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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诞生后，产生了一个新的世界：数字世界。物理世界、意识世界和数字世界构成我们人类三大世界。数字世界的意义在于，通过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相互映射、实时交互、高效协同，在比特的世界中构建物质世界的运行框架和体系，构建人类社会大规模协作新体系。未来十年全球数字经济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数字基础设施的重构、切换与迁徙，以及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商业生态再造。以物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移动化、数字孪生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群落，在不断融合、叠加和迭代升级中，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高经济性、高可用性、高可靠性的技术底座。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面感知、可靠传输、智能处理、精准决策的万物智联（Intelligence of Everything）时代。
数字经济体将成为中国对信息时代的“文明级贡献”，未来最大的数字经济体将出现在中国。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性共识，而数字经济体则是数字经济浪潮中的关键力量。全球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48.8%，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已超越传统企业范畴，在产业、组织和价值观上完成重构，成为“数字经济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我国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核心引擎。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互联网快速普及，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蕴藏着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增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反映了随着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数据要素的推动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等是我国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内容，也是为中央确定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动能、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新市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21年10月18日下午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牵引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大家都知道得比较多了，这里不重复了。如果说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解决了我国交通运输、生活出行、物流送达、城市建设等基本生产生活问题，那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为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发展以及智能制造、智能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向智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奠定基础。再深入理解，也可以说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基础设施是我国经济动能转换，实现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双轨发展的新模式、新阶段，最终将形成以数字经济为主的融合发展轨道。
工业互联网是七大“新基建”之一，其核心是建立网络、平台、安全三大体系。工业互联网能够为企业提供四类应用模式：
一是智能化生产。把原有企业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实现生产车间、工厂等成为智能化工厂，提高生产效率。
二是网络化协同。不同企业之间，不同的生产链和供应链之间，进行协同，打造全球和国内不同领域资源的最佳配置。
三是规模化定制。包括to B和to C，工业互联网通过数据的精细化和易获得，让用户和企业直接面对面进行定制，减少企业库存，而且能够按照用户的需求进行生产。
四是服务化延伸。由于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工厂企业卖出的设备都安装了通信模块，因此企业不仅是卖设备，同时通过收集信息，实现故障监测、在线维护等。现在，制造业的服务化已经成为趋势，为企业带来了额外的价值。
目前，已有相当多的企业在为本企业两化深度融合、智能化制造、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的建设中形成积累了相关的经验和技术，在此基础上加以固化、形成规范、制订标准，为同类企业提供相应服务。取得成效后，又进一步扩展延伸，成为有影响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虽然我国工业互联网产值规模已经超过了一万亿，但工业互联网不像消费互联网这样成熟，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探索完善。
在toC领域，互联网公司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巨大商机和社区需求，形成了垄断型的互联网生态，而电信运营商错失了重要的转型时间窗口；而在toB及toG领域，云网融合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中国电信认为云网融合包含4层含义——网是基础，云为核心，网随云动，云网一体；中国移动面向toB市场重构了云网架构，持续打造云网边行业专网，结合N+31+X移动云布局提出了“一朵云、一张网、一体化服务”的云网一体化策略；中国联通推出了包括云联网、云组网、云专线、云宽带、联通云盾、视频智能精品网、金融精品网等在内的七大产品。云网融合是未来发展大趋势，且将从IaaS/PaaS/SaaS逐步升级，市场价值也逐步提高，因此未来5年，电信运营商云网融合将往SaaS方向发展，电信运营商基于云网融合的政企业务未来将有较大市场空间，而且相对于互联网公司在网络方面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
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深入推进，社交软件正逐步从toC向toB延伸，企业组织架构的社交化也改变着移动互联网新的生态，email邮箱的使用率正在下降，很多普通的文件来往正在从邮箱向社交软件迁移。随之而来的是手机存储的瓶颈问题，5年前手机存储的主流是64 G，当前是256 G。未来5年，手机成本正在上升，催生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与个人及企业云存储市场的爆发。
