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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植物学史研究，属科学史研究范畴，其中也涉及翻译学的部分研究内涵。《植物学》为晚清西学东渐时期植物学方面的首部译著，也被称作中国植物学史上第一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知识的著作，由李善兰（1811-1882）和英国来华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有目的”选择西方植物学研究中的部分基础性知识辑译而成。《植物学》的汉译出版为晚清植物学界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在推动晚清植物学进步与发展方面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植物学》前七卷由李善兰与韦廉臣翻译完成，后因韦廉臣返回英国，第八卷便由李善兰与艾约瑟共同完成。
与西学东渐时期的其他科技译著一样，《植物学》的翻译同样采取了“合译”的方式。“合译”即合作性的翻译，通常由西方来华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进行笔述，为明末清初及晚清西方科技译著翻译过程中所普遍采取的方法。“合译”的翻译方法具备一定的特色，既可以克服中国学者不懂外语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西方传教士文言文造诣不足的问题。虽然“合译”法可能带来目标语与源语之间的不匹配，也可能造成译文传情达意方面的不足，但限于多方面客观因素的制约，“合译”法无疑是晚清西学东渐时期科技翻译中所能够采取的最佳翻译策略。
由于19世纪中西方植物学发展的差距，在《植物学》汉译发生前，晚清植物学界对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了解较为有限；大多数植物学术语在中文中尚未有对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李善兰等译者的工作带有一定的开创性质。为便于晚清植物学研究者对译著中所引介科学知识的理解，李善兰等译者极为重视译著中相关植物学术语的汉译。书中除对极少数原产于国外的植物名称采取音译法外，大多数术语均采用意译法译介完成。《植物学》的科学价值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植物学》中所引介的植物学知识及所创译的术语，既向晚清植物学界呈现了全新的知识内容，也进一步推动了植物学学科的规范性发展，甚至“植物学”这一界定学科名称的表达方式也是在《植物学》中创译而来。译著中所引介的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拓展了晚清植物学研究者的视野，引领晚清植物学研究逐渐进入近代意义研究阶段，是清末民初中国植物学发展的基础。
在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植物学》是一部转折之作，具有一定的启蒙性质。在《植物学》汉译发生后，晚清植物学研究的重点即由本草学等传统植物学研究内容转向具有近代意义特征的植物学知识方面，清末民初多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知识的译、著作及教科书等均立足于《植物学》，并以其作为参考蓝本。19世纪后半叶，西方来华传教士傅兰雅先后编译了《论植物》《植物须知》及《植物图说》等三部与近代植物学研究有关的译著。傅兰雅在这三部译著的术语翻译中，充分借鉴了《植物学》，部分术语翻译沿用了《植物学》中的表达方式。
《植物学》汉译的影响还远播日本，对日本植物学的向上突破与发展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植物学》中所引介的大量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及术语表达方式在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植物学界的普遍认可，并将相关知识及术语表达应用至其植物学研究工作中，如日本植物学译著《植物译荃》中所收录的植物名称，其中有12个植物科的名称即引自《植物学》。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版的《日本科学技术史大系》，把《植物学》作为在日本生物学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献之一。
开展本选题研究的缘起，除译著《植物学》已展现的科学价值与影响力外，笔者还受到来自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对科学发展的历程进行总结与科学性的归纳，能够提高科学研究能力与哲学研究水平，也是能够更好地为科学服务的有效途径之一。概括而言，科学史研究是关于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总结，相关研究工作既围绕科学的概念进行论述，又受到历史观的指导。同时，开展科学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既能够促进正确科学观的树立，也有助于强化研究者自身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力。甚至从某种程度出发考虑，开展科学史研究也兼具一定意识形态指导功能，即端正科学观的树立有助于国民形成关于本国科学发展史的正确认知与了解，进而加强民族荣誉感；换言之，在客观认知科学的发展历程及所取得的科学成果基础上，开展科学史研究同样有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此外，开展科学史研究需要综合运用文科知识与理科知识，取长补短之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文科与理科有效融合，从而赋予了科学史研究不可替代的功能。
中国早期的植物学研究可被归入广义博物学研究的范畴，为科学史学科中的重要专科史之一，其发展历程可追溯到人类开始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其研究成果以多种形式呈现，在相关领域及人类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对植物学史开展系统性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提炼并深入解读中国传统植物学的研究成就；同时，立足于现代植物学研究框架，对古典植物学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类研究，也能够为当代植物学发展提供参考依据与哲学思想支撑。
