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中的利用档案问题

戴逸教授指出，二十世纪发现了五种新史料，包括：（一）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以及金文（金文宋以后就陆续有所发现）；（二）以马王堆帛书以及山东临沂、湖北云梦、甘肃居延等地简牍为代表的帛书与简牍；（三）敦煌文书；（四）外文与蒙文、满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五）明清档案。他认为“20世纪史料的发现是过去任何时代不能相比的，是大批的、连续的、重大的发现；从古到今都有，极为丰富”，“20世纪发现的史料大大促进了本世纪史学的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看法。其中，档案的开发利用及其带来的历史学的进步，是二十世纪史学的重大标志之一。包括明清档案、民国档案、中国共产党历史档案、中国当代档案，以及外国政府、机构、个人档案的大量开发利用，不仅短短几十年就取得了空前的史学成就，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史学人才，开辟了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各种专门史等热门领域，而且推动历史学进一步探究当下，剖析社会，观照现实，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借鉴。

档案史料的发现和利用对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

第一，档案是最集中、最丰富的历史资料来源。一般说来，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是文献、典籍和实物资料的主要收藏单位。档案馆以收藏档案为主，图书馆以收藏图书为主，博物馆以收藏实物为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档案馆收藏的资料，都足够耗尽研究人员的毕生精力。据报道，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着历史文件30亿份以上，堆积起来有150万立方英尺。其中有1843年至1950年期间有关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史料，包括《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的原件和100多年来中美两国政府、团体、私人之间发生的各种照会、换文、函件、图书，堆积起来有3 100立方英尺。中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截至1993年，收藏的中共历史资料和新中国资料共249个全宗66万卷，资料150万册，声像资料8 500余盘，库房档案架总长度6 400米。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收集明清时期的档案资料，总计有900多万件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计有756个全宗，140多万卷，排架长度34 000米。以省级档案馆南京的江苏省档案馆为例，它的收藏量有576个全宗440 441卷（件），声像资料92 799份（盒、本、盘），资料37 238册，排架长度10 762米。

第二，档案的根本特性是它是原始资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手资料。所谓原始资料的意义是什么呢？作为文字资料，档案是人们从事某项社会活动时直接形成的文献依据，该文献本身就是该项社会活动的一个要件，也是事后能够证明该项社会活动确实发生过的最直接的证据。在史学研究上，原始资料的价值是，它具有不可动摇的真实性。这种不容置疑的性质，甚至不需要以当事人后来是否承认该项事实为条件。比如，党的地下组织组织过飞行集会，在集会上散发了传单。这个传单不仅是一份史料，其本身就是这次集会使用的物品，是组织这次集会的要件。再比如，某人给你写过一封信，时隔多年，只要找到了这封信的原件，不论某人是否承认，也不论你是否记得，都可以确信这件事发生过。之所以称为档案，只是因为这些资料入了档，有档案馆专门负责保管而已。历史资料的原始性、真实性，是历史学的真实性的客观基础。我们说利用档案对史学研究非常重要，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档案资料具有其他类型的史料所不具备的系统性。一般说来，档案馆收藏的资料，以政府与社会机构、团体的档案资料为主。档案的整理，最基本最通用的方法是严格地按照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某个实体机构所形成的档案归类，建立一个全宗。一个全宗，就代表着目前已经收集到的某个机构实体所形成的历史资料都完整地收集在这里面。如此看来，把一个机构实体在前后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内自己发出的，以及与自身活动有关系的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来往文件集中在一起，再经过档案管理人员的整理、分类、编目，十分方便研究人员系统地探讨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一个领域档案的发现和利用，常常带来一个学科的产生和繁荣。

第四，档案馆所收藏的档案，以国家机关档案和政府档案为主（在中国包括党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国家机关和政府活动的历史记录。这些资料对于史学研究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组织性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特性之一。人类社会的组织性反映在哪些方面呢？反映在民族、国家、社区、宗族、家庭、团体、机构、制度、法令、规章、习惯、宗教、思想、意识形态等东西所形成的社会网络里面。这些东西所构成的不同形式、不同功能、不同价值的体制性内容，决定了某一个历史阶段社会的总体面貌和水平。国家机关和政府的活动，在上述社会网络里面处于中心的位置，因为它们是整个社会的控制中心。国家机关和政府通过制度、法律、政策、规章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日常生活所起的规范和调节作用，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国家机关和政府活动所产生的历史档案，对于解释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环节，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国家机关和政府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必须及时发出必要的指示，获得下级机关的请示汇报，通过各种渠道充分了解、收集和分析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信息动态，我们把这些材料称为政情档案。因此，国家机关和政府档案，本身就是最大的社会信息库。研究国家机关和政府的施政举措，掌握这些政情档案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资源，有利于对相关历史现象作出相对全面和有力的说明。

