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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学的内涵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史料学是关于分析和运用史料的知识方法和对某些领域具体史料的研究。所谓分析史料，是指确认史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即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形成于什么时候，属于哪一类史料，反映了什么问题，等等。广义上说，人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字资料、实物和遗迹都有史料的意义，但它们不可能都是有价值的史料。因为历史学并不需要全盘复制过去的生活，所以真实的遗留不一定有用。另外，史料也有原始史料和非原始史料、核心史料和非核心史料、边缘史料和关键史料的区别。因此，大量非原始、非核心、非关键的史料也不一定有用。除此之外，还要看它与你所了解的历史实际有没有关系。有些史料与你研究的问题无关，它对你也就无足轻重。或者你对历史上的有关社会运动、事件、现象一无所知，当然无从判断相关史料的价值，对你来说，它也许就是一份废纸或者废物。这就是史料价值的相对性。所谓运用史料，是指恰如其分地选择史料证明你的论述。过去讲“论从史出”是说史学论文的叙述和论点有史料作为根据，不是主观臆想。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它只能通过对史料的解读重现历史实际。从根本上说，史学研究的水平取决于占有史料和分析运用史料的水平，因此，史料学是历史学的核心内容。
史料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说“史料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基础学科，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表述是不准确的。从把史料学的建设专门化，进行更为细致的学术训练这个意义上讲，把它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领域是可以的，但不一定非要强调是一个专门的学科。过去把学科越分越细本来就不科学。研究史料的目的在于提高史学研究的水平，而研究人员的史料学水平恰恰融合于他的史学水平。这不是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的问题，不是整体与局部的问题，也不是主干与分支的问题，而是整体水平的表现。它们是统一的，其关系具有互相融会、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性质。史料学的内容许多方面与历史学有同一性。第一，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搜集史料是进行研究的先决条件。因此，研究人员在确定了研究课题之后，总要最大限度地收集现有史料，尽可能地挖掘新史料。史料的丰富和准确程度是衡量史学著作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就这一点而言，笔者认为史料学的内容是否可以不涉及搜集史料应当允许讨论。第二，史料学的水平是研究人员解释历史现象的重要前提。历史是人类过去的经历，如果没有史料，即人们生活过程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记录和实物，当然无从说明它。不过，并非有了史料就能够正确地说明历史。为了科学地利用史料，必须首先弄清其产生于何时、所表示的事实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这是史料学应当研究的，也是历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的能力。第三，对史料的分析利用不是一个纯粹程序化处理的问题，它与人们的观念血肉相关。这种观念包含历史倾向性、知识理念和推理判断的思维能力等等。因此，研究人员的史料学水平，常常也是他的历史观的直接表现。第四，史料学所要求的考订史料、判断史料价值、恰当地发挥史料之作用的能力，也是衡量研究人员史学水平的重要指标。
史料学与历史文献学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一书作者张注洪教授说：“史料学有两类，一类是史料学通论，专门讨论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另一类是具体的史料学，专门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
这里提出了通论性史料学和具体领域史料学的概念，但是它们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运用史料和利用史料是同义的，而鉴别史料和研究史料的来源与价值又几乎同义。这是该表述在逻辑方面的缺陷，但是，这并不能抵消它提出问题的价值。一般来说，史料学包括两类内容，即分析与利用史料的基本学术方法和介绍某一史学领域史料分布的状况及其特点与价值。过去的某些史料学著作偏重于后者，而于前者泛泛而论，或者着力不多，甚至毫不注意。有些史料学著作，例如陈恭禄先生所著《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一书，把作者对于史料的精深学养融会贯穿于具体史料的说明。这样的书凤毛麟角。无论分析利用史料的基本学术方法，还是某些史学领域的史料介绍，与历史文献学都有相通之处。
