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人著述的史料性质

传统的史料分类方法，比较注重史料的形式。一般按照谕旨、诏令、实录、文件、档案、报刊资料、回忆录、个人文集、日记、书信、年鉴、地方志等不同门类对史料进行分类介绍。笔者主张按照史料的属性来分类，其中，前人所写的具有史料价值的史学著作，统归于前人著述。

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前人著述有三个意思：一是广义的前人著述，即前代人所写的东西。所谓前代人，是指所有我们之前的以往时代人，或者你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人。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前人著述，是指有过与辛亥革命发生的时间大致相当的生活经历或者与这场革命有过关系的人们留下来的作品。一般说来，由于作者已故，这些东西已经定型，不会再有改动。二是狭义的前人著述，即在你研究有关问题之前，已经或者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换句话说，就是最新研究成果。这些东西有参考价值，必须了解。比如我们研究孙中山，必须了解有关学术动态。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孙中山评传》，尽管作者之中有的人是我的前辈，但是我们分析这本书还是把它看作最近的研究成果，列为狭义的前人著述。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我研究某个问题之前，某位比我还年轻的同志已经发表了相关成果。虽然他比我年轻，但是研究成果发表在先，因此，也将其纳入前人著述的范畴。所以，狭义的前人著述，不是按作者的年龄与生活时代确定的，而是一个现有作品的概念。三是著述这个词的含义比较宽泛，某作者所写的所有论文、诗歌、小说、书信、回忆录等等都是他的著述，所以史料学讲著述需要有一些限定。本文所说的前人著述，是指在你之前他人所写的，内容与你所研究的那个历史时代、那个问题有关的带有史学著作性质的东西，包括家谱、族谱、野史、笔记、地方志、年谱、碑刻、史学著作等等。因此，前人著述的作者，既可以是广义的，也可以是狭义的。作品的性质，主要是指有史学意义的著述。本文是研究史料的，所以，不把相关问题的当代学术成果列为讨论对象。比如，我们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可视为前人著述，上述《孙中山评传》则应作为当代学术成果对待。前人著述是重要史料来源，这些东西出自文人、学者、当事人和历史学家之手，记叙必有所本，议论必有所据，非有确证，不应忽视。

家谱、族谱这类东西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中国是个有家族传统的国家，家谱、族谱又叫宗谱，或者叫谱书或者谱牒，是家族文化的特征之一。什么叫宗谱呢？说简单一点，就是记载氏族世系历史的书。唐太宗、武则天时期曾经修过《氏族志》，有人说是比较早的宗谱。赵匡胤、岳飞都有宗谱。近年发现《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的家乡，江苏兴化县施家桥村有《施氏族谱》。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茜洋村有一座古墓，墓主张化孙为唐代张九龄第18代孙，1175年生（南宋），曾任汀州知府，生18子，108孙，其族谱都有记载。北宋名将杨业一族宋以前就有族谱，宋以来五次修谱，已不传。1367年（元代）杨业16代孙杨怀玉重修族谱，以杨业之父杨信为祖，开封有第35代孙杨俊乾，当代名将杨成武为第38代孙。2000年9月海内外至开封认祖归宗者3 000余人。1997年，媒体报道，在丹阳司徒镇周巷村发现了北宋学者周敦颐的族谱《周氏宗谱》，1946年重修，印8套，分8家保存，由28世孙周洪钊的媳妇吴九英献出。1997年，徐州市为了城市建设，挖了清初将军丁秀宇的墓。丁氏后人于当年4月告上法院，以族谱为据，要求作为有主坟，判文物局侵权。书圣王羲之出身何处一直有争论，1971年浙江嵊县（现嵊州市）发现康熙年间修的《金庭王氏族谱》，其中记载王羲之于东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生于琅琊（今临沂一带）。唐诗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夫子庙修了王谢故居。据媒体报道，谢安的原籍浙江嵊县白泥墩，谢氏有族谱，起自谢安的祖父谢衡，现已到42代。族谱由41代孙谢家献保管，42代孙谢汉民现居南京。历代以来族谱有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说法，虽然不一定很严格，但是只要宗族有力量，对修谱总是非常重视的。这是一种有极强生命力的史学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地农村修谱之风盛行，修了多少宗谱没有统计。不过，我估计今后宗谱文化会逐渐走向衰微，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口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家庭人口结构缩小，宗族的凝聚力削弱，社会对宗族的认同感降低，家族文化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日渐瓦解。当然，现在宗谱还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中国的地方志也是一种有悠久传统的史学形式。据《隋书》记载，晋代有一本《畿服经》，已失传。唐以前的地方志多不传。有人统计，从南北朝到民国，计有地方志8 371种。内容上有跨省跨地区的，比如《大元大一统志》，有省志、县志、乡镇志。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着手开展地方志的编撰工作，但是，很长时间指导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措施不落实，所以成效不著。1980年，胡乔木呼吁要重视修志，1981年7月成立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改名中国地方志协会。80年代以来，地方志的编辑出版进度很快。1990年2月统计，全国出版省志、专业志46部，市地志18卷，县、市志208部。两年以后，1992年4月统计，出版市志58部，省、专业志73部，县志323部。再过三年，1995年6月统计，全国已出版省、地、市、县地方志2 183部，加上已定稿的，计完成3 400多部。2002年7月统计，全国累计出版志书12 000多种，其中省、市、县志5 000多种。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有人曾经估计，如果省级志书每部2 000万字，共计5亿多字；每部市志200万字，全国360个市，合计7亿多字；县志每部90万字，算2 000个县，合计也有18亿字，以上合计30亿字。

