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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的整体环境因素决定了其文化特征。在文化形成与塑造过程中，来自政治环境、经济背景等诸多社会因素均可对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与影响。1842年后，西方列强的欺凌与侵略使得晚清逐渐丧失主权与民族的尊严，而清政府内部的腐朽无能更使得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从而使民族日渐孱弱。在此背景下，国民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也日渐显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只有国家的强大才能保障民族尊严的存留。同时，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国门。随之而来的，除了西方列强的压迫外，西方文化开始逐渐渗透至晚清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文化渗透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既有西方国家出于文化侵略目的而进行的被动影响，也有中国思想进步的有识之士主观上的吸收。在西方文化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干扰下，中国传统文化自信面临极大的挑战。而在1905年，极具封建特色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止后，代表传统儒学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晚清的进步之士不断寻求文化思想的新出路。因此，晚清社会的社会文化背景较之前发生很大改变，社会整体的文化包容度较清朝前期也有了大幅的提高。
包容的文化观使得晚清的文人志士们学术见识日渐广博，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封闭自守，也能够意识到西方近代科技的先进之处。尤其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后，文人志士的思想日益开化，晚清新型知识分子已然出现，且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代表人物包括李善兰、王韬、康有为、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既能够正视当时中西方科技发展的差距，同时也具有爱国、救国的情怀。因此，1842年鸦片战争后，这些站在思想及科学前沿的进步之士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具备明确群体意识的社会力量，这股社会力量力求通过翻译、教育、出版等方式，不断地从西方科技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的根本目标即为传播西方近代科学，使之服务中国科学界，从而推动晚清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在此过程中，科技翻译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也是较为直观有效的科技交流方式，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晚清的西书汉译无论在传播内容还是在传播形式方面，均较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有了很大的提高与进步。一方面，也是主要因素，是由于明末清初时期来华传教士科技翻译的目的受到“科学传教”策略的主导更多一些，因而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带有更强的宗教传播目的，且并未翻译当时西方已经成熟或最为前沿的科技著作。本研究已提到，“科学传教”策略的提出者为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除了传教士的身份，利玛窦也是一位具有广博学识的学者。他于16世纪末来到中国，是第一位深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西方来华传教士。鉴于之前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等传教士不成功的传教经历及他本人早期在传教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阻碍，利玛窦等人得出结论，基督教的福音书并不能引起中国人尤其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兴趣，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却更能够为他们所接受。因此，“他们（西方来华传教士）逐步采用了科学传教的方针，通过翻译大量中国人感兴趣的科技著作，循序渐进地推动天主教的传播” [1] 。但是，由于“科学传教”策略主导下的科技翻译的最终目的为传播宗教，因此，明末清初的传教士科技翻译虽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在由多位传教士参与编撰的明代《崇祯历书》中，并没有提及“日心说”，依然强调“地心说” [2] ，然而彼时“日心说”在西方天文学界早已被提出，且已盛行多年，并主导西方天文学研究的潮流。又如，由利玛窦与徐光启所合译的《几何原本》只有前六卷，主要原因即在于利玛窦认为只翻译六卷内容已经能够在明末数学界引起轰动，足够帮助他与明政府的上层士大夫搞好关系，从而达成其宗教传播的根本目的，因而中断了《几何原本》这部数学巨制的翻译工作。其后数百年间，《几何原本》汉译一直未得以继续；直到1856年，在墨海书馆的安排下，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力继续完成《几何原本》剩余九卷的内容。自此，《几何原本》完整中文译本才得以在中国问世。上述论证并非否定明末清初时期来华传教士科技译著的科技传播价值，因为这些科技译著及其相关知识的传入确实为彼时中国传统科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明末清初中国科技的发展，其科技贡献是不可否认的。然而，从传播形式上看，明末清初时期，西方科技的在华传播带有一定的被动性质，即中国科学界对于早期西方科技知识的吸收不具备选择性，待译内容选择、翻译过程等均由西方来华传教士所主导。
晚清西学东渐时期所发生的西方科技著作汉译工作，依然采取“合译”的翻译方式，但中国学者却能够在此过程中却发挥出更大的主导作用，尤其在针对待译文本和待译科学知识的选定方面。这些参与西书汉译的中国学者普遍抱有科学救国的爱国情怀，迫切希望能够通过学习西方科学的长处来提升晚清社会的整体实力与发展水平；换言之，晚清的西书汉译及科学传播在化被动接受为主动吸收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因此，晚清来华传教士科技翻译中所传播的内容较明末清初更具针对性，对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西方科学在16-19世纪处于不断发展中，更为先进、更具近代意义的科学成果不断出现，因此，晚清的中西方科技交流过程中所传播的知识必然较明末清初时期有了质的飞越。
需要指明的是，晚清西学东渐时期的西方科学在华传播仍然带有明显的文化侵略特征；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切实推动了晚清科学的向前发展。清代后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虽闭塞了大多数国人的视听，但魏源、李善兰、王韬、林则徐、徐继畬、梁廷枬等思想进步之士却能够突破枷锁，较早地意识到学习西方科学的先进之处有益于晚清社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并真正参与到“科学救国”的实际行动中，同时也在推动晚清西学在华传播方面发挥出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植物学》的汉译正是发生在晚清中西方科技交流的高潮时期，其汉译受到了文化包容思想及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是较为成熟的科技译著，其科学传播目的坚定且明确，产生的科学文化影响力较为深远，也象征了在晚清西书汉译过程中中国学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1] 李建中，雷冠群.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的对比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7）：84-86.
[2] 孙雁冰.明代来华传教士科技翻译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意义［J］.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29（5）：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