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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1日）
1932年7月1日
该地区通常被称为满洲，是1644年至1912年统治全中国的王朝的摇篮。
虽然某些条约将该地区大片领土割给了俄国，但直到1907年它从未被有效地划定边界。迄今为止，它的内部区划仍然相当模糊。
与中国相比，满洲在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要么处于特殊境地，要么不同程度地“自治”，要么完全“独立”。
A．1907年以前之满洲
满洲在中华帝国的地位非常特殊。它从来不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是中国统治者的封地：它是一种在同一个君主统治之下的私人领地。
研究中国事务的权威爱斯嘉拉（Escarra）先生在他的《中国和国际法》（1931年）一书中写道：
“我们不能像部落那样谈论附庸与宗主的关系。满洲从来不是中国的附庸，因为满洲家族征服了中华帝国。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将中国视为满洲的附庸，因为在这些关系中无法确定附庸的特征。这是个人关系的一个例子，犹如元朝成吉思汗的蒙古家族占据着中国的皇位。而且，至少在王朝灭亡之前，这种个人联系仍然是切实可见的。”
南满铁路前副总裁松冈洋右（Yohsuke Matsuoka）先生在1929年给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的一封信中写道，统治中国的满洲王朝已将其祖居之地视为皇家领地。
莫尔斯（Morse）在他的著作《中华帝国的贸易与行政》（1908年）中叙述道：奉天，1786年起称为沈阳，1908年起正式称为奉天，
是满洲人征服中国并迁移前的旧都。那里一直是一个闲置的都城，拥有完整的政府组织，并适当地配备了将军、副都统和协领，两个半世纪以来，他们最重要的职能是领取俸禄。
实际上，直到1907年，满洲的行政管理都是纯粹的军事统治。长期以来，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地位并不一样，后两个省的地位类似于外域，是一种驻防军。
满洲政府的所有职位都由满洲人占据，而在中国其他省份，从来没有一个重要职位是由本省人担任，无论巡抚还是总督，这就是满洲的行政制度与中国其他省份的巨大区别。1907年以前，在满洲重要的官员一直是满洲人。
盛京、吉林和阿穆尔（黑龙江）省将军同时拥有民政和军政的权力。
在对外关系方面，例如，与俄国缔结有关边界的条约，自然是由北京皇帝，即中国本土和宗法封地的君主，来谈判这些条约。
B．1907年至民国成立时之满洲
随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外国利益在满洲的发展，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的奉天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外国领事常驻于此。显然，日俄战争后，进一步集中管理这三个省是必要的。
1907年，设立东三省总督衙门。第一任总督是徐世昌先生，驻奉天。
1907年4月，徐世昌和唐绍仪上奏中国皇帝后，整个省级行政机构被改组，以前负责管理三省的将军被文官总督（或巡抚）所取代。
也是在1907年左右，中国政府在满洲的吉林省和奉天省设立了第一批外交特派交涉员，涉外案件由此开始直接就地处理。
慈禧太后去世后，总督徐世昌被召回。1909年至1911年，锡良先生成为总督，他是蒙古族；正是他代表奉天省的显贵和市民上奏朝廷，要求召开国会。
在满洲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赵尔巽继任为总督，任职一年半。
这位总督非常坚定的态度，使满洲得以避免当时在中国其他地区发生的动乱。有人提议成立国民保安公会，尽管某些革命党人反对，他们宁愿效仿其他省份的做法，即杀死总督并宣布独立，但这个保安公会还是成立了，由总督担任会长，这主要归功于张作霖将军的支持。
1911年，张作霖任奉天省都督，他已是满洲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他知道如何挫败革命党人的计划，而当皇帝退位诏书发布后，他又支持新政府。
因此，毫无疑问，由于没有和中国本土相同的种族因素以进行反对满清政权的革命，满洲保持了一切的平静。
总督的职位消失了，尽管直到1912年秋天新政府才接受赵尔巽的辞呈。
C．从民国成立至1922年宣布“独立”时之满洲
当时，每个省都有一个文职民政长和一个军事都督；后者的权力限于军事，听从北京的总统和陆军总长的命令。但中央权威很快遭到削弱，都督的权力随之增加。人们也许会认为，随着总督及其职位的消失，东三省将失去其共同的行政中心奉天。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第一次尝试“独立”发生在1916年，当时某些督军，尤其是奉天督军张作霖，请求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因为国会反对中国对德国宣战。这一要求被拒绝后，张作霖和其他督军宣布他们各自的省份“独立”于中央政府。然而，由于张作霖得到宽恕，他的这一“独立”宣言后来被撤回了。
