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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
一、满洲共产主义运动
从民族学上来说，满洲不仅住着人数最多的中国人，还有朝鲜人、俄罗斯人、蒙古人和日本人等。从地理上来说，满洲大部分地区与苏联接壤，东与滨海省（Maritime Province）毗邻，西边则是蒙古，包括由苏联控制的外蒙古。由于这些不同的因素，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大致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1）中国共产党人以沈阳、哈尔滨以及其他工业区为活动中心，遍及满洲。
（2）满洲东部的朝鲜人的活动集中在间岛和吉林。
（3）苏联共产党人活跃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沿线。
（4）日本人活动的地点在大连。
（1）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共产国际明确表示自己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一项众所周知的政策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共产党是隶属于共产国际，并且该党是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从事布尔什维克事业的国民组织起来的。
共产国际在满洲的活动从1920年开始活跃，尤其是在1924年《奉俄协定》缔结时。然而，由于共产国际专注于在中国本部实现他们的计划，加之关东日本当局的严密戒备，共产党人没有在满洲着力发展。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渐恶化，共产国际开始将手伸向满洲。
直到1928年，共产国际对满洲似乎没有实施任何特殊政策。就像生活在苏联边境的一些落后种族一样，当时的共产国际似乎将“民族自决”作为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1928年夏，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满洲视为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压迫下的半殖民地，也就是说，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要由中国共产党人来进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满洲动员整个组织，并与在满洲从事朝鲜独立运动的朝鲜人合作。此后，印有中国共产党满洲省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名称的宣传单在满洲的大城镇中屡见不鲜。由于上述原因，传单以中文为主，也常有朝鲜文。
起初，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很活跃。其中有一部分人认为，满洲的客观条件不如中原地区，在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也不能像在中国其他地方那样进行。这种“机会主义”观点被称为“关外”政策。这一观点在1930年被所谓“李立三路线”的倡导者所否定。李立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有影响力的一位领导人。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变得活跃起来，从他们在1930年5月30日和10月在间岛和吉林—敦化铁路沿线发动“暴乱”，1930年夏在抚顺煤矿组织红色工会以及在中东铁路西段的博克图发生兵变中可以明显看到。
然而，李立三的暴动政策在1930年11月16日被共产国际谴责为错误。共产国际当时下达的指示中有一段话如是：
中国共产党应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不可调和的利益纠葛，削弱其与反革命分子的联系。在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应当停止决断冲突的尝试。同时，党要在反帝运动中做出不懈努力。
结果，1931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同盟成员在哈尔滨和沈阳采取了暴力行动。但毕竟1931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外表上并没有像前一年那么猛烈；它变得更加隐蔽、更加集中和广泛。
上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项任务是引导朝鲜激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满洲的朝鲜激进分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朝鲜人的独立为目标，另一类是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从朝鲜人中吸收了许多追随者，从而将北满和东满变成了中共的势力范围。
（A）满洲党组织。
1．中国共产党在满洲的最高机关是满洲省执行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下有：a）北满、南满和东满三个特别委员会，分别设在哈尔滨、沈阳和延吉；b）区或市委员会；c）村庄和小地方的支部。据报告，1930年秋有34个区和市委员会。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满洲执行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并以中国共产党为中介根据莫斯科的命令而行事。
还有共青团满洲省执行委员会及其区、市委员会和支部。这些机关隶属于上海的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因此受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的领导。