未来5年，中国5 G将慢慢从导入期进入规模发展期。各行业从4 G向5 G迁移的边际效益不明显，VR、工业互联网、8 K高清、云桌面等各种应用的普及将拉动5 G网络的需求。5 G还有一个超大型的市场就是车联网。2020年年底，全球汽车保留量已经超过15亿辆，其中，中国为2.7亿辆。未来车联网的根本是在汽车生产制造过程中，提高车辆的数字化程度，使车辆在静态和行驶中的各项数据能够通过车联网实现车路协同、车车协同，而不再单纯依靠基于手机移动的互联网。车联网要发展需要摆脱对手机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依赖，把汽车数字化、道路数字化，把汽车作为一个移动的物联网终端，让车联网终端成为汽车出厂的标配，从而推动车联网的快速发展。
6 G相对于5 G将不仅是容量、带宽、时延大幅度的提升，而是更紧密地与物理世界融合、与生产融合、与生活融合。6 G将是太赫兹波时代，其兼具微波通信以及光波通信的优点，即传输速率高、容量大、方向性强、安全性高及穿透性强等。逐步实现万物互联，即将人、流程、数据和事物结合，使得网络连接变得更加相关，更有价值，地面基站与卫星通信集成从而真正做到覆盖全球。6 G更近一步，网络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物就是网，网就是物，这就是物网融合的新时代。
就像从工业经济迈入数字经济一样，数字经济之后的阶段是智能经济。如同工业经济时代已经有了数字经济的萌芽，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有了专用人工智能技术，比如人脸识别、图像识别、智能语音识别、L4级的无人驾驶等，而将这些专用人工智能3个及以上融合在一起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未来5年，在一些技术成熟领域将出现通用人工智能的萌芽。
总之，技术的发展动力来源于打破经济瓶颈，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如此循环往复，分析其关键本质对于认知数字经济、把握历史机遇期非常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出一系列前瞻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特别是网络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成功地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人口红利转化为数据红利，探索出适合新兴市场发展环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逼近5.4万亿美元；从增速看，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9.6%，已高居全球第一；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8%。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中，数字经济在支持抗击疫情、复工复产、保障居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消费端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零售业的现代化。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居世界前列。这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京立志于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北京引领数字贸易和消费新趋势，2021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1%，占全市GDP比重40.4%;2022年第一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8918.1亿元，同比增长16.4%，占全市GDP比重22.1%。全市数字经济实现增加值3873.6亿元，同比增长7.2%，占全市GDP比重41.2%，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8.7%，占数字经济比重接近60%。近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新设企业年均增加1万家，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以上企业8060家。2021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4.3万件，占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比重54.2%。
北京在实施大数据行动计划，累计汇聚56个市级部门349亿余条数据，支撑领导疫情防控、社会信用、一网通办等市区155项重点业务应用。通过“京通”“京办”“京智”终端加速推进。“京通”上线多项便民服务，推出长者专版，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申领服务，完成“出生一件事”办理；电子证照服务支撑东城、西城200家酒店“无证”办理入住；推出婚育、中高考、企业服务专区，实现针对特定人群的定向服务。“京办”是面向全市政务工作场景，覆盖市、区、街、居四级的统一基础协同办公平台，是政务办公的统一入口，聚焦实现政务场景中上传下达更畅通、业务应用协同更高效。“京办”自2021年4月开始推广，已覆盖全市“16+1”区，65个市级部门，注册人数超过33万，进一步搭建了全市防疫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自上而下”市、区、街、居四级涉疫数据贯通。“京智”已为49个部门开通服务，辅助支撑领导决策。截至2021年12月底，已接入459个信息系统、772类数据和3893个城市运行监测指标，已为49个部门、149个用户开通用户服务，累计上线14个支撑领导决策专题应用，为疫苗接种指挥调度等提供强有力支撑。
宁波在培育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全面开花，先后培育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数字内容服务业等。目前，一批5 G、北斗导航、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量子计算、信息安全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成为推动宁波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发展数字经济高端产业的同时，宁波在改造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更是不遗余力。截至2019年，宁波累计实施工业技改项目近7000个，其中自动化、智能化改造项目4843个，推广应用机器人3800余台，实施42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示范项目。全市已有12个项目列入了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或专项。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等一批工业互联网重大平台落地，支撑产业数字化。