什么是历史文献学呢？王余光教授认为，历史文献是“关于历史方面的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
，它是史料的一部分。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历史文献的文本，即其材料来源、编著过程、体裁、体例、内容、价值，也包括整体意义上历史文献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过程，不同时期历史文献的特点及其继承性。二是整理历史文献的学术内容与方法，包括通过辨伪、版本、校勘、辑佚等方法证明历史文献的真实性，通过标点、注释、翻译等方法解释历史文献的语言和内容，通过编写书目和索引的方法理清历史文献和有关研究成果的源流。这三者称为历史文献的实证、解释和整序。三是对前人整理历史文献的成就加以总结。
这里须讨论史料和文献的定义。
王余光教授认为，史料的内容包括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传史料三类。口传史料包括民间流传的历史传说、史诗等等。这个说法也是学术界的通行说法，没有什么问题。不过，由于近代以来物质生活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对史料的看法也应更为丰满一些。比如，过去所讲实物史料是指遗址、遗迹、古建筑、古器物等东西，而今天实物史料的含义更广一些。比如照片、唱片、电影、光盘等，它们也兼具文字史料的性质。历史传说、民间史诗当然是重要的口传史料，而那些乡风、民俗、俚语、杂耍、庙会、法事等生活形态化的民间素材，也有史料价值，应予以重视。另外，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看，历史上的一切文字资料都是文献，其中包括一应史书、野史笔记、方志、谱牒等东西，而从史料学的角度上说，它们属于前人著述，是二次文献，因此主张不作文献看待。笔者所讲的文献，是指伴生于历史活动的原始文字资料。以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传史料划分史料种类，是从史料的物质形态方面着眼的，如果按照史料的起源和社会属性，应当还有更为科学的史料学的分类方法。撇开以上差异不谈，史料学对史料文本的考订，对史料的解读，对前人收集、整理史料的史学成就的重视，与历史文献学采用的实证、解释和整序的思想与方法，可以互为借鉴。
史料学与历史学的同一性，与历史文献学的相通性，证明了历史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无论在本学科的不同领域，还是相近学科相近领域，都有普遍的意义。
阅读和鉴定史料是史料学的中心环节。
上文已经说过，史料学的内容包括分析利用史料的基本知识方法和对某些领域具体史料的研究。这两者都以阅读和鉴定史料的能力为前提。史料学的这个要求，根源于历史学的双重特性，即客观性和虚拟性并存。
历史学的客观性是指它的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也就是历史本身的真实性。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真实的过程。真实就是实际存在的事物，或者称为事物的客观实在性。通俗地说，叫确有其事。历史学家经过研究把这个过程重新显示出来，应当承认其有真实性。历史学的虚拟性是指研究人员的叙述不能完全排除虚构的因素，具有不够真实，甚至不真实的性质。
历史学为什么会有虚拟性呢？第一，历史的真实性本来是相对的。所谓历史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已经终结了的过程。已经过去了的过程不是过程，因为任何已经终结了的过程相对于新的时空领域来说总是不真实的，它已经不是一个客观实在。时间是一维的，过程是一维的，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当下是起点，过去了的不在过程之内。就认识论而言，一切联系于主观的客观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客观。除了史料，研究人员无法重演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甚至更久时代人类的社会实践，无法亲身经历有关社会观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这是历史学的表达与历史实际之间的天然隔膜。第二，证明历史依据史料，但是任何时代任何问题上史料的丰富性和客观性都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无法克隆历史。为说明历史，研究人员必须像沙里淘金一样一点一滴地搜求史料，并且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推理、猜测、判断获取有用的信息。其中，史料的不充分，主观分析的不正确，都可能造成误解。第三，研究人员对历史的叙述，依靠他的主观意义网络，即他的知识教养和价值观。它们是否有利于做出与历史的实际状况相吻合的解释呢？这常常是难以确定的问题。由于以上原因，历史学经常会在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之间来回摇摆。