此后不久，集中管理东三省的企图再次出现。1918年9月，《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张作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以便他能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境内发生骚乱的威胁。
最后，在1921年，张作霖同时被任命为蒙疆经略使。
民国时期，外交事务的组织仍与以前相同。1921年，我们在奉天看到了东三省外交特派交涉员（佟兆元
），他同时也是奉天省的特派交涉员。根据不同的情况，他使用两种不同的印章。他是该省的第四任官员。
其他两个省也有特派交涉员，凡有外国领事馆的地方都派有代表。
D．从满洲“独立”到1923年12月底
1922年春，在直系吴佩孚将军和张作霖的内战中，奉军战败，被迫撤离直隶省。徐世昌总统发布命令，罢免张作霖。但东三省的各界联合会为张作霖辩护，并一致投票通过了以下决议：
“张作霖之命运，为满洲三千万人生命之所系，绝不接受解除张作霖在满洲的重要职务之命令。”
1922年5月12日，张作霖发表了“独立宣言”，并通告北京外国公使团、天津领事团以及东省（Tonchang）外国侨民与驻军。
以下是该通电的英文文本：
“致北京外国公使团、天津领事团及东省（Tongshan）外国侨民与驻军：
余接获徐世昌来函，嘱放弃东三省、热河、察哈尔特区及内外蒙古。此等地方，不能承认其为中华民国之领土。
余身处特殊地位，不能不承担起所有之责任，竭尽全力保护友邦之生命财产安全，以促进邦交。举凡满清与中华民国时期所缔结之一切重要条约，概予承认和尊重。外国公使、领事及侨民，如欲对其他问题及事项有所协议，可向余之政治厅
提出。余为增进人民之幸福，希望今后与友邦之通商关系，较前更为密切。自本月1日起，无论徐世昌缔结有关东三省、内外蒙古、热河、察哈尔之任何条约，非得余之直接许可，余概不承认，并视其为徐世昌之阴谋。（签名）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完。”
在张作霖将军于1928年返回奉天去世之前的整个时期，无论是他在该市逗留期间，还是1927年6月在北京建立军政府期间，东三省的“独立”状况均未曾改变。
毋庸置疑，1924年秋天，张作霖将军可能与中央政府达成了某种和解，但这种和解是短暂的，因为在1925年底，他又拒绝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回顾郭松龄事件，他因反张作霖失败而被逮捕。
在此期间，张作霖政府以1922年5月“独立宣言”中确定的原则为指导。
他认为自己是绝对的统治者，掌握着民政、司法、外交及军政。
他于1924年5月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以便能够控制该地区的所有交通。他任命重要文官和军人为该委员会成员。这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咨询机关，在必要时张作霖随时举行会议。
他总是直接处理外交事务，正如他在1922年5月所说，不承认北京政府未经其直接批准而缔结的任何有关满洲的条约。
因此，1924年11月，苏俄与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就中东铁路问题单独签订了条约。前年5月，中国中央政府和苏联之间已经就同一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张作霖拒绝承认。
在满洲对外关系方面，原机构仍由张作霖管理，甚至他在北京执政期间，奉天一直设有东三省特派交涉员。
在此期间，唯一的变化是纯粹名义上的改革，即中国政府在1927年12月通过的司法改革，但它只是一个词的改变，即奉天高等审判厅（类似于高等法院）更名为“最高法院东北分院”。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去世。7月2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召开，推举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将军为东四省（包括热河地区）保安总司令。
国民政府因此而有所介入，但1928年12月29日以前，四省的行政和内部组织均未变化。
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部，既是最高军事机关，又兼管满洲各省民政事务。
7月19日，成立了东三省临时保安委员会，该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二条规定，东三省各省的主权属于人民。
1928年8月，随张作霖将军逃出北京的原北京政府交通部的官员和专家，意欲组织东三省交通部。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由此成立，并全面改组了1924年以来的原交通委员会。该委员会章程（见附件一）赋予其在铁路、电报、电话、邮政和航海事务方面享有非常广泛的权力。根据规定，该委员会成员由保安总司令任命。