不仅当代所编的地方志为后人留下了大量重要资料，目前地方志的编写还有向地方通史转型的趋势。早在1990年的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1990年4月3日至7日，哈尔滨），就有人已经注意到了地方志编写告一阶段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有人提出，地方志有几十年一修的传统，因此，将来必须注意保留部分人员，进修提高；把已收集来但没有入志的资料分类整理，归档保存；组织整理编写专题资料；整理旧志；开展方志理论和地情研究；开展地方史的研究；等等。现在，上海等少数地方已经出版了地方通史，南京正在编写过程中，去年我还应邀为他们作了一次关于编写地方通史的报告，估计很快会有一批地方通史著作出现。

前人著述包括年谱和碑刻资料。笔者以前谈到年谱的时候说过，自订年谱属于回忆录的范围，他人所作年谱则属于前人著述的范围。年谱也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体裁，1962年杭州大学图书馆曾经编过一本《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收录年谱书目1 840种。碑刻资料是一种历史悠久且丰富的史料，开发的余地也很大。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过一本《清代碑传文通检》，收录了1 025种清人文集所收的碑文、哀辞、祭文、记、序，涉及明代死于1644年后、清代生于1911年前者共计一万多人。195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一书收录碑刻370件，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一书收录碑刻资料258件，1998年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收录碑刻资料500件。

前人著述中很值得研究的是野史笔记。从史学著作来说，野史和笔记有时候没有明确界限。民国史学者冯自由说过：“史有正史野史之区别，吾国自周秦迄今三千年来，除官书而外，举凡民间记载及历代相传之奇闻轶事，皆逸史也。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间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箧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裁，亦足补官书之缺漏。”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我国野史笔记著作非常丰富，有人研究笔记最早产生于南北朝，盛于唐宋，唐宋笔记不下数百种。“笔记”两个字的最初含义就是散文，在宋代有笔记、笔录、笔谈、随笔等不同说法。比如，宋祁的《宋景文公笔记》、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魏泰的《东轩笔录》、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等。据说毛泽东很喜欢读《容斋随笔》，去世前不久还让人念过。明清史学者谢国桢著有《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把野史笔记分为10种类型，如记农业的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手工业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历史与自然地理的《徐霞客游记》《海国图志》，记中外关系的王韬的《中英通商纪略》，记学人传记的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其余还有记科学技术、农民起义、历史文献与人物、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和典章的，等等。周作人读过不少笔记，他还对笔记提出了一个衡量的标准。他说：一本好的笔记“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鱼虫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对待，却又当作家常话说与大家听，庶乎其可矣” 。海洋出版社1983年曾出版过一本《晚清海外笔记选》，收录了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薛福成、梁启超等人关于19世纪以来海外华人社会的记载，其中包括一些笔记、游记、游历记、述略、纪略、纪实等，但是也收了一些日记。该书夹带一点日记，称为笔记选是可以的，但是日记在史料学角度上应当归于文献。

