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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与情报工作一直强调支持决策，力求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甚至创造可能性空间。以美国约维茨（M C Yovits）为代表的决策功能学派强调，情报是决策中十分有价值的资料，并倡导建立以情报处理和分析为核心的通用决策模型
，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广义情报系统。相应地，我国科技情报事业自建立之初，就将支持国家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战略规划制定作为核心内容。时至今日，目前的很多科技情报（信息）研究所将情报研究部门重组为“战略研究中心”，主要任务就是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为国家战略决策制定提供支持
。近年来，随着国际发展环境的日益复杂，国家安全与发展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代表的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获得重视，支持复杂环境下的战略决策成为情报工作的重要任务。
为了支持决策，情报应该关注怎么做出判断从而得出结论，而不仅仅是判断本身
。也就是说，情报支持决策功能的实现方式与情报功能本身同等重要。为了有效支持决策，情报工作要求具备一种固定的程序来描述情报活动的各个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情报流程在情报支持决策的功能实现中显得十分重要，情报流程是情报理论与实践所关注的重要内容。笔者研究了国外十数本“情报分析”（Intelligence Analysis）类专著，几乎每一部专著都将情报流程作为一个独立章节内容加以论述。“情报流程”概念的使用，强化了情报管理实践和情报产品的体系属性。
正因情报流程的重要性，以美国为代表的情报发达国家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实质性地进行情报周期的实践应用，到了20世纪40年代，《军事情报基础野战手册》已经明确提出了情报周期的各个要素，并要求按此开展情报工作。但“情报周期”这一专有名词首次出现是在1948年的《情报是指挥官》专著中
。标准的情报周期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传统的情报周期逐渐暴露出了缺陷。2000年后，学者开始呼吁建立“网络中枢”方式的情报周期模型。2003年，克拉克提出了以“目标”为中心的情报流程，这一流程成为现代情报流程的典型代表。2004年，联合出版物JP2—01《军事行动的联合与国家情报支援》中首次提出情报流程的概念
。
虽然目前的绝大部分情报流程均是应满足决策需求而建，但仍存在着很多缺陷，美国中央情报局亚瑟·汉尼克发表的 What's wrong with the Intelligence Cycle 论文，细数了情报周期的各种缺陷，其核心是情报被决策者接受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情报与决策的关系上。鉴于决策与情报关系的复杂性，若想使情报能够有效传递给决策主体并被决策主体理解和应用，必须强化情报与决策的关系，这需要在情报流程中予以实现，这仅仅是情报流程缺陷的一个方面。另外，情报流程中决策者参与的缺席、情报流程各环节之间关系的割裂等同样是情报流程的典型缺陷。
除此之外，目前的情报流程在环节设置以及结构组织上难以匹配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的特征。情报活动在战略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在战略管理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了显著体现，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著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价值链与竞争优势理论提出者波特等均将情报活动作为战略决策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下，决策变得很复杂，这是因为，战略决策制定过程更多的是非程序化的，这需要情报流程要具备充分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情报流程各环节的功能要充分体现综合性。同时，战略决策制定还受到决策主体有限理性、直觉、政治化倾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情报流程需有意识刺激和影响决策主体的价值体系，并不断完善决策者的信息处理能力，以尽可能避免主观因素的负面影响，减少决策的主观成分。
鉴于以上，本书提出服务于战略决策制定的情报流程，试图克服传统情报流程的缺陷，解决情报流程在战略决策支持中针对性不强和应用有效性低等问题。
目前决策视角下的情报研究基本集中于情报在决策中的功能分析以及实现这种功能的情报体系和情报机制构建，这些研究的焦点在于通过各要素的综合作用来实现情报支持决策的功能，但具备了这些要素后，采用什么样的程序去实现这一功能十分重要。传统情报流程往往具有普遍意义，但对于专题领域的情报工作指导意义有限。