与此同时，1928年底，南京政府与少帅张学良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张学良服从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同意少帅自主管理各省事务。1928年12月29日，奉天改升了国旗。
E．1928年12月底至1931年9月18日之满洲
然而，在1928年12月和解之后，东四省的行政管理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独立”于南京的程度也没有变化，即使是为数不多的几次集权尝试也是昙花一现。
首先，1929年1月12日，张学良被确认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他的副手张作相和万福麟也得到重新任命。
1929年1月，南京政府还任命了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和省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1929年1月20日，奉天外交交涉员通知驻奉天各领事：“张学良已于1929年6月12日
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
但所有这些任命都只是形式上的，特别是就各种人员的任命而言，他们首先是由少帅张学良亲自任命的。
就在这时，成立了“东北政务委员会”，取代了去年7月组织的东三省保安委员会。根据其暂行组织条例，这个新委员会是指导、监督东北各省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它要指导一切政务，就像边防军总司令负责军政事务一样。该委员会由13名成员组成，以东北各省区资深望重富有政治经验者选任之。
表面上看，委员会的成员由国民政府任命，但实际上选择权仍在少帅张学良手中。除方本仁外，余者均是东北政府官员，他们主要是因为自张作霖时代就有的私人关系而被任命的。（见附录二成员名单）。
委员会主席由委员互选之。
它可由出席会议的委员三分之二多数做出决议。
该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始于1929年2月9日。
毫无疑问，南京方面曾多次尝试加强中国中央政府集权，并将这些措施应用于满洲，但张学良政府一般都知道如何抵制他们。
1929年8月，国民政府外交部决定从8月底起撤销所有的外交特派交涉署，今后一切涉外事务均在南京办理，各省的行政官员只需处理有关外国旅行和贸易事务。该通知是向驻华公使发出的，张学良也收到了该命令。但张学良通知南京政府，他不可能同意取消外交特派员，因为东北三省相对于中国中央处于特殊的外交地位。
年底，双方达成了妥协，取消吉林和齐齐哈尔的外交特派员，而保留奉天外交交涉员。此外，由于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将在哈尔滨设立一个新职位。除哈尔滨和奉天之外，还将向吉林和齐齐哈尔分别派出一名负责外交事务的“代表”。
然而，奉天交涉员还保留了“外交部东三省交涉员”的头衔，拥有两枚印信。
从外交上来看，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苏军入侵东三省后，奉天政府与苏联政府直接缔结协议的案例。少帅在拒绝南京政府提供的援助之后，于1929年12月22日与苏联签署了《伯力协定》。在该议定书中，“奉天政府”做出了某些承诺，尤其是承诺“给予苏联驻东三省各领事馆以国际法及惯例规定的赔偿与特别利权”。
另外，关于东三省独立于南京进行外交谈判的问题，应记得，日本曾于1930年2月向南京政府提出在满洲某些城市设立领事馆的建议。虽然南京政府表示同意，但由于没有得到东三省当局的许可而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事实上，所有的谈判事项都只能与东北当局进行有益的沟通，特别是在交通问题上，最强大的权力机构是东北交通委员会。
1929年底，南京又进行了一次中央集权的尝试。在1922年
6月南京与东北交通委员会副主席会谈，以及1929年8月时任铁道部长孙科（Sun-foo）访问奉天之后，1929年12月17日，南京政府颁布了《东北交通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
根据该条例（文本见附件三），中央政府似乎控制了该委员会，因为它包括国民政府任命的成员。换言之，它受南京铁道部长和交通部长的委托，掌管东三省的交通。
但这一尝试是短暂的。次年，借着中原政局的混乱，该条例被废止了。可以说，它从未被执行过，新制定的条例恢复了委员会对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尤其是删除了涉外事务应由中央政府直接处理的条款（见附件四）。
1930年，张学良少帅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蒋介石）后，仍存在一定的反对东三省独立的企图。
因此，在财政问题上，中国希望给人们一种国家统一的形象。为此，铁路、盐税和商业税被列为中央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似乎承担了东北军费开支。但事实上，南北之间没有货币交换，东北四省的收入都用在了该地区。