为了吸引从事艰苦劳动的工人入党，党组织创办了赤色工会。这些工会隶属于上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隶属于莫斯科组织。
1930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坚持发动激烈的武装暴动。由于采用了所谓的“李立三路线”，所有的委员会和支部都更名为“行动委员会”。1930年9月后，省执行委员会更名为总行动委员会，三个特别委员会更名为特别行动委员会，依此类推。在没有行动委员会的地方则成立特别支部。
然而，由于1930年9月24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
以及同年11月16日共产国际否决了李立三政策，旧名称在当年又被启用。并入运动委员会的共青团机关也得到了恢复。
2．除上述机关外，还有革命互济会（属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反帝大同盟、军事委员会、赤色先锋队、赤色儿童团（Red Infants Groups）等革命组织，都是在莫斯科的指示下行动。
革命互济会在满州的沈阳设有一般机构。它隶属于上海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在沈阳、哈尔滨和延吉都有其分支。
3．还有工会、农会、青年农会、革命学生会等各种专业组织。
（B）党在满洲的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在满洲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军国主义政府，驱逐列强势力，从而建立苏维埃政府。同时，维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利益和在朝鲜鼓动革命也是中共在满洲活动的主要目标。在满洲传播的共产主义文献中可以找到大量证据。
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工人的经济和政治罢工，以及农民、工人和士兵的暴动。1930年10月25日中央对满洲省执行委员会的指示（No．C．1836／M．44）明确提出了满洲的具体纲领。可以总结如下：
1．党组织要吸纳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北宁铁路、抚顺煤矿、哈尔滨、沈阳、大连以及其他大城镇的工人，同时也包括农业劳动者、贫农、朝鲜共产党人、工人和农民的妻子以及青年。为宣传目的，中共出版了《满洲红旗》《满洲工人》等杂志以及小册子和传单。
2．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是活动的主要目的。
3．由于满洲的工人比中国其他地区更集中，所以应该广泛组织赤色工会。中东铁路非常重要；中国工会必须与中东铁路沿线的苏联工会合作，并维护苏联劳动法。在沈阳，应鼓动在东北大学、市政公用机构、沈阳棉纺厂、兵工厂、北宁铁路和工厂的职工罢工。
4．党应鼓动农民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在北满，消灭白俄和富农。
5．须发动兵变，消灭白俄“游击队”。鼓动农民加入红军。
6．以朝鲜人和俄罗斯人为主要成员的反帝同盟，必须邀请革命学生加入。同盟的使命是防止帝国主义压迫苏联。
（C）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典型案例。
1．1926年4月至6月，大连附近的福岛纺织株式会社的中国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是一次经济罢工。一个与此次罢工有关的叫杨志云（Yang Tzeyun）的中国人在试图解救因罢工而被捕的中国人时被捕。杨原来是中共大连地方委员会的成员。（1927年，他在沈阳再次被捕，罪名是他发动了一场涉及沈阳制麻株式会社〔Mukden Hemp Manufacturing company〕600名工人的罢工。）
2．1927年6月24日至25日，邓鹤皋和其他52名中国宣传员在大连被捕。据了解，大连已成立中共地方委员会和共青团，共有23个支部，220名成员。
3．1928年3月15日，中共关东地区区委组织者杜继曾在大连被捕。同时搜出了许多共产主义文献，包括党在关东地区的运动纲领和组织文件。
4．1928年4月，积极从事宣传工作的曲文秀和47名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连等租界被捕。
5．抚顺煤矿雇用了三万多名苦力，为共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沃土。1929年9月，王振祥（Wan Chen-hsiang）和其他10名鼓动分子被捕（其中4人很快被释放）。他们组织了一个赤色工会。
6．1930年
1月3日，中国步兵第38团在博克图发动兵变。这场兵变是由共产党人和曾是苏联战俘的士兵挑起的。
7．1929年，东北当局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引起中苏冲突。12月，随着中苏冲突的结束，苏联在北满的影响力得以恢复。与此同时，中国激进分子的活动又活跃起来，并且愈演愈烈。1930年4月1日，约100名反帝同盟的中国学生举行了“公民自由”同盟示威游行。4月2日，该团体约30名学生以《国际协报》（Kou Chi Hsien Pao）拒绝刊登同盟宣言为由，袭击了该中国报纸的办公室。8名学生被捕。
8．1930年4月12日，70多名反帝学生在共青团成员杜兰亭的带领下，在沈阳国民外交协会的演讲会上实施了暴力行动。截至4月22日，29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包括曾在山东非常活跃的共产党员丁君羊。
9．1930年5月1日，约100名朝鲜人和中国人袭击了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根据供词，他们当中有一些共产党员。
10．1930年6月，丁天浩（Ting Tien-ho）和杜兰亭组剩余成员在沈阳整顿党机关时被捕。
11．1930年11月11日，陈子真
和其他24名红色工会的组织者在抚顺被捕。他们属于满洲省执行委员会特别支部。
12．1930年11月19日，一位名叫钟永春（Chon-pyon-chun）的朝鲜共产党人，在沈阳被捕。他随身携带大量共产主义宣传品，包含12份不同的印刷册子，34份油印册子，3份油印传单，1本印刷杂志，106份手稿，4张地图和2个印章，这些资料因提供了很多满洲的中国共产党运动的信息，所以很有价值。