历史学的双重特性，要求我们在史学的真实性和研究人员的主观性之间恰当地掌握一个度。有两种倾向需要防止。一是片面地强调历史学的真实性，而无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就会导致完全忽视作者应当通过自身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揭示历史经验的问题，从而根本否定了历史学的价值；二是片面强调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而无视历史学的真实性，从而走向任意演绎历史，甚至顽固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和既定的理论、政策出发，为某个特定社会集团的目标和利益服务，最终变成伪科学。
为了提高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必须加强研究人员的史学修养。
史学研究是一种以知识积累为前提的创造活动。第一，历史学是一种知识，它是关于过去的知识。你了解的关于过去的事实越多，你的知识就越丰富。第二，历史学是一种意识，它是按照特定的科学规范所解释和说明的过去。作者遵循此种规范，通过发挥自己的经验、范式、把握能力和叙述方法等等，融会贯通而形成一种特定的阐释能力，就是一种历史的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就没有历史学。第三，历史学是一种价值。它是现代人按照现代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和审美标准所构成的理解体系或意义网络去解释和说明的过去。研究人员的学术观念必须与历史的底蕴相吻合，否则便有可能曲解历史的意义。
研究能力是通过著作和论文表现出来的。每年都会有大量史学论著发表、出版。在大学的历史系或者专门研究机构，也有很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经常接受史学论文写作训练。一般说来，这些论著按作者的不同素养，分为三种类型，即牙膏型、甘蔗型和泉水型。
所谓牙膏型论文，是指这些论文是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许多初入门者读了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例如教材、传记、专史等，尚未阅读较多史料，对史学动态了解不够，临时接触选题，收集资料，带有急就章性质。由于知识背景和专业基础不够，写论文的时候总是感到没有把握，甚至绞尽脑汁，难以一气呵成。通过这样的实践得到了写作锻炼，但其作品却甚少价值。所谓甘蔗型论文，是指这些论文是像榨甘蔗一样榨出来的。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许多研究人员集中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写作的论文，大致可以归入这一类。此类作者拥有比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相对熟练的专业技能，有确定的研究领域和课题，有较为充分的资料准备，在自身或外界的一定压力之下，突击完成了任务。这样的成果拥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所谓泉水型论文，是指有些作者厚积薄发，文思泉涌，触类旁通。之所以能够达到此种境界，是因为经过长期积累，以广博的知识背景汇合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体验，形成了带有浓厚个性特色的新鲜知识流。这样的学者，常常能够高瞻远瞩，画龙点睛。
研究作品之所以存在以上区别，关键在于作者的积累程度不同。为了提高我们的研究能力，就要提倡大量阅读史料以不断增加研究课题的资料储备，大量阅读史学论著以不断了解学术研究的前沿信息，大量接触社会实际以不断增添人生经验，大量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方法以不断丰富阐释能力。
为了解决阅读和鉴定史料的问题，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读史和读史料的关系。读史是指读史学论著。也许有人会说，读史料与读史没有关系。这是不对的。读史料的目的是积累，而积累的目的是研究。如果对学术研究的状况不熟悉，就无法知道别人利用过什么史料，无法确定正在阅读的史料是否是新史料，也无法判断别人对该史料的解读是否正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读史和读史料的关系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在这里，读史的作用是：第一，使你晓得历史的概貌，知道别人有没有利用过该史料，并且明白它所表达的事实在有关历史进程或事件中的地位；第二，帮助你了解前人或他人思考和叙述的方法，以及说明问题的手段；第三，有利于你知道学术界关于某个问题的不同说法，了解它们的分歧点，以便在阅读和收集史料的过程中对它们进行比较，并且注意选择有益于推进研究的史料；第四，有利于在阅读史料的时候尽快地确定其价值，放弃已被利用过的史料，加快阅读的速度，致力于筛选新史料。