第五，研究人员系统地查阅利用档案、研究问题、形成科研成果的过程，是一种十分艰苦而又卓有成效的史学实践。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尽快在理解史料、发现问题、提出课题、解决疑难等方面提高水平。

第六，大量档案被有计划地、系统地整理出版之后，就会随着图书流通渠道、网络等进入各级图书馆、科研机关和私人手中，造成广大范围的资源共享，免去研究人员往返奔波之苦，在时间、精力、经济上大大地节省了科研成本。

档案资料既然如此重要，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第一，重视档案但是不要迷信档案。所谓不要迷信档案是指不要认为档案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为什么档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呢？原因是：（一）档案只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时存留下来的很少部分原始材料，大量材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保留下来。（二）许多历史活动中，包括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统治者、历史中心人物行事谋划的时候，会有意识地不留历史痕迹，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档案。比如，许多确凿的证据表明，1966年北京大学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密谋策划的，矛头明确对准北京市委和彭真。康生以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有多大的胆量敢搞彭真？谁在指挥康生？也许档案里头永远不会找到材料。（三）在许多特殊的情况下，会有大量档案被销毁损失。比如，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驻长春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开始烧毁档案。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在抢运了不少档案的同时，也销毁了大量档案。据记载，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曾经把大约15万斤清廷档案卖给纸商，后来被罗振玉、李盛铎先后收买，最后于1928年被历史语言研究所买入，几经转手，比之前少20 000多斤。这是另一种损失。因此，档案的完整性也是有限度的，或者说是相对的。（四）根据档案管理的制度，一般档案馆都按照永久、长期、短期三种保管期限来分类管理档案，同时也按照重要、一般、不重要三个等次区分档案的价值。一段时期之后，还将经过鉴定剔除部分失去保存价值的档案。从档案保管的角度讲，这样的剔除是必要的，但是并不能排除被剔除的档案还有价值。（五）档案的开放是有制度的，不同密级的档案开放的对象和范围不同。你需要查阅的档案如果不在开放的范围，你研究的问题自然就难以通过档案找到答案。（六）档案馆的资料浩如烟海，虽然有专业人员负责整理、编目，提供许多方便，但是仍然常常摸不到边，一时毫无头绪，花费许多精力无功而返。或者，相对于你所研究的问题，只找到只言片纸，无从说清真相。因此，要辩证地看待档案。档案馆的巨量资料中对你有用的可能只有一鳞半爪，或者必须花很大工夫，阅读大量材料，经过多年努力才能解决问题。

第二，及时了解档案出版的信息，注意尽量先查阅已经出版的档案。经过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努力，已经出版发行了大量档案，这是一件对学术界有莫大贡献的事。我们应该做到对档案的出版状况心中有数。在利用档案的时候，首先检查一下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集，看看其中有没有你需要的材料，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尽量利用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集，这样做可以节省许多时间、人力、物力。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明白，我们利用档案，其意义仅仅在于解决问题，并不在乎你利用的是已经出版的，还是没有出版的，甚至是人们还没有发现的档案。

第三，打破猎奇心理，用其他材料能说明问题的，可以不用档案。上面已经说了，我们利用档案，意义只在说明问题，所以正确的态度是用什么材料恰当就用什么材料。有的研究人员不这样看问题，他们似乎认为只有在自己的论文著作里多用档案才足以显示学术水平，这是不科学的。有人在研究1927年国共分裂问题时，引用了郑州会议后冯玉祥6月21日致汪精卫等人的“马电”，注明引自第二历史档案馆吴稚晖全宗档案。其实这封电报在军事新闻社出版的《冯玉祥先生名著集》、1981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81年第3期《党史研究资料》中早已公布，这样的引用方法是不足取的。在这里，有一个综合利用史料的问题。档案是第一手资料，是原始资料，未加窜改的个人文稿、文集也是原始资料，它们的信度是一样的。就利用史料来说，学术水平的高低表现为所采用的史料是否具有足够的真实性，是否能够可靠地支持你的观点，而不在于你使用的是档案，还是其他资料。所以，应该注意尽可能地综合提炼各种类型的材料。

