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晚清第二次西学东渐带来了中西方科技交流的繁荣，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在此期间以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主体而翻译的西方书籍，虽以宗教类为主，但其中也包含大量颇具影响力的西方近代科学著作，由此促进了晚清及后世中国科技的发展。

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备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提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科学救国”才是实现国家强大的根本所在，有不少学者开始从事西方近代科技著作的译介工作，晚清时期的李善兰（1811-1882）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李氏学贯中西，被称作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晚清科技翻译第一人。他先后翻译了近10部颇具影响力的西方科技著作，内容覆盖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等多个领域，梁启超认为其科技翻译成就不亚于徐光启。尤其是李善兰主译的《植物学》一书，内容突破了中国传统植物学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范畴，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植物学著作，在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作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山之作，李善兰《植物学》所介绍的主要是基础性的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其中，包括植物形态学与解剖学方面的，如细胞、根茎叶、花果种子；植物分类与生理生态方面的，如植物系统与演化、繁殖、腐烂的基本原理、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等。译著中行文语言简洁贴切，创译了许多植物学方面的专门术语，且大量术语沿用至今。李善兰等译者在创译过程中尽量采取中国传统植物学中已有的表达方式，这样便于为当时的中国植物学研究者及普通民众所接受，从而助力晚清中国植物学的现代转型及本土传播。

19世纪，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已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而晚清植物学却依然徘徊在传统植物学研究的范畴；同时，立足于晚清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中西方科技交流日渐频繁，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日渐扩大。因此，《植物学》汉译的发生既是中西方植物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受到彼时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

由于《植物学》是李善兰等译者根据晚清植物学发展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的“有目的”的选译，同时也受到三位译者个人学术经历、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因此，为后世考证其外文原本带来了极大的难度。通过对三位汉译者的学术经历和科技翻译经历等进行梳理，并深入分析《植物学》的内容结构、配图、思想观点和内容性质等，进一步考证《植物学》的外文原本，认为《植物学》以《植物学基础：结构、生理、分类及药用》（ Elements of Botany: Structural, Physiological, Systematical, and Medical ）一书作为主要外文参考来源，以其中的知识体系作为构建译著的主要知识框架，其中融合了李善兰、韦廉臣及艾约瑟个人的学术观点、学术倾向性及宗教观点。

《植物学》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价值。通过将《植物学》与《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图说》及部分清末民初代表性植物学著作、教科书进行对比，进一步明晰《植物学》在推动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向近代研究过渡方面，所发挥出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植物学》的文化信息量极为丰富，是了解晚清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参考凭证，此外，《植物学》的文化影响力远超科学影响力。

《植物学》具有一定科技翻译价值。这主要表现在《植物学》译文及创译的术语可以运用翻译目的论、译者主体性、生态翻译学等当代翻译学理论进行分析解读，尤其译著中所创译的术语，加快推进了近代植物学学科术语规范形成。此外，《植物学》也能够客观折射李善兰兼容并包的科技翻译思想，进一步丰富李善兰“晚清科技翻译第一人”的研究内涵。

当然，限于晚清第二次西学东渐的总体特征及西方来华传教士“科技传教”的科技翻译目的，《植物学》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书中有多处自然神学主导的痕迹，缺乏深度科学理论的支撑；此外，从当代植物学研究的视角看来，《植物学》中所介绍的植物学知识较为浅显，甚至少数表述存在错漏之处。对《植物学》开展系统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之产生客观、理性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掌握晚清中西方科技交流发生发展的经过与特征。

著者
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