据发现，共产党人定于当年12月11日在全满洲进行大规模的暴动。
13．1931年3月17日，一个名叫陈达民（Chen Ta-min）的中国人，因涉嫌参与共产主义宣传而在大连被捕。
（2）朝鲜共产党活动
1925年以前，朝鲜民族主义“强盗”在东满尤其是间岛十分猖獗。1926年5月，在京城（Keijo）建立了朝鲜共产党之后，民族主义“强盗”有所收敛，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延伸，朝鲜共产党人在满洲也发起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苏联境内来的朝鲜人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运动。朝鲜共产党在南满、北满和东满分设三个道局。1928年，设在龙井村（Lungchingtsum）（也叫延吉）的东满道局拥有230名成员和59个小组。
随后，朝鲜共产党分裂成几个派别，彼此倾轧夺权，同时还存在着朝鲜民族主义者。1930年5月，内部斗争结束，朝鲜激进分子都变成了中共党员，自此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的原则得以正式建立。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间岛的朝鲜人开始发动暴乱。显然，他们深受李立三武装起义政策的影响。在龙井村和头道沟（Taotoukou）及其周边地区他们散发大量宣传单，并诉诸各种暴力。8月份以后，他们试图实践某些共产主义学说，如强行分配农民土地和废除地租。
1930年10月20日，在同一地区发生了第二次暴乱。被逮捕的暴乱参与者人数高达3 906人：损坏了4座铁桥，扔了35枚炸弹，50处电线和电报杆被毁，35名朝鲜人和51名中国人被杀，39名朝鲜人和16名中国人受伤，还有46名朝鲜人被绑架。
下表为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从朝鲜人手中没收的共产主义宣传品的数量。
（3）苏共在满洲的活动，以及中东铁路在宣传共产主义中的地位。
1924年9月20日，苏联政府与东三省自治政府缔结了所谓的《奉俄协定》，其中第五条内容如下：
缔约双方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以暴行反对各该政府而成立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及举动。
缔约双方政府允认，彼此不为与对方国政治上及社会上之组织相反对之宣传。
尽管苏联政府在签订上述协议时承诺不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但共产国际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就像英苏协定限制在印度进行颠覆性宣传那样。因此，共产国际肆无忌惮地照常开展宣传工作，如中东铁路管理局副局长伊里眷（Ivanov）就是这些职工中的佼佼者。在向中国人宣传方面，俄国煽动者鲜少露面，但铁路商务处是其宣传活动的中心。
从苏联的人事管理中可以明显看出，在中东铁路局和哈尔滨的其他苏联机构以及中东铁路沿线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职业工会的成员。此外，在北满，主要是在中东铁路沿线居住着许多苏联公民。在满洲的苏共党员的直接活动是打击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苏联人，并在满洲的苏联人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与所谓的“白”俄罗斯人作“意识形态”的斗争。
苏联共产党的机关在满洲是个非法并且秘密的存在。虽然报道的来源不同，但这些报道却提供了几乎相同的信息，即满洲的苏联政党组织制度与苏联本身的制度是一样的。苏共的最高机关是年度大会，常务执行机关是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
与党机关并列的还有职业工会和共青团。职业工会包括铁路工人和其他组织、演员等，他们一直积极参与罢工。由于中国当局管制宽松，职业工会在1929年中苏冲突之前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在冲突期间，工会全部关闭，1929年末随着北满敌对行为的终止，职业工会又重获新生。
北满的复原重建不仅使职业工会重获新生，还使苏联总体政治经济的影响力重新恢复到之前的水平。据报道，中苏冲突之后为了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北满成为保卫苏联的第一防线，苏联当局已经派遣有能力的共产党人和退役红军前往北满。
凡是有苏联政事经验的人，一想到苏联政府机构，就会想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G．P．U．）（前身叫契卡（Tcheka））。我们确信，为了加强满洲的共产主义纪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在监管苏联共产党人这项任务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另一个不能让我们忽视的机构是中东铁路商务处，该机构的特工遍布铁路沿线以及长春、沈阳、营口和大连。不仅是日本当局，中国当局也认为它在收集情报、输送资金和为苏联共产党活动提供便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毕竟中东铁路肯定有许多苏联共产党人。当中国和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变得越来越激烈，没有人能预言他们不会邀请苏联共产党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并支配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便是1932年的现在，我们依旧可以发现今年2月在中共省委从沈阳转移至哈尔滨后，中东铁路的交通恰巧发生了中断，而一些苏联公民参与其中。
（4）大连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
1928年末，一个叫共荣社（Koln Association）的秘密社团在大连问世。该社团由支持共产主义的南满铁路不满员工和旅顺工科大学（the Technological College at Port Arthur）的学生组成。当时有18名日本人被逮捕。
