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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是第二次西学东渐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关键时期 [1] ，同样也是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方植物学（甚至生物学）交流较为活跃的阶段。作为中国第一部植物学方面的译著，学术界对于《植物学》一书的科学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开展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关于《植物学》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国内学术界对《植物学》在中西方科技交流史、中国植物学史上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植物学》宏观层面的介绍，研究内容涉及了《植物学》的多个方面，包括《植物学》汉译基本特征、译著者信息、科技贡献等，主要呈现在与生物学史的相关研究中。在这方面研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学者包括汪子春（1984）、罗桂环（1987）等人。此外，汪振儒（1988）、熊月之（2006）、潘吉星（1984）、沈国威（2012）、刘华杰（2008）、闫志佩（2008）等学者也曾就晚清《植物学》的篇幅、基本内容、引介的植物学术语、在植物学史上的价值等进行了研究。其中，汪子春先生对于植物学的研究开始时间较早，多次撰文对《植物学》的性质、所引介的植物学知识特点及其翻译出版的科学贡献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此外，汪子春先生的研究也论及了李善兰等译者的科技翻译经历及《植物学》在日本植物学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罗桂环先生的研究主要阐述了《植物学》在中国生物学史上的地位及作用，并从植物学术语创译的视角出发，就《植物学》中的术语与其他来华传教士的植物学著、译作进行了对比，从而进一步肯定了李善兰等译者所做开创性工作的意义。
国外学术界开展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植物学》一书对于中国植物学发展的贡献方面，相关内容主要体现在国外学者对晚清西书汉译的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包括：D.Wright [2] 在论证西方科技译著对于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的同时，也探讨了《植物学》在中国生物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和意义；而Metailie, G的 Sources for Modern Botany in China during Qing Dynasty 一文则从中国近代植物学发展的角度研讨了《植物学》一书的贡献和价值。此外，也有国外学者从科技术语形成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晚清科技翻译的贡献和影响，如Benjamin A．Elman [3] 从探讨中国近代术语的发展的角度出发，其中以少量篇幅论及晚清《植物学》中的植物学术语对于近代中国植物学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对此涉猎较多。在充分肯定《植物学》科学影响力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进一步针对《植物学》一书开展了许多微观层面的研究。刘华杰（2008）对《植物学》中的自然神学开展了研究，挖掘并分析了《植物学》中丰富但不为人所注意的自然神学思想。汪振儒（1988）、沈国威（2012）等学者针对“植物学”一词的起源、产生的科学影响及其对日本植物学术语的规范与发展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卢笛（2013）对《植物学》中的真菌知识进行了考察；张翮（2017）从双语对校的视角，对《植物学》的术语翻译、文本翻译及配图等开展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并就研究内容形成新的研究结论，在肯定《植物学》先进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在相关知识引介过程中的不足之处。这些研究为学术界进一步考证《植物学》的科学文化影响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长久以来，关于《植物学》的外文原本，学术界较具影响力的说法有两种：（1）普遍观点是译自林德利的 Elements of Botany （《植物学基础》），有多位知名学者对此予以支持，如：汪子春（1984）、熊月之（2006）等人，大家认为“《植物学》是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所著的《植物学基础》一书节译而成 [4] ”，但未深入探究所依据的《植物学基础》的具体版本及出版地；（2）译自 The Outline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Botany （《植物学初步原理纲要》）。通过进一步的考证，潘吉星（1984）等学者认为 Elements of Botany 并非《植物学》一书所依据的外文原本，且 Elements of Botany 这本书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关于所依据的 The Outline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Botany （《植物学初步原理纲要》）具体版次依然未有定论。赞同此结论的学者还有沈国威（2006）等。
由于《植物学》一书是李善兰等译者有目的的选译，译文及所选译的知识深受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带有一定的学术倾向性，因此，为学术界考据其外文原本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展开考证研究，并形成新的结论。2015年，伦敦大学学院卢笛博士得出新的研究结论，认为《植物学》前六卷内容节译自多位西方人士的植物学著作，而后两卷内容依然原本不详；同时也认为，李善兰在翻译过程中对译文的加工也为考据《植物学》的外文原本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张翮（2017）认为，《植物学》的外文原本包括约翰·林德利的《植物学基础》（1849）、《植物界》（1853），《植物神学》（巴尔弗，1851）及《钱伯斯国民百科》（钱伯斯兄弟，1848）。这些研究结论为进一步考证《植物学》的外文原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关于这方面内容，国外学者开展了更加系统的研究：Rudolph E D.的 Almira Hart Lincoln Phelps （1793-1884） and the Spread of Botany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Shteir A B.的 Cultivating Women, Cultivating Science: Floraps Daughters and Botany in England （1760-1860），Schmd R.的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an Early Student and Teacher of Botany （1763-1778），三篇文章在探讨18和19世纪西方生物学发展的同时，也论及了林德利其他的代表性植物学著作，包括 The Outline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Botany （《植物学初步原理纲要》）的几个版本的介绍。而Green P S的 Book Review of John Lindley （1799-1865）: Gardener-Botanist and Pioneer Orchidologist 与Stearn W T的 The Self Taught Botanists Who Saved the Kew Botanic Garden 则针对约翰·林德利其人及其在植物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论及了林德利植物学研究的特点及主要成就。这些研究为学术界进一步考证《植物学》的外文原本及其西方近代植物学的发展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自《植物学》汉译出版以来，学术界已对其给予了充分关注，且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开展本选题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本研究将深度挖掘史料，从多维度的视角分析《植物学》译文及其中所介绍的植物学知识的特点，进一步探讨《植物学》的科学文化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之上，从科技史学及翻译学的双重视角出发，进一步挖掘《植物学》中的文化附加值，从而进一步客观彰显晚清中西方科技交流的特征与结果。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本研究的研究视角更为新颖，研究内容更为具体，研究方法更具跨学科特性，从而更加有利于系统且深入的研究结论的获得。
[1] 孙雁冰.晚清（1840-1912）来华传教士植物学译著及其植物学术语研究［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33-38.
[2] Wright D. The Translation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 Isis,1998.
[3]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2005.
[4] 汪子春.中国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部译著《植物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1）：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