除了以上所说以外，前人著述还包括正式史学著作。传统史学可以二十五史为代表。我们应该从史料与史学的双重意义上认识二十五史。这些东西是史学著作，又是史料。它们是历代历史学家写出来的，是正式的历史记载，虽然其中可能包含片面的、不完整、不准确的成分，但是除了确能证明有误者外，不应有所怀疑。另一方面，之所以要把二十五史看作史料，是因为历代政权把它们颁布为国家正史后，编者所用原始资料已大部不存。它们记载的事实，已经成为公认的历史。二十五史具有多种文化意义。从文明史的角度，它们是传统文化的标志性产物之一；从史学史的角度，它们是传统史学的代表性作品；从史料的角度，它们的记载本身就是经过消化梳理的资料。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今天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它们的资料价值也许远远大于作为传统史学的价值。在近现代史领域，可以作为资料看待的史学著作就更多了，不妨以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冯自由《革命逸史》、贺觉非的《辛亥首义人物传》三种著作为例。

《武昌革命真史》于1927年6月完稿，1930年3月出版，随即被销毁。1982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要销毁此书，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对革命的批评态度。据作者自序说，他一生的政治倾向，早年反基督教，“耶稣教为异端，痛恶之”。15岁加入教堂，“于是家庭革命、社会革命之思想日往复于胸中，不顾自身之一切，时与旧习惯相抗矣”。入民国后，他又转向批评革命。他说：“自民国成立以来，吾同胞痛苦日增，乃至上无礼，下无学，贼民朋兴，谓非革命者不能自苦以利天下之咎乎？”二是作者叙述辛亥革命从黄兴长沙起义开始，以武昌革命团体、武昌起义为主线，回避了兴中会、同盟会、孙中山、国民党的法统，不合乎国民党的主体意识形态。但是，该书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却很有价值，不光因为作者是武昌起义的参与者，而且因为该书保存了大量史料。上海书店在《武昌革命真史》下卷《复印说明》中说，书中利用了作者多年收藏的“‘日知会’文书笔记及辛亥革命一切文告、函电等”。

《革命逸史》共五集，初集由商务印书馆于1939年出版，中华书局1981年6月重版。（笔者按：刘望龄编著，知识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一书所载《辛亥革命史主要中文书目》一文，记载该书1945年—1947年出版，不准确。）作者在初集的《本书大意》中声明，该书材料除根据记忆外，“其余概以香港《中国日报》及著者历年笔记、函牍、民元稽勋局调查表册为底本”“本书所据均属最有根据及最有价值之正史材料，以民国至今尚缺乏清季革命时代的正史之公布，故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辛亥首义人物传》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10月出版。该书收录人物传记458份，还附有1912年《鄂稽勋调查会阵亡将士调查表》《辛亥阳夏战争鄂军阵亡官佐目兵名单》《湘军援鄂阵亡官佐目兵名单》所列烈士名单881人。该书《出版凡例》称：其资料依据包括五种，即“前湖北革命实录馆人物事略”“前湖北通志馆采访册”“传主生前日记、自传及其亲友所撰事略、行述等”“书刊关于首义人物记载”“编者历年访问、调查、通讯所作记载”。