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相应的情报流程应具有特殊性，应更加关注决策者和决策环境及它们的动态变化给情报活动带来的影响，而“大一统”的情报流程无法强调这一过程。因此，服务于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的情报流程为支持决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特别是相对于其他情报流程而言具有特定指导意义：一是开展决策支持服务时情报流程要特别重视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以及偏好、行为对情报工作造成的影响，要特别关注环境变化对决策者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对情报工作造成的影响，要将这些影响分析作为情报活动的组成部分；二是情报流程要将持续反复的反馈环节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上，以反馈来应对决策者需求和决策环境的动态变化，因此要建立必要的反馈机制和实施通道；三是情报流程要与决策者充分互动，传统情报流程中仅停留在情报需求和规划上的用户互动，无法满足面向决策支持的情报工作，情报流程的整个过程应该是情报工作者与决策者协同完成的，因此，情报流程要建立相应的资源共享机制和用户协同机制；四是情报流程要在决策方与情报方共建情景以及进行情景规划的过程中建立紧密联系。情报工作若想发挥作用，必须强化与决策方的关联，以往情报研究成果很难直接传达到决策者手中，决策者所需的情报通常由类似智囊团或智库的机构来提供。本流程以情景规划为中心，在共同的情景规划过程中，强化了决策方和情报方双方的连接，这为以后的情报支持决策提供了十分有效的路径。
情报治理是对情报工作相关的组织、人员和信息资源进行管控的措施和制度的总称
。《国家情报法》的颁布为情报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目前的情报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对情报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美、英等国的国家情报制度的介绍分析；二是对情报事业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情报事业的发展战略；三是对情报机构改革与转型的研究；四是对情报搜集与共享机制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是以信息环境和国内国际形势为背景的分析，提供的是一种面向某一特定治理要素的理论层面的治理思路；而作为实践性学科，情报治理的目的是为情报工作提供条件和保障。
服务于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的情报流程十分强调情报活动的综合性、情报用户的协同性和情报活动各阶段的相互渗透性。这为面向情报行动的情报治理提供了思路：情报流程以支持战略决策制定的“情景规划”这一综合性的情报任务为中心，由“需求管理（系统）”“情报搜集与分析（系统）”“情报产品生产（系统）”和“情报产品传递（系统）”四个环节构成，这四个环节为情报机构的部门架构管理提供了基本依据。此外，这一情报流程还将对情报机构的发展提供借鉴参考——加强情报机构的布局设置研究，特别是筹划构建国家情报机构联盟；重新思考情报机构的职能及其实现模式，谋划情报部门重组，重视情报部门综合情报分析能力；重视情报人员、用户和领域专家的协同，构建相应的资源共享机制、交流沟通机制和情报保密机制；强调情报人员的综合性情报能力培养。
情报人才是开展情报工作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与安全战略中，情报工作者除了要成为“耳目尖兵参谋”，还要具有引领作用，这就要求情报人才要具有情报分析的综合能力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综合能力？我们可以从服务于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的情报流程的各要素及其要求中获得一些启示，如为了进行有效的情报任务感知，情报人才需要在意识上对情报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在能力上具备较强的搜集、组织、分析和交流沟通等能力；结构化情报分析需要培养情报人才的综合判断能力、方法与技术应用能力、系统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情报产品与应用需要培养情报人才的研究成果组织能力和与用户沟通交流能力等。
理论是情报学科发展的核心要素，目前情报学理论创新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重视，特别是在苏新宁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的影响下，以《情报学报》《情报杂志》等为代表的情报学期刊刊载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均试图从某一个着眼点来开展理论创新研究，这也充分说明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情报学理论与实践不能脱节，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马费成教授认为，在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所处的介质、空间和场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情报学者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一步促进情报学的发展
。跨学科研究已成为情报学理论创新的新增长点，除了研究大数据对情报学理论变革的影响外，以决策为基本属性的情报学是否能够在决策支持中获得理论创新增长点？服务于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的情报流程提供了基本思路，根据这一流程，为完成决策支持任务，情报学必须进行相应的跨学科研究，如与战略管理相关学科、管理决策相关学科、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在支持决策过程中所涉的学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