在比较熟悉学术状况的条件下，读史料的作用是：第一，发现新史料，补充说明现有问题现有领域未知的部分；第二，通过对有关史料的重新解读修正过去所认为的史实和结论；第三，利用新史料研究新问题，开辟新领域；第四，扩大史料占有量，并通过上述实际研究活动，提高利用史料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正确处理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这是指阅读史料的时候要注意运用一定的思想方法。直觉思维一般凭直感，是一种整体的体验或者感悟。逻辑思维凭推理，是一种分析和判断。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势，也各有局限，应当把它们统一起来。无论读史著，还是读史料，都可以先从总体上感觉一下，粗粗地估计一下它们的价值。有些自然科学家对研究中出现的新现象、数据，可能有突破的苗头，常常先作一个大致的判断，称为“毛估”。实际上这就是直觉思维。读史料用“毛估”是有条件的，就是你有比较广泛的史学背景。准确判断史料价值需要仔细推敲。比如过去别人使用是否恰当，你的史料是否对于解决有关问题至关重要，等等。因此，就需要分析别人利用史料解决问题的程度，以及比较一下你的史料是否具有更大的作用。这里就需要逻辑思维的思想方法。
（三）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有继承才会有创新，凡创新也必定先有继承。在学术研究方面只有继承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继承不是很难，难在创新。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人所宣称的创新，实际上是在掩盖平庸。学术论著应当对现有知识系统有所贡献。必须反对“两饭”论文，即炒冷饭和煮夹生饭。炒冷饭是就现有学术成果东拼西凑，东拉西扯，不使用新材料，不提出新问题，不给出新结论。煮夹生饭就是不愿坐冷板凳，不肯下真功夫，浅尝即止，解决问题不彻底。虽然好于炒冷饭，也应痛下决心予以改正。就史学研究而言，创新没有捷径，唯有老老实实多读史料。你掌握的史料比别人多，发言权自然比别人大。别人利用史料的偏差，其结论失当的症结，都会一目了然。从史料学的意义上讲，学术研究的创新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指出别人利用史料的错误，包括引用史料的遗漏、史料文本的失察和对史料解读的不正确，并且由此引发修正或推翻其结论；第二，考订史料，对其来源和价值作出新的说明，改正原来的认识；第三，从事收集整理和出版史料的艰巨工作，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第四，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延伸学术研究的成果，乃至开辟新的学术领域。
必须指出，学术创新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发展过程。就个人而言，当然希望不断进步，不断有所发明，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人的发展都有限度，都受到年龄、精力、时间、创造欲、知识结构和其他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精神因素以及物质条件的制约。除此而外，还受社会政治状况、学术界的总体认识水平和资料开发程度的限制。所以，学术创新还有学术界整体进步的含义。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正确鼓励创造欲和探险精神，它们常常是人们勇于攀登、有所发现的强大内在动力。二是积极开展正常的学术交锋，包括健康的书评、正当的学术批评和必要的学术争论。三是尊重学术研究中的错误意见。要求科学研究中不犯错误、一贯正确是不现实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很难一次成功，错误的东西具有引起怀疑和批评的作用，这就包含正确的因素。对学术争论中的不正确意见尤其要尊重。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方式，其中争论的双方互相揭示对方的错误，一步一步走向正确。在这里，错误是走向正确的阶梯。这就是错误的贡献。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况，被学术争论证明为错误的看法，其作者所遵循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严谨求实合乎科学的。当然，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所导致的错误除外。
（四）各种材料自证和互证的方法。鉴定史料是利用史料的先决条件。在史学研究中利用史料有错误被称为“硬伤”，因为它说明你的证据有问题，难以构成事实，故而结论不能令人信服。真实性是历史学的根本特性，是它的科学性的体现，也是研究人员学术追求的目标。虚拟性是历史学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历史学的科学性包括不断克服虚拟性的努力。研究人员也是在不断克服虚拟性、提高真实性的过程中不断成熟、不断自我完善起来的。研究人员的这种自我完善，还包括具体学术问题上整个学术界的交流、讨论、切磋学问，纠正错误，走向真实。真实性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可靠性的基础之上，鉴定史料就是落实史料的可靠性。