分析上述三种著作所使用的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史学著作就是通过运用科学方法选择史料、解释史料来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有理由把前人著述当作史料看待。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采用前人著述这个史料学概念呢？为什么又不把相关问题的当代学术成果列入前人著述的范围呢？首先，这与史料的相对性有关系。比如，上面说到笔记，近现代人写的笔记对研究近现代史当然是重要资料，但是今天有人发表了笔记作品，就不会有人把它当成史料，因为现实的当下还不能作为历史来研究。我们可以把上述《武昌革命真史》一书作为史料对待，而当代学术界的那些关于辛亥革命史的著作，只能作为当代学术成果和研究动态来参考。其次，这与本文所论列的前人著述的特定史学性质有关。这些作品，本来就具有很强的历史记载的性质，或者本身就是比较规范的史学著作，有很高的可信度。再次，这涉及学术研究中区别对待史料和成果的问题。我们在研究某个问题的时候，注明所依据的史料，作用是表明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是杜撰的。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把史料所记载的事实，直接转化为你自己的叙述。但是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他人挖掘史料所发现的事实或者得出的结论，就不能用处理史料的方法对待。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直接转化为自己的叙述。当代人的学术成果，是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必须给予应有的尊重。不论研究什么问题，允许借鉴学术界的现有成果，但是参考他人的成果必须说明，否则就破坏了基本的学术规则。任意把他人的成果拿来不加注明地使用，是不道德的。

我们在利用前人著述的时候，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第一，充分认识前人著述的真实性。我们把前人著述当作史料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它们的真实性。首先是它们的作者具有追求真实的动机。钱大昕说过，谱系之学“直而不污，信而有征，故一家之书与国史相表里焉”。章学诚也说：“家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不只这些大学者这样看，民间修谱也很重视真实，如同有的旧谱所说：莫道渊源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不仅古人重视宗谱、志书的真实，当代也十分强调质量。1990年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就提出：“新志书究竟有用无用，以及作用的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志书本身的质量如何。新志书应当有益于当代，无愧于后人，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考验。”其次，前人著述值得重视的地方，还在于它们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比如，明代抗倭英雄沈有容，曾编过《沈氏宗谱》，其中收录了他的《仗剑录》《闽海赠言》《舟师客问》等著作。沈的这些著作几百年来已失传，1985年有人在安徽宣城洪林发现《沈氏宗谱》，这些材料终于再见天日。这类第一手材料宗谱中有，方志中也有。有的方志甚至直接用辑录时人著述的方法汇编。另外，方志中撰写的人物传记，可以当第一手材料用。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朱士嘉所编《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一书，列出了33种方志所收的人物传记3 949篇。再次，宗谱、方志类著作，有经常出新的性质，和正史记载形成互补。过去几百年一个朝代，正史只有一部，但是地方志和宗谱却经常增修、补修或重修。这些经常增加的资料，大大弥补了正史记载的不足。

第二，前人著述对经济社会史研究、区域研究、某些专题研究、微观研究的特定价值。前人著述保存了大量关于国情、政情、社情、民情的记载，在价值上它们有一致性，但是正史、地方志、笔记、家谱、族谱类东西在价值上又有区别。正史是关于国家王朝的记载，地方志是关于地方的记载，家谱、族谱是关于家族的记载，野史笔记是文人学者记的所见所闻，内容上有分工。过去由于人们带有单纯王朝史观、政治史观，对有些历史内容不重视，对史料的理解也不全面，现在人们的历史观发生了变化，更多地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政权史、重大事件史、重要历史人物传记以外的社会内容，因此笔记、方志、宗谱、碑刻类史料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认识。比如，方志、宗谱中关于族田、义庄、赋役、契约、乡风、族规、人物、诗文、世系等的记载，是经济史、财政史、风俗史和人物研究不可忽视的材料。在对中国宗谱的研究方面，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1958年发表过《东南部中国的宗族组织》，1966年发表了《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被称为中国宗族问题研究泰斗。日本学者濑川昌久对广东、福建、海南，特别是香港新界地区的宗谱做过仔细研究，他的著作《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通过族谱的文本指出“与族谱的虚构性并存而隐藏其背后的历史意识”“香港新界各宗族的移居史以及地域社会形成的过程”“各宗族间的联合与纽带关系”“宗族参与墓地风水事务的具体方式”；宗族的形成与参与风水事务之间“存在着哪些有意义的关联”“考察记载他们移居故事的宁化石壁传说的真伪性”“重新考察客家的移居传说，并进一步讨论华南地区族群的族源变化问题” 。这种通过族谱来分析它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方法，很值得借鉴。