2020世界数字经济大会暨第十届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于2020年9月11日至13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大会围绕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智慧化”的目标，以线上为主、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交流分享以人工智能、城市大脑、未来工厂、数字化改革、数字新基建等为重点的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前沿技术和成功经验，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开展项目对接合作，会议亮点集中在紧密关注“十四五”新时期数字化发展的总体要求，紧扣“数字化改革”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前瞻性议题；同时注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积极探索数智化赋能“双碳”战略实施等议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数字化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转型、经济结构重构、生活方式变迁和治理方式变革的历史大势，在数字时代构建广东发展新优势，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机遇，围绕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数字化发展重点领域，聚焦数字技术创新、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构建、数据要素高效配置、核心产业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等关键环节，系统谋划推进、统筹资源要素、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提升数字化发展能力，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把广东建设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发展高地。
广东省政府印发《广东省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方案》提出，通过3年左右的探索实践，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继续领先全国，2022年，全省数字经济经济规模实现6.41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50%。《方案》提出了广东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3年“路线图”。2022年，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实现4.4万亿元，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超过1.74万亿元，5 G基站、窄带物联网基站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全省一体化、智能化、绿色化数据中心集群初步建成。
建设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全国标杆。该任务包括加速形成高速、泛在、融合的基础网络设施，打造协同高效的计算存储设施集群，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等内容。到2022年，全省要累计建成5 G基站达22万个，建成珠三角5 G宽带城市群，实现粤东粤西粤北城市、县城及中心镇镇区5 G网络覆盖。
率先形成数据要素高效配置机制。广东将围绕培育建立数据要素市场、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打造数据要素流通顺畅的数字大湾区等方面发力，2022年建立5个主题库和7个专题库，汇聚数据超过200亿条。打造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广东要构建高水平创新基础设施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通用信息技术生态体系，提升关键基础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到2022年全省数字经济领域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16万件。
特色引领推动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广东将强化智能制造高端供给，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5万家以上工业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实施软硬一体的数字化改造。
高质量推动“智慧广东”建设。“数字政府”、大湾区新型智慧城市群、智慧农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都是广东重点发力方向。
打造数字经济开放合作先导示范区。广东省将推出系列举措，促进创新要素国际高效流动，进一步壮大数字贸易，将广东打造成数字丝绸之路的核心战略枢纽。
另据中国信通院广州分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报告（2020年）》（下称“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报告”）和《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0年）》（下称“人工智能报告”）两项重要研究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5 G的网络技术在于：云化、虚拟化、软件定义、网络切片。5 G是无限传输通道，也是联结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与工业互联网的纽带，打通了数据从采集、存储、传送、分析到决策的全过程，发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机器视觉在工业互联网中总被提起，有了5 G，制造业可以实现5 G+AR眼镜机器视觉质检，并通过激光扫描零件视频5 G的传送。超宽带为工人减轻视觉损伤，实现制造业的标准化生产。
尽管腾讯2022年财报显示，微信已经达到13.13亿账号月活量、QQ月活量也达到了5.72亿，但互联网不再是消费互联网的事情。新的互联网风口即将出现在产业端，工业互联网是传统企业与新兴产业之前的连接器。2020年是中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收官之年。“人们对工业互联网的探索已经不再强调其概念和意义，而是注重其应用效果和推广效果。”在产业端，互联并不是最终目的，重点是要数据分析和实现跨平台数据流通，以及围绕数据建模，是企业内部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是产业链的协同、跨厂域之间的协同。
今年广东省两会期间，数字经济成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热议的焦点。作为电子信息、互联网产业和应用大省，广东近年来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做出了诸多探索，在5 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着墨颇多。综合中国信通院广州分院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2019年，广东省数字经济规模达4.9万亿元，占GDP比重达45.3%，年增速达13.3%，超过GDP同期增速约7个百分点。根据中国信息更新通信研究院测算，2022年广东省数字经济规模为6.41万亿元，占GDP比重近50%。