鉴定史料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它的真实性，包括该史料是否是原始件或者是根据原件发表的，它表达的事实是否真实；第二，它表达的事实能说明什么问题；第三，它在说明该问题时有什么价值，是否具有决定的意义。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多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后面两个问题，与研究人员对资料的熟悉程度、对有关领域是否作过深入研究以及学术敏锐性有关。以下几种方法对于解决第一个问题可作参考。
1.通过史料自身资质的证明。一般说来，任何一件史料它本身都会提供一定表明其身份的信息，它们是分析其是否真实的重要依据。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始件，可以通过该件的纸张、格式、文字、笔法、语气、文风和所叙内容等方面，判断其真伪。另一种是已经出版的史料。对此类材料无从辨别其纸张、格式、文字、笔法，只能辨别其语气、文风和内容。史料的内容一般都会给出一个大致的时间和地点范围，其所叙事实也会涉及某些历史现象、事件、自身活动或其他人，从这些方面往往能直接判断其真假。
2.不同版本的对照。史料的流传会有不同的版本，这就提供了比较的可能。近年出版的藏传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一个版本之众的典型。据说通过近20年的收集，共找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除去异文本还有大约 100部，目前已出版70余部。一般说来，越近的版本越完善。比如，近年出版的《郭小川全集》共计12卷500万字，近三分之一为首次公布。特别令人佩服的是，其中收集了近50万字的自我鉴定之类的东西。再比如，1949年7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文集》，收集的李大钊的文稿只有十几万字。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选集》有133篇文稿近40万字，1984年该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有500多篇文稿120万字。今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李大钊全集》共收文稿577篇192.7万字。其中新发现的61篇60余万字，占全书文稿总数11%和总字数31%。以陈独秀文稿为例，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以下简称《后期》）一书收有陈独秀所写的《我对鲁迅之认识》一文。该书把此文的四个自然段砍去两个，留下的两段又用节选的方法，全文仅余166个字。编者注明：“本文写于1937年12月，摘自《怎样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书中《我对鲁迅之认识》一文。”
但是核对编者所讲之原书（亚东图书馆1937年12月版），就能发现编者有以下错误：第一，原书书名为《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编者所讲书名有误；第二，原书中此文题名《我对于鲁迅之认识》，编者所用题名有误；第三，原书版权页注明出版于1937年12月，但并不能据此断定此文作于1937年12月，编者判断显失轻率（据三联书店1984年版《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卷，此文作于1937年11月21日，原载《宇宙风》第49期）；第四，原文中仍有一个错字：“怀恨而死”之“死”应为“终”。该书上述四处错误，加上对此文用了摘录的方法，使其价值大减，必须利用原书核对和增补。编者的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呢？可能与没有看到《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书有关。根据是，第一，编者没有必要用节选的办法，删去陈独秀高度评价鲁迅的好多话。第二，《后期》一书还收入了《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文，但注明选自1938年5月拔提书店出版的《抗战文选》一书。该文是原书的第一篇文章，如果编者看到了原书，则不应另从《抗战文选》一书选辑。第三，《后期》一书中《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文，错误有十几处之多，如果看到了原书，当不致如此。
利用不同版本核对史料还要注意以下情况。
第一，反映同一史实的来源不同的史料。比如孙中山1905年8月13日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1981年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收有两份史料，一份是1905年9月30日出的《孙逸仙演说》，一份是《民报》第一号刊登的《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这也是不同版本，但它们都是一次文献，具有互相补充的意义，不存在彼此否定的性质。另一种情况稍异。