晚清西学东渐时期的中西方科技交流具有其独有的特征，也曾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在本时期，大量与宗教有关的内容被传播至中国科学界，且这一时期科技交流的目的并不十分纯粹，但同时，彼时所引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推动中国传统科学突破瓶颈并向近代意义研究阶段过渡方面确实发挥出了积极的历史作用；既将西方近代科学的部分研究成果直接引介至晚清科学界，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研究中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从而促进了晚清科学的可持续进步与发展。《植物学》为晚清中西方科技交流中的代表之作，也是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的转折之作。在《植物学》的汉译中，译者既引介了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也从文化的视角向晚清科学界强调了科学思想、科学理念以及科学方法等对于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进步的价值；此外，彼时西方部分社会信息及人文信息也在开展科技交流的过程中被传达给晚清读者，从而实现了科学与文化在较为广阔的学术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整合，进一步赋予了《植物学》长久的文化影响力。
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本研究就《植物学》的科学贡献、科学文化意义、科技翻译价值、所依据的外文原本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通过深度挖掘史料、研判文本，本研究拟实现如下研究目的。
第一，形成对《植物学》所依据外文原本问题的再认识。
总结学术界目前对于《植物学》外文原本问题几种较具影响力的说法，并对之进行分析解读，进而系统梳理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的植物学研究经历，深度发掘在《植物学》内容体系中所蕴含的线索，并将《植物学》与约翰·林德利的植物学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同时，也根据《植物学》译文的行文表达方式与翻译策略，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科技史学与翻译学研究的双重视角出发，对《植物学》的外文原本问题形成再认识，并得出研究结论。
第二，探讨《植物学》的科学贡献。
在系统分析《植物学》内容体系与科学特征的基础上，同时考察中国传统植物学发展的历程及传统植物学向近代植物学过渡的过程，将《植物学》与《植物名实图考》、傅兰雅《植物图说》及清末民初代表性植物学著作、教科书等进行对比，从而进一步彰显《植物学》在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里程碑价值意义的发挥。
第三，论证《植物学》的科学文化意义及科技翻译价值。
作为发生在西学东渐时期的代表性科技译著及晚清第一部系统介绍近代植物学知识的植物学译著，《植物学》一书产生了丰富的科学文化意义。本研究运用翻译学研究中的部分理论，分析《植物学》中所创译的植物学术语的翻译起源及产生的科学价值等，进一步阐释《植物学》的科学意义；同时运用当代翻译学理论对《植物学》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从而提炼《植物学》中所包含的李善兰科技翻译思想。此外，基于对译著文本的深度分析研判，本研究也进一步阐释《植物学》的文化内涵，为论证《植物学》的文化意义提供直观的佐证。
《植物学》在中国植物学发展史、生物学发展史、中西方科技交流史及晚清西学东渐时期 [1] ，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对其开展系统性、深入研究，具有如下研究意义：
（1）有助于开展与晚清中西方植物学交流途径、内容和特点以及中国近代植物学发端过程和影响等内容有关的研究工作。本研究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将科技史学研究方法与翻译学研究方法有机融合，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度挖掘史料，系统分析《植物学》译文翻译特色及创译术语的价值，强调晚清科技翻译这一科技交流主要手段的开创性特征与学术价值，并提炼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从而对《植物学》的科学文化价值等多方面的内涵与问题形成再认识。
（2）有助于进一步客观认识晚清西学东渐的历程和意义。本研究以探讨《植物学》的科学价值作为研究出发点，系统论证《植物学》在推动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向近代意义研究阶段过渡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习惯等的传入，对于推动中国科学界打破传统研究障碍的束缚，并向近代科学研究逐步过渡且实现突破性发展的作用和价值；在此过程中，本研究也进一步指出了《植物学》的局限与不足之处，从而有助于当代学术界对晚清西学东渐的历程和影响力产生更加客观的认知。
（3）探讨《植物学》的科学文化意义具有一定的现实应用价值。科学文化的多方面内涵已充分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方方面面；对科学文化内涵进行探讨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相关专业的发展，总结、回顾科学文化则是推动人类文化演进历程前行的重要动力源泉。本研究的切入视角为晚清科技文献翻译研究，研究内容涉及目标科技翻译文献的多个方面，相关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发掘晚清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开展情况及当代科技史学及翻译学研究均有一定助益。
此外，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关于中国植物学学科发展历程的总结与归纳，也有助于当代植物学与科技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本研究类属科技史学研究的范畴，围绕植物学（包括生物学）学科概念进行论述，既受到历史观的指导，也能够为植物学学科发展服务；同时，开展本选题研究有助于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并提升自身对科学的应用能力。
从某种程度上看，开展本选题研究也兼具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中所树立的正确科学观的树立有助于我们形成关于本国植物学发展史的正确认知与了解，进而增强民族荣誉感。
[1] 孙雁冰.论李善兰译者主体性在晚清《植物学》汉译中的发挥［J］.出版广角，2019（13）：8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