数字经济一词首次出现，是在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于1996年所著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 The Digital Economy : Promise and Peril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中。不过，在这部专著中，泰普斯科特只是用“数字经济”来泛指互联网兴起后的各种新生产关系，并没有对其概念进行精确的界定。2000年之后，新技术猛进，物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你方唱罢我登场。单纯的“互联网经济”已经难以涵盖“数字经济”的全部内容。
目前比较主流的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
从结构上来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数字产业化，也称为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即信息产业，具体业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产业数字化，也称为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即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数字经济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升级、优化，数字经济能够得到更长足的发展。目前，5 G通信技术正在加快建设中，随着5 G技术在数字经济中的深入融合，数字经济将迎来发展新态势。2020年是5 G发展的关键年份，作为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5 G对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5 G基站的选址建设，是保证5 G商用信号覆盖的基础，所以，5 G基站建设是5 G产业布局的第一步。2020年，5 G迎来大规模建设，5 G基站目标不断刷新。通信运营商将正式开启5 G大规模集采，带动产业链。从5 G基站产业链来看，主要涉及上游规划设计、中游建设/运维以及下游应用三大环节。其中，在中游环节涉及产业较多，包括基站设备、小基站、光通信设备、网络工程建设、无线设备、传输设备以及网络优化与运维等。产业链下游端，5 G应用领域广泛，涉及物联网、智能装备、手机/移动终端等。
数字经济既涉及技术条件又涉及经济关系，因此要全面理解它是十分困难的。不过，由三个维度入手或许可以对认识它起到一定的帮助。这三个维度是构成数字经济技术基础的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条件下重要生产要素的数据以及数字经济条件下的重要组织形式的互联网平台。其中，前两个维度构成了数字经济的生产力层面，最后一个维度则构成了数字经济的生产关系层面。
构成数字经济的第一个维度是作为技术基础的数字技术。相比于传统的技术，数字技术有很多特征，例如，它们的演进十分迅速，其发展会呈现出“摩尔定律”或类似的规律；又如，它们都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网络经济特征，在发展突破一定临界点后，增长速度将会极为迅猛。数字技术有很强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属性。所谓“通用目的技术”，是相对于“专用目的技术”而言的。通俗来讲，它指的是，能够同时应用到多个部门的技术。这种属性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数字技术研发工作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它所产生的收益可能远高于其可以给研发者带来的回报，这导致了在市场条件下，研发者的投入可能会低于社会最优的水平；第二，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功用的发挥需要具体部门的技术和组织进行配套，这使得数字经济部门的发展和经济整体的发展可能是不同步的。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索洛悖论”，即数字技术发展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数字技术的“通用目的技术”导致的。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在性质上和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的生产要素存在着很多的不同。首先，从属性上看，数据具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从使用环节看，数据具有很强的“非竞争性”，一个人使用了某样数据，并不影响其他人对它的使用；而从生产环节看，数据具有很强的“非排他性”，不同的搜集者可以对同一数据源进行数据搜集，互不干扰。其次，数据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规模太小，或者维度太少的数据对于分析是没有意义的。随着数据规模的增大、维度的增加，可能从数据中挖掘出的价值将会呈现出几何级数的上升。再次，数据具有较强的可再生性和可替代性。不同于石油等传统的生产要素，数据不会因为使用而消失，反而可能因为使用而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数据也不像石油那样绝对不可或缺。事实上，为了达成相同的分析目标，我们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数据集合。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平台开始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兴起一方面让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释放，并且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对人们的认知提出了很多新挑战。平台同时具有企业与市场的特征。一方面，所有的平台都有员工、有资产、有层级结构，对内会用命令来进行资源配置，对外需要参与市场竞争，这些都是和传统的企业类似的。另一方面，平台并不像传统的企业一样直接生产或销售商品，它们要做的更多是匹配供需。除了本质属性上与传统企业的差别之外，平台还具有很多传统企业所没有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跨边网络外部性”。所谓“跨边网络外部性”，指的是平台一侧的用户会关注平台另一侧（或数侧）的用户数量。由于有了这种跨边网络外部性，平台就有机会通过首先撬动一侧的市场来启动“鸡生蛋、蛋生鸡”式的回振，获得迅速的成长。需要指出的是，在平台竞争的条件下，先发的平台通常会具有更强的网络外部性，从而对客户产生更大的吸引，后来进入的平台则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户。这样，竞争的结果就很有可能产生客户向先发平台的集中，最终产生一家独大的格局。
数字经济受到三大定律的支配，第一个定律是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其节点数的平方。所以网络上联网的计算机越多，每台电脑的价值就越大，“增值”以指数关系不断变大。
