，提高客户的转换和退出成本，从而构筑竞争性壁垒，大幅提升自身的行业竞争地位。
物流企业在深度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时，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开展风险管理？事实上，中国的供应链金融天然具有资产支持融资的属性，这源于以存货质押为基础的业务模式
。Stiglitz and Weiss（1981）指出，质押资产源于银企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信贷配给行为。质押资产与贷款利率合同条款组合既可以作为一种事前的信号甄别机制减轻逆向选择问题，同时又可以作为防范借款人事后道德风险问题的保险机制。具体而言，质押担保资产在信贷合约设计中的理论假设主要可以划为两类：其一是事前理论，该理论认为质押担保资产可以实现借款者真实风险水平的分离。拥有低风险投资项目的借款者会选择提供质押资产，以换取更低的风险溢价也即更低的利率水平，因此，在该理论假设下，质押担保往往意味着更低的风险，也即二者为负相关关系（Bester，1985，1987；Besanko and Thakor，1987；Boot，Thakor and Udell，1991；Jiménez et al，2006）。其二是事后理论，该理论将质押担保作为最优贷款合约设计的组成部分，以应对贷后的市场摩擦，比如道德风险（Boot and Thakor，1994），合约强制约束能力的有限性（Cooley et al，2004）以及企业经营业绩披露成本的高昂（Boyd and Smith，1994）。因此，该理论认为，高风险的借款企业更容易被要求提供质押担保。换言之，在事后理论中，质押担保与贷款风险之间呈正相关关系。那么两种理论假设看似矛盾的结论，又有何种适用条件? Berger et al（2011）的研究表明，事后理论对于质押担保贷款的风险具有决定性因素，而事前理论更适合于短期的银企借贷关系。Berger et al（2016）进一步研究指出，质押担保贷款风险的理论基础是事前理论还是事后理论，取决于质押资产的流动性和类型。流动性越高，相应的风险溢价越低，事后违约率也更低。但是整体而言，质押担保贷款总是伴随着低风险溢价和高违约率。Cerqueiro et al（2016）同样指出，高质量的质押担保可以得到更高的贷款额度和更低的风险溢价，如果外部的法律制度变革或者政策变化使得信贷人获得质押资产优先受偿权受损，那么银行在提高利率和降低信贷额度的同时，还会放松对于借款企业和担保资产的监管强度，使得事后的违约率更高。
不同于事前和事后两种理论假设，质押担保资产在信贷合约设计中还存在效率损失和“Lazy Banks”两种理论假设。其中，Inderst and Mueller（2007）提出了效率损失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完全竞争性市场中，同业竞争的压力，使得银行难以获得超额利润，往往会拒绝一些现金流较低的次优项目，从而造成效率损失。而具有信息优势的本地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提高质押物价值的方式提高银企双方的期望收益，从而减少这一效率损失。实际上，效率损失的理论假设建立在本地银行在关系型借贷（Relationship Lending）中所掌握的“软信息”（Soft Information）优势，通过提高质押担保资产换取利率的降低。Manove et al（2001）则提出了“Lazy Banks”理论，该理论指出，信贷合约设计中，质押担保资产的使用会降低银行甄别企业融资项目的优劣时所付出的努力程度，进而使得低质量的项目也会获得贷款。
因此，质押担保资产的属性往往是决定业务风险的关键变量[Jimenez and Saurina（2004）；Benmelech and Bergman（2009）]。而具体到供应链金融业务中，质押物不再是土地、厂房等不动产，而是交易商品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应收款项等。正是基于此，Giannetti et al（2011）认为交易商品的属性是商业信用使用的关键因素。最为理想的交易商品莫过于既具有良好的变现价值同时又难以被转移用途。而目前国内关于供应链金融风险的研究也多集中于质押物价格风险的测度以缓释借款企业的信用风险，并提出了以质押率为核心的关键控制指标，比如李毅学等，He et al。
需要指出的是，选择质押担保对于借贷双方而言，均会产生额外的成本支出，从而有损整个债务市场的融资效率。首先，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贷前质押资产的评估，贷后的监管以及借款企业违约后的资产强制回收和处置均会产生成本。其次，对于借款企业而言，抵质押占用的资产存在机会成本，其放弃了原本可以投入生产经营的用途；对于周期性较强的资产而言，其价值的变动尤其是经济下行时期，价值的快速贬损会大幅降低借款企业的融资额度，从而进一步放大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效应。因此，无论是信息技术的进步抑或政策层面的创新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的改善均可以显著降低对抵质押担保资产的依赖，从而降低借贷双方的成本，提高融资市场效率（Berger et al，2011）。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现如今基于大数据风控技术的在线供应链金融快速发展提供了理论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