第四，注意核实档案。前面说过，档案的根本特性在于它是原始资料，也就是说它是真实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费工夫去核实它呢？（一）档案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文字的或者其他形式的遗留物，是一种真实的证据，这一点不需要怀疑。但是，也常常有人伪造历史材料，这就必须注意。（二）有些历史事件本来就是一团迷雾，留下来的档案自然就是假的。比如，当代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本来就是冤案，有关档案材料根本不可信。（三）档案虽然是原始资料，但是它所记载的内容也可能语焉不详，为了正确地采信档案所表示的事实，就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证。比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青年党曾经发表过一份《中国青年党政策大纲》。1931年1月17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下发的《教育部密字第76号训令》称，收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函，内称南京首都警察厅报告，有特务“昨在中央大学各宿舍巡视”，发现了中国青年党散发的《中国青年党政策大纲》，要求组织查办。训令附有《中国青年党政策大纲》抄件。这份档案就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比如，国民党中宣部的密函是什么时候发给教育部的？首都警察厅的密函又是什么时候发给国民党中宣部的？首都警察厅密函说特务“昨在”中央大学发现了大纲，究竟是什么时候？这份青年党的政策大纲究竟又是什么时候制定的？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查找材料来落实。（四）除了查阅档案馆的档案之外，利用档案包括使用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时也应仔细辨别。一般说来，档案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但是由于这个过程包括查阅档案、抄录档案、内容鉴定、文本编辑、校对印刷等多道程序，出错的机会太多。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文字遗漏、标点不对，时间、人名、地名等方面的舛误，等等。所以，利用时要适当考订，以免给你的研究带来这些差错引起的错误。（五）有的档案在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的错误。比如，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说，马日事变后湖南十万农军打长沙，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指李维汉）“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使反革命大奏凯歌”，执行了“投降的政策”“简直等于出卖革命”。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组织起十万农军，根本没有打长沙的完整计划，李维汉也根本没有故意实行投降政策。

第五，注意理顺档案线索，寻找所需要的材料。就国家机关和政府档案来说，一份完整的档案体现档案主体的社会活动的程序。现以上述1931年1月17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密字第76号训令》为例，来说明这个程序。首都警察厅致国民党中宣部的密函称，共查获《中国青年党政策大纲》五份，“除存留一份备查，并饬继续严加注意外，理合检同原印刷品四份，请查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致教育部的密函说：“本部详加查核，此项反动印刷品，既在中央大学宿舍发现，显有该中国青年党反动分子潜伏活动。应请贵部密饬该校当局，严密注意侦查，随时取缔。相应抄同原送反动刊物，函请查照办理见复。”1月17日，教育部训令中央大学，要求“该大学严密注意侦查，随时取缔，以杜反动，并将侦查情形具报为要”。19日，中央大学校长室文书组将训令送达庶务组。当天，庶务组将训令退回文书组，并表示：“自当遵命，饬各宿舍舍务员及消防队随时严密注意侦查。”20日，中央大学复文教育部表示：“遵即派员密查取缔，暂时尚无发现，除仍严饬各舍务员督同校警随时注意侦查外，理合将侦查情形呈复。”23日，教育部发出致中央大学的密字第79号训令称：“已据情转复中央宣传部鉴核，仍仰该大学随时注意侦查。再，嗣后关于密令复文，务需标明密件，以防泄漏而昭慎重。”上述公文流程，涉及首都警察厅与中宣部、中宣部与教育部、教育部与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内部文书组与庶务组之间的文件流通。今天，从查档案的角度来看，就要善于顺着这种档案关系来找材料。根据文件上行、下行和左右抄送的惯例，有些下面的问题在上一级档案馆可以查到，上面的政策规章在下一级档案馆可以查到，此部门的问题可以在彼部门找到材料，等等。

第六，注意开发利用社会档案和民间档案。我国各类档案的保存分为国家档案、社会档案和民间档案。国家档案是指各级国家专门档案部门保管的档案。社会档案包括：（一）各级党政部门尚未移交档案馆的档案。这些档案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由于尚未入档，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社会档案。这一类档案中数量巨大的是县乡一级党政部门现存的材料，特别是其中的政情档案，是地方史、个案、历史细部研究的宝贵资料。（二）社会基层组织保管的资料。比如城市街道、农村村组材料。这些资料保管更差一些，更容易流失一些。特别在农村，经过经济体制的大变化，有些材料收集起来非常困难。（三）各类企业、事业单位自行保管的档案。许多大一点的公司、学校、工厂都有专门的档案室，它们保管的材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资料源。近代一些金融业、工业企业的资料已经有不少出版。所谓民间档案，就是民间社会按照传统或者习惯自己收藏的各种文献和实物。民间档案其实是有传统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形态有四种，即官学、书院、寺院和家学。过去有的显赫家族，世代官宦，代有学人，家里就有丰富的藏书和私人学术继承。有个古民居里挂的条幅说“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就是宣扬诗礼人家。这样的人家往往是有家学传统的，现在这种情况基本已经绝迹。传统社会的官学、书院、寺院、家学的成果，有的历经艰难被保存下来了，有的已经湮没，有的正在被开发，有的作为资料收藏在博物馆、档案馆里，有的作为典章和文化成果转化为当代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业务内容。比如，2000年8月媒体报道，线装书局出版《北藏》。该经最初雕刻于1421年—1440年，1584年又补刻36卷和5种《南藏》著述，合计经典1 662部，6 930卷，分为693函，刻成后一直藏于皇宫。此次出版采用数码全息制版技术，每套200函，每函6册，合计1 200册，只发行100套。这就是传统官学的开发。现在所讲的民间档案包括这样几种：一是寺院、团体等民间机构收藏的材料。比如，西藏大昭寺保存着大量藏传佛教典籍。我去苏州西园寺，承蒙他们惠允参观藏经楼，其中收藏古经籍6万多册，还看到了贝叶经和元代僧人用血写的佛经。2000年5月媒体报道，由少林寺、中华书局、国宝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出版的《少林武功医宗秘籍》，共10卷80万字，含2 000多幅插图，介绍了少林密传拳法、棍法、内功和医术。二是一些名人的亲属、后人手里有不少材料。比如，苏州市章太炎后人1987年捐出章氏手稿、书信、遗物1 000多件。1998年11月媒体报道，南京一位张女士捐出祖上留下来的《三希堂法帖》。三是普通民众收藏的文献和实物。这是最大量、最能反映社会日常生活的材料。1998年上海报道了一市民1978年至1998年20年间的家庭收支账册，后来被博物馆收藏，它真实反映了上海群众的生活变化。