1931年7月，日本货船“远江丸”号（S．S．Totomi-maru）的一名船员被发现藏有海参崴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发行的共产主义文件。
除了这些个案，居住在满洲的日本人很少（如果有的话）参与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原因是居住在满洲的日本青年多数属于有思想的知识阶层，并都有一定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则是在满洲的日本人深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以致十分爱国而不会被共产主义思想所迷惑。
二、满洲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
（1）共产国际没有直接参与满洲的宣传工作或其他活动。但是，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共产党指导着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它并不隐瞒其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事实。在1928年7月17日的共产国际宣言中写道：
共产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是共产主义原则和目标的体现者，它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和贫苦农民的广大阶层，为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为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而奋斗。
举个明显的例子，我可以提到，因1930年11月共产国际决议谴责李立三政策是错误的，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中的朝鲜籍党员的直接行动在1930年5月30日之后就突然终止了。
1932年4月21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社论称，关于最近的中国事务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日本某些圈子的人不明白整个局势的意义，他们天真的相信混乱不安的状况和活动是由外部影响或鼓动造成的。
但我从来没有听过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更不用说共产国际，明确表示他们没有在其他国家煽动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为这些运动提供资金。如果他们是无辜的，为什么不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清白？
在这方面，我可以提一下，在1930年11月19日被捕的韩国人钟永春所持有的共产党文件中（见上文），我注意到1930年9月1日沈阳总行动委员会给北满特别行动委员会的指示。其中部分指出，哈尔滨行动委员会的费用由总行动委员会决定，由总行动委员会每月向其提供300墨西哥元，包括“友党”每月提供150美元补贴。在原文件中，我注意到“苏联党”的字样被“友党”所替代。
（2）我要补充一些苏维埃境内与满洲动向有关的事实。
莫斯科有一所共产主义大学，叫做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以斯大林的名义设立的。50多个不同东方民族的人在那里接受教育，以便他们可以在各自国家从事共产主义活动。
1931年3月2日，中国警察在沈阳抓到了一个25岁叫周怀瑞（Chou Huai-jui）的中国人。从他中式衣服的绳子纽扣上发现了周在上海要接头的人的名单，还有一些外人看不懂的药名。周供述自己曾在北宁铁路唐山工厂（Tangshan factory）当过工人，1925年考入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并且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员。被捕时，他正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他还说，他和13名中国人一起从莫斯科被派往中国，还有其他30名中国人将作为联络员被派往中国。
莫斯科另一所进行汉语共产主义教育的机构是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那里有300至400名中国人正在接受教育。
（3）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是间接的。那必然如此。如果共产国际的祖国即苏联要存在，它就必须承认各国之间的友谊，在这个程度上，共产国际的原则和理想在纯理论上的实现必然受到限制。目前，为了实现世界革命的美好愿望，共产国际首先要让苏联活下去。
然而，满洲有共产主义入侵的威胁。它几乎被苏联领土所包围。满洲三面和苏联接壤，而一个致力于世界革命的机构——共产国际的总部，就在苏联的首都。
特别是在滨海省，布留赫尔（Bluecher）将军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1927年7月之前，布留赫尔曾化名加仑（Galen），和著名的鲍罗廷（Borodin）一起担任国民党的顾问，国民党当时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
在滨海省和东满还有许多朝鲜共产党人，他们也在不断“威胁”着满洲和朝鲜的和平。
在中东铁路，潜伏着许多苏联共产党人。
苏联存在的理由是为世界革命。现在苏联政府的权力掌握在那些主张世界革命的人手中。如果苏联不灭，共产主义活动就必然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必须被抵制。日本一直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共产主义不仅侵占了她的邻国，甚至包括日本自己的领土。坚决抵制逐渐向太平洋推进的共产主义影响，这是日本对自己以及远东和平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