第三，利用这类资料除了要注意广泛收集外还要注意综合考察。比如，有学者考订陈昌浩的生年，最后解决问题就是靠多种史料的综合。陈是哪年出生的？他自己历次填写的履历表均说是1906年。少年好友有的说 1903 年，有的说1904年。原配夫人刘秀珍说与自己同年，1905年九月十八日（农历）生。弟弟陈俊（原河南省军区副参谋长）、堂弟陈昌盛说生于1905年，属蛇，与原配夫人同龄。最后在陈的家乡武汉市蔡甸区侏儒镇高登村找到了家谱《义门陈氏宗谱》，其中记载，陈昌浩高祖陈育仁，曾祖陈英善（三子），祖陈华銮（长子），父陈荣发（次子）。家谱记载陈昌浩：“荣发长子，生光绪乙巳年九月十八日辰时”，查公历为1905年9月16日。最后，综合他的原配夫人、弟弟、堂弟的回忆和家谱材料，否定了陈自己的材料和少年好友的回忆，肯定了1905年的说法。再比如，瞎子阿丙（音乐家华彦均）的生年，有三个说法：一是光绪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公历1892年7 月 9 日），根据是 1950 年无锡市崇安寺派出所登记的户口册；二是1887年，根据是1959年中央音乐学院和无锡市文联为他立的墓碑，根据是他自己的身份证；三是1898年10月18日（公历），根据是他故居的牌位。上述三个材料好像都有根据，但是都没有被采纳，1979年版《辞海》确认的是1893年。再例如画家齐白石的生年，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说是1860年，1981年出版的《辞海》分册《中国美术家辞典》说是1863年。齐自己1953年画的画自题“时年93”，1955年自题“95岁白石老人”，1956年自题“96岁白石”，据此推算应为1861年。196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白石老人自传》说，他生于1863年，年轻时算命，算命先生说他1937年75岁时将有大难。所以1937年起，他为自己加了2岁，说成77，自称“瞒天过海”。由此可见《辞海》分册1863年的记载是正确的，不综合分析，就会有差错。需要综合分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类材料也有可靠性低的情况。比如，孙中山的籍贯就有两种说法。孙中山之前五代，是住在香山县翠亨村，其家世源流有两种说法。一说明代从东莞迁来的，另一说从紫金迁来的，至今没有定论，但一般接受东莞的说法。为什么多数人倾向于东莞但又不能确认呢？有关专家指出，由于翠亨村的《孙氏族谱》残缺不全，内容粗漏，修谱时间不详，不足以服人。1918年修的《武岭蒋氏宗谱》说，蒋介石的先祖居于宜兴，五代时迁往宁波。1946年—1948年重修，蒋介石十分重视先系问题。于是，编修人员硬是从各地蒋氏宗谱中，找到浙江龙山一支的线索，再参证其他宗谱，七拼八凑，一直接到周公。“至于宜兴、天台及临海诸谱详载西周以来一连串的世系名爵，我以其‘于史无证’，概不采用” 。把蒋介石说成周公之后，是出于抬高身价和荣宗耀祖的需要。对于此种无聊的说法，我们应有正确认识并采取批判的态度。

前人著述是一个新的史料分类概念，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史料学问题。上述归于这个类别的史料，在属性上有一致的地方。重视和加强对前人著述的利用，不仅涉及对史料的鉴别，而且包含历史观念方面进一步向经济社会史转变的内容。

（原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