第七，不要曲解档案。在利用档案问题上，最严重的错误是曲解档案。当然，曲解档案和曲解其他任何史料都是同样性质的错误。一般说来，所谓史学能力，包括利用史料、解释现象、总结经验以及基本的写作叙事的文字水平等等。而利用史料的能力又包括收集整理史料的工夫、及时发现史料价值和正确解读史料的水平等内容。利用档案进行史学研究是一种史学实践。人们的任何社会实践都是一种摸索性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正确无误。要求史学研究不犯错误是不现实的，但是曲解档案、曲解史料是一种不合常规的错误，是缺乏基本学术素养的表现，应当尽量避免。

通常所见对档案的曲解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把档案所记录的史实转化为自身叙述时，由于理解不够、叙述不全或者记载不准，产生与档案内容不合的差错。一份完整的档案材料，往往包含当事者什么时候形成材料的，其中说了什么事，与什么人或者什么机构团体说该事等内容。我们在引用的时候，不需要把所有内容都用引文的形式引证出来，可以而且必须把其中许多非关键性的内容转化为事实性的叙述。把史料记载的事实转化为研究人员按照自己语言习惯的叙事，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史学研究就是把史料变为故事。但是，这种转叙不能违反史料的记载。比如，前面所说的1931年1月17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密函中央大学，你不能说成1月16日、1月18日，或者其他日子、其他年份，那样就错了，实际上就曲解了史料。当然，此种曲解不仅指时间，更重要的还有发生事实的地点、人员、具体情节和基本内容等等。我把这种曲解称为转叙性曲解。（二）对档案记载的事实进行鉴定时发生错误，导致结论完全不可靠。档案是原始资料，必须经过研究人员的解读，才能正确地证明相关历史过程。如果解读错误，实际上就曲解了档案。举一个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例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一边抵抗一边企图和日本和平解决问题。有人这样记载了7月10日以后宋和日军的关系：“10日，日方又在‘就地解决’的幌子下，提出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处分中国抗日负责人，卢沟桥、宛平县和龙王庙地区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以及取缔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团体等条件。虽宋哲元表示‘决本中央之意旨处理一切’，接受了日军的苛刻条件，但并没有缓和日军的进逼。”这段叙述告诉我们，宋哲元接受日军条件，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意旨”。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多次表示“决本中央意旨解决一切”，那么“中央意旨”是什么呢？7月9日宋哲元致蒋介石的密电说：“职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 10日前后，国民党中央并未指示宋哲元和日本人谈判，宋的谈判也从未得到国民党中央首肯。那么，又从何说起宋“决本中央之意旨解决一切”接受了日方的条件呢？这是十分典型的曲解档案，是一种非常低级的错误。我把这样的曲解称为“识别性曲解”。（三）忽视或者有意撇开有关材料，导致对被采用档案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一类曲解往往发生在研究人员失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必要的学术中立的时候，于是，档案材料中无论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研究对象的事实的意义，都难以得到恰当的说明。它们不是被夸大，就是被缩小。我把这种曲解称为“掩饰性曲解”。

曲解档案是一种常见的史学错误，其原因也很复杂。有的由于接触档案太少，掌握和熟悉材料不够；有的属于学识不足，缺乏解读史料的能力；有的因为政治情绪过于强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多读书，多写作，多总结，不断实践，不断提高，是优化学养、取得成功的基本方法。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