第二个定律是摩尔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不过，硅芯片处理能力已逐步接近物理处理极限，摩尔定律有失效的可能。
第三个定律是达维多定律：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所以任何企业在本产业中必须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实际上达维多定律体现的是网络经济中的马太效应。
首先，互联网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地区界限，被网络连为一体，使整个世界紧密联系起来，把地球变成一个“村落”。
其次，突破了时间的约束，使人们的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可以在更小的时间跨度上进行。
再次，数字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数字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信息，节奏大大加快了。
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具有极高的渗透性功能，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地向第一、第二产业扩张，使三大产业之间的界限模糊，出现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相互融合的趋势。
数字经济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说明网络产生和带来的效益将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形式增长。在数字经济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劣势一旦出现并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赢家通吃”的垄断局面。
主要表现为：一是数字经济边际成本递减；二是数字经济具有累积增值性。
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有效杜绝因传统工业生产对有形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危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从而降低了传统的中间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进而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号）第三部分主要任务中提出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培育新兴业态，助力经济转型，发展工业大数据。推动大数据在工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产品全生命周期、产业链全流程各环节的应用，分析感知用户需求，提升产品附加价值，打造智能工厂。建立面向不同行业、不同环节的工业大数据资源聚合和分析应用平台。抓住互联网跨界融合机遇，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三维（3D）打印技术、个性化定制等在制造业全产业链集成运用，推动制造模式变革和工业转型升级，同时发展新兴产业大数据。大力培育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数据探矿、数据化学、数据材料、数据制药等新业态，提升相关产业大数据资源的采集获取和分析利用能力，充分发掘数据资源支撑创新的潜力，带动技术研发体系创新、管理方式变革、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推动跨领域、跨行业的数据融合和协同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创新发展和信息消费扩大，探索形成协同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开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序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号，以下简称《大数据纲要》），统筹协调大数据发展重大问题和年度重点工作，全面推进落实《大数据纲要》各项任务，2017年5月5日，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促进大数据发展2017年工作要点》《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和《国家大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设置方案》等文件，听取了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与共享网站的建设、运行和应用情况。会议强调，全面落实《大数据纲要》，应重点做好“三个围绕”精准发力：一要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二要围绕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三要围绕服务“放管服”改革，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紧围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立足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全局，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步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四部分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更是针对“加快数字化发展”做出全面部署，要求“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实现信息服务全覆盖。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具体的着落点在以下几点。
推进数据采集、标注、存储、传输、管理、应用等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打通不同主体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传感、控制、管理、运营等多源数据一体化集成。构建不同主体的数据采集、共享机制，推动落实不同领域数据标注与管理应用。
建设国家数据采集标注平台和数据资源平台，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和存储。建立数据质量管理机制，制定规范的数据质量评估监督、响应问责和流程改善方案，积极应用先进质量管理工具，形成数据质量管理闭环。加快完善数字经济市场体系，推动形成数据要素市场，研究制定数据流通交易规则，引导培育数据要素交易市场，依法合规开展数据交易，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建设。