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所著《支那问题真解》一文，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所出胡汉民编《总理全集》收有当年的中英文本，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以其英文件重新翻译，于是就有了两个译本。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将两个译本都收入，但以后一个译本为附件，这个处理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不同语种的不同版本。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曾在同盟会作过一次讲演，这就是4月1日所作《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说词》。1912年7月11日比利时《人民报》发表了该文的法文译文，7月1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第17期转载了由比利时法文本翻译的译文，题名《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该报同时还发表了列宁针对俄文本所写的著名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很长时间里人们不知道俄文本的来源。同一篇演说，辗转三国文字，其中含义已有变化。其尤著者，把原演词的将来新政府开办民政，“必将各地主契约换过”，改为俄文本的“新政府一成立，就必须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并且由此影响了列宁的评价。这一错误直到1981年才被有关专家指出。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已将俄文本作为原演说词的附件收入。
第三，同类材料的互证。这是指以档案资料证明档案资料，以回忆录证明回忆录，以报刊资料证明报刊资料，等等。一般来说同类资料具有连锁性质。比如，某件事情某报可能有连续报道，或者几家报纸都有报道；某事的诸涉事者都有回忆录或都有记忆；档案中有关于某事的系列文件；等等。这就为它们的互相证明提供了可能。例如，包惠僧提供了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是否可信呢？不少出席一大的人都回忆包参加了会议，因此，包的回忆录就有价值。档案中的系列材料还能在时间、地点等方面互相印证，提供更准确的答案。
第四，多类材料的互证。这是指利用不同类型的材料互相印证。比如，利用报刊资料证明回忆录或档案，利用档案证明报刊或回忆录，利用档案、报刊、回忆录证明其他资料，等等。例如，有回忆录说，陈公博参加过中共一大，但由于旅社内隔壁房间发生凶案，所以偕妻离沪，最后一天会议没有参加。这个说法是否可靠？经查上海当时报纸，确系事实，不仅证明了回忆录的可信，并且为考定一大结束的时间增加了依据。
第五，史料与研究成果的互证。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能为新发现的史料提供佐证，所以，对学术动态越了解，学术积累越深厚，判断史料的能力越强。史料与研究成果的互证有以下意义。第一，研究成果越坚实，越是能够尽快衡量史料的真伪和价值。第二，重要史料的发现有可能使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上得出结论。包括修正过去的只此一种的结论，肯定过去几种结论中的一种，提出一种新结论，等等。第三，通过对新史料的证明，会有力地促进研究成果薄弱的问题和领域的研究。
第六，其他证明的方法。包括请本人、其他当事者、亲属核实等等。
（五）阅读、思考、记录并举。阅读史料是一种积累，积累的价值体现于研究，所以，读史料不能茫然无措地只顾读。应当提倡读的过程中适当作一些思考和笔记。比如，这些史科有什么价值？和自己目前的课题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以后会不会用得上？记的内容更多，比如，收集到的有用素材（作卡片或笔记）；史料中有价值的线索；与目前课题无关的史料中的重要素材、线索，或者这些史料可能形成的课题；阅读过程中临时产生的看法、论点或灵感；在阅读新史料的过程中对过去接触的材料和思考的问题产生的新想法；结合读史料随时查阅有关论著所作的批语、纠错和自己的不同看法；研究问题动手收集和阅读史料时，所考虑的计划、目的、难点；等等。
（六）了解关于史料的规范和必要的工具书。所谓史料的规范是指它的类型和性质。类型分两种。一种是史料学所分的种类，比如文献、档案、报刊资料等等。另一种是根据史料本身性质所分的种类，比如报刊资料又有报道、评论、文稿、社论等区别；档案也有上谕、奏折、文件、电稿、文告、文稿等许多种材料。这里讲的史料的规范是指后一种类型。比如，应该知道什么叫上谕，什么叫奏折，什么叫题本，以及实录、起居注、圣训、黄册、手本、宣言、训令等是什么东西，它们是什么程式，有什么区别，等等，以便阅读时心中有数。由于学者们的不断努力，许多领域都出版了一些工具书，比如查纪年、查人物、查书籍、查论文、查报刊、查档案、查作者、查史学动态等等，都有现成的索引资料。善于利用它们，有利于尽快找到所要的东西，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史料学是一种具有专门特点的学问，又是一种历史学的综合能力；既有方法论的意义，又有历史观的性质；既有理论学习的必要，又要经过长期实线，才能有所理解，有所熟练，有所成就。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