同样，关于税收，少帅张学良在被任命为副总司令之后不久，按照中央政府的指令，根据南京公布的条例，取消了厘金，而以统税代之。
如果我们看一下9月19日事件前东北各省的总体组织情况，就能更好地衡量其独立程度。
且不说与中国其他各省一样具有自治性质的组织，单在东北各省的一些中央集权的机构，就直接表明了它们相对于南京的独立性。此类组织列表如下：
1．东北边防军总司令
与南方和解时，张学良少帅保留并拒绝改变这个头衔，实际上他是东北各省的最高统帅，负责所有民政、军政和司法。
即使少帅驻在北京期间，他的总参谋部仍继续在奉天运作。
2．东北政务委员会
上文已述及该委员会的组织和属性，它是与所有政治问题有关的主要机构，少帅也是其主席。该委员会控制着辽宁省政府，其主席是一位文职人员。吉林省、黑龙江省和热河省的省政府主席都是军人，兼掌民政和军政，他们必须同时服从张学良少帅和政务委员会。
3．东北交通委员会
上文已作解释，可见该委员会的重要性和独立性，无需赘述。
4．东北海军司令部
该司令部始终独立于中央政府海军之外。
5．东北外交委员会
上文已经提到，虽然该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南京政府，但其官员却是由张学良少帅任命。
6．最高法院东北分院
四省也有司法自主权，因为该最高法院虽然被称为“分院”，但并不隶属于南京最高法院。
7．鉴于预算的省级性质，财政独立于南京是不言而喻的。但应该补充的是，东北各省不仅没有向中央上缴税收，而且一些本应上缴国库的盐税、铁路等收入，也被张学良截留了。
总之，自1907年总督衙门成立以来，东北各省的“自治独立”越来越明显。十年来，尽管在南北和解后有某些中央集权的尝试，但其“独立”倾向并没有停止，反而以更多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附件1：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章程
（1928年8月修订）
第一条本会承保安总司令部之命，改组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统辖管理路电邮航四政，并有关交通一切事宜。
第二条本会依据本章程规定，管理监督各机关列下：
1．东三省境内原属北京交通部之国有、省有各铁路局。
2．东三省境内有线、无线电政督办及电政监督，并城市、长途电报、电话各局处。
3．邮政总局及各邮务管理局。
4．航务局及航运公司。
第三条现行交通法律法规，凡与本章程不相抵触者，依然有效。
第四条本会有权发布与本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不相抵触之法律法规。
第五条本会由以下成员组织之：
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3人，主任委员3人，委员若干人。主任委员、委员由保安总司令根据委员长、副委员长之推荐直接任命。
附件2：东北政务委员会成员
张作相，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霖的姐夫。
万福麟，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深受张作霖信任。
汤玉麟，热河省政府主席，热河省军队司令。与张学良相处得不是很好，但后者也不能忽视他的威望，让其担任该职，也是为了防止他站在自己反对派一边。
刘尚清，前北京政府农工部总长，前奉天省省长。
袁金铠，前奉天省省长；沈阳事件发生后不久，任沈阳治安维持会会长。
刘哲，前北京政府教育部总长，吉林代表。
莫德惠，前北京政府农工部总长；前奉天代理省长，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莫斯科中苏会议。
王树翰，前吉林省省长，张学良的秘书长（秘书厅厅长）。
沈鸿烈，东北海军总司令，深得张作霖和张学良的信任。
翟文选，前奉天省省长。
张景惠，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张作霖的姐夫。
附件3：东北交通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
（1929年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
第一条国民政府为行政利便起见设立东北交通委员会，由铁道部、交通部委托监督辽宁、吉林、黑龙江省路电邮航行政事宜。
第二条委员会遵照中央各项法规并秉承各主管部命令监督前项事宜，同时受东北最高行政机关之监督。
第三条本会委员由中央各主管部及东北最高行政机关推荐，呈由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任用之，并指定一人为委员长。
第十五条（第二款）其关系外交事项者，由中央直接处理，即使属于本会职掌范围。
第十六条本会经费应先编造预算，呈由主管部转呈行政院核准。
附件4：东北交通委员会新章程（1930年）
第一条鉴于东北四省的特殊情况，设立东北交通委员会，负责处理本地区交通管理事宜。
第二条本会应负指导和监督路电邮航各局局长之责。
第七、八条本会设委员五名，铁道部、交通部各推荐一名，东北当局推荐三名，均呈由国民政府任命。
第十七条本会经费由所属各机关按固定数额缴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