加强企业数字化改造，引导实体经济企业加快生产装备的数字化升级，深化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加速业务数据集成共享。加快行业数字化升级，面向钢铁、石化、机械、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制定数字化转型路线图，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数字化转型系统解决方案。打造区域制造业数字化集群，加快重点区域制造业集群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推动智慧物流网络、能源管控系统等新型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走在理论最前沿、占据创新制高点、取得产业新优势。坚持应用牵引、体系推进，加快突破信息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提升数字技术供给能力和工程化水平。补齐产业基础能力短板，聚焦集成电路、基础软件、重大装备等重点领域，加快补齐产业链条上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短板。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产品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推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支持建设共性技术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数据开放共享、数据交易、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保护、安全保障等法律法规，修订相关管理规章，更好发挥行业公约等对法律法规体系的有效补充作用。加强政策和标准引导，持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加强政策间相互协同、相互配套，推动形成支持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建立融合标准体系，加快数字化共性标准、关键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推广。
目前对“十四五”规划中数字化相关的任务进行梳理，国家将数字化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第一次将数字化作为专篇进行重点部署，第一次明确数字经济体系内容，第一次将场景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抓手，第一次明确强调数据要素的重要作用……数字化将是“十四五”时期国家和地方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工作抓手。
在五年规划中第一次把数字化作为专篇进行论述，“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位列规划第五篇，前四篇分别是，总体思路、创新驱动、现代产业体系和国内大市场，这足以说明数字化在“十四五”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其次，数字经济比重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之一，“十四五”规划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从2020年的7.5%，提升到5年之后的10%。关于如何加快数字化的发展，“规划”认为，关键点在于激活数据要素的潜能，同时要从三个方面加快数字化的发展，分别是数字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数字政府。国家希望通过数字化的转型，抓住数字时代的新机遇，整体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的转变。
“规划”围绕数字化发展提出4项主要任务（3+1），分别是：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从整个篇章的架构布局上来看，“规划”首次明确了数字经济体系的内容，即三大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数字产业、产业数字化），三大数字社会领域（公共服务、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数字生活），三大数字政府领域（数据开放共享、政务信息化、数字化政务服务），以及四大数字生态（数据要素市场、数字治理政策、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数字经济”部署了三项任务，分别是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转型。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等前沿技术被列为关键的数字技术予以加强；在数字产业化任务中，人工智能、区块链、网络安全、5 G等新兴业态作为发展数字产业化的重点；在产业数字化转型任务中，要建设若干高水平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重点聚焦在数据与行业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培育上。
“数字社会”列出了三项任务。第1项任务是要建设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提出要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化普惠服务，同时重点提出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公共服务”，创新提供服务模式和产品；第2项任务是要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其中重点提出，要构建城市的数据资源体系、推进城市数据大脑的建设，并且要探索数字孪生的城市，城市数据大脑、数字孪生等新兴概念第一次出现在5年规划中；第3项任务是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提出要围绕居民的购物、居家、生活等各类场景，实现数字化，同时以智慧社区为核心，提供一系列的数字化便民服务和公共服务。
“数字政府”提出了三项任务。第1项任务是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提出要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是对“十三五”“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深化与延续，其中，比较创新的举措是提出“开展政府的数据授权运营试点，鼓励第三方深化对公共数据的挖掘和利用”，这标志着政府对政务数据的治理将从数据汇聚与内部共享迈向价值深度挖掘新阶段；第2项任务是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主要的工作思路还是继续加强信息化建设的统筹力度，推动系统继续上云；第3项任务是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功能。
规划中特别提出了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的专栏，其中提出了要重点建设的10类数字化应用场景，包括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能制造、智慧农业及水利、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文旅、智慧社区、智慧家居和智慧政务。“十四五”国家重点数字化应用场景的部署紧密围绕城市、产业、政务和公共服务等数据资源丰富且能发挥重要价值的领域，详见表1-1。
表1-1 “十四五”规划数字化应用场景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