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的建构

历史是人类过去的经历。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对历史进行研究，满足了人类了解过去的愿望，提高了人类的经验水平，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笔者把历史学所获得的知识，称为历史知识。历史知识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系统中的一种体系性知识，它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区别是：

第一，它是一种体现作者个人价值判断的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不包含发明者的价值判断，不带个人政治色彩。历史知识一定包含作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研究者可能看法相同，也可能部分不同，或者完全不同。

作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具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是有是非善恶的，作者的正确的政治观念和评判标准，是必要的历史批判精神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作者的政治观念和个人情绪，必须受到史学道德的严格限制，不能逾越历史理性的界线。否则，研究结果的公正性，就缺乏基本的保证。

第二，它是一种完全不能通过实验加以验证的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多半可以通过实验证明，但是任何研究人员都无法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再演一次，并且把这种再演的结果，作为分析过去那个事实的依据。

历史知识的正确性，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历史资料来检验。也就是把某种研究结果与作者所使用过的和没有使用过的历史资料进行比对，分析这种研究结果与这些资料所记录的内容相似或者一致的程度，以判断其正确的程度。

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后，历史就被分别提炼为国家知识、历史知识、民间知识三种不同的知识形态。

所谓国家知识，是一种具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知识，也是一种古今中外国家政治权力经常拥有的知识系统，包括政治、哲学、法律、文学、艺术、历史等学科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有密切联系的内容。历史学的有关内容，经过国家知识的吸收和改造，就会成为被政治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以某些历史知识为基础的国家史观。

所谓历史知识，是由专业研究人员，运用历史学的知识方法所获得的对历史的认知和叙述。它是具有独立专业品质的一种体系性知识。所谓历史知识的体系性，是指它在价值体系、科学体系和结构体系方面，都具有独立的完整的并且互相统一的性质。

所谓民间知识，是指在普通民众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观念、愿望、认识水平、生活态度与习惯，朴素地、有局限地、可变动地拥有的知识系统。它包括各种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生产知识、生活知识，其中也包括某些历史知识。

本质上，历史知识是一种客观知识。多数情况下，历史知识是研究人员对完全陌生的过去时代的叙述。决定研究人员叙述水平的因素比较复杂，其中很重要的条件，是研究人员的历史观念。

研究人员的历史观念，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历史的主观看法，包括研究人员对自己所研究的特定历史对象的立场、态度和评价；二是在研究活动中所贯彻的方法论，即用以创造历史知识的态度、程序和技术路径。这两者是统一的，又是有区别的。研究人员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时代的看法，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会对他研究特定历史对象所持的观念和立场发生影响，从而影响他的结论；研究人员在研究活动中所秉持的方法论，也会影响他对时代和社会的看法，从而影响他对特定历史对象的研究。

对历史的主观看法，是一种历史观；研究历史所秉持的方法论，是一种学术观。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与研究人员的历史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我曾经说过：

所谓历史，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用血汗书写的生活业绩。我们应当不断端正历史观念，更多地发现和颂扬人民的价值。所谓历史，是对过去的发现。我们应当抓住一切机会，留心一切苗头，更多地走向田野，走向民间，把那些稍纵即逝的资料和事实整理出来，以见证社会和时代。所谓历史，是思想的过程。我们应当尽可能地提高理论修养，以便有条件在一种更加公正的立场上解说过去，而不是生吞活剥地套用别人的概念和方法，把千姿百态的人类生活，变成干巴巴的公式和教条 。

这里所说的，就是一种历史观念。为了把它贯彻到史学实践中去，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应当注意以下七个问题：

第一，研究课题与历史资料的匹配。历史资料和研究课题是否匹配，是衡量研究成果样本性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决定研究成果科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所谓样本性，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课题的内容，是一个完整的个案；二是说所用的证明材料非常吻合，即运用的资料正是所说明的问题必须具备的。因此，文章的阐述，针对特定的事物，材料充分，有系统的实在的内容。

样本性的首要标准，是课题内容的个案化。我曾经说过：

博士论文的首要学术特点是样本性，也就是你的研究，是一个独立的个案。这个个案，可以是一个比较能够集中概括起来的问题，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可以是一种什么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社会现象，等等。总之，这个个案的内涵是确定的，边界是明确的，主题是鲜明的 。

历史资料与课题完全匹配，就有了样本化的基本条件。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术方法。课题与资料的匹配程度越高，论述体系越严密，样本性越强，作品的科学性就越强。好比做陶瓷，要用那种专门的矿土（高岭土）。拿水泥做原料，标号再高，也做不出陶瓷来。历史著作使用的材料不对路，就好像拿水泥去做陶瓷。

有些历史书，资料和问题不搭，作者提出某个论题，但是没有材料证明，说服力不强。于是，或者拿东家的材料说西家的事，或者用面上的内容代替点上的叙述，或者用空洞的议论代替自己的论点。这种缺少样本性的作品，就没有什么价值。

第二，档案资料、文献资料与民间调查的综合。这是三种很重要的材料。档案资料是国家和民间各类档案保管部门、机构所保存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专门保管的丰富的国家政权施政资料，也是社会各种原始历史资料中集散性最强的资料。

文献资料的范畴比较宽泛，理解也不同。过去的史料学所讲的文献，一般指公开的历史文件；过去的文献学所说的文献，一般是指历史典章和书籍。复旦大学教授王欣夫曾经说过：“凡是历史性的材料都称之曰‘文献’。” 他所说的“材料”，就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典章、书籍，包括抄本形式的书。

笔者所说的“文献”，是指产生于各种资料生成形式并遗留下来的一切历史事实的初始文字资料。因此，是一个史料学的新概念，或者，是对“文献”的新解释。

而所谓民间调查，有四层含义。一是改变坐研究室的习惯，除了利用图书馆、档案馆的资料，还要走出去，走向民间，走向基层，找到新的感觉，发现新的问题，开辟新的领域；二是亲自动手，去收集散落在民间各个角落里的大量原生性的资料；三是通过走访活动，获得大量的第一手的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四是通过必要的分析鉴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民间调查所得成为史学研究的有价值的证据。

所谓综合，是把各种来源的资料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的鉴别利用。如果材料过分零碎，过分单薄，就无所谓综合。有档案资料，有文献资料，有民间调查，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资料，才有综合利用的基础。资料越丰富，越完整，分析与归纳的前提条件越好。

当然，研究问题的时候，对历史资料的要求，不应机械设定。只能根据课题的需要、资料的可能性，以能够解决问题为标准。根据课题的要求收集资料，根据资料的情况发现课题，根据搜集资料的新情况修改课题，甚至改变课题，是研究人员经常面临的问题。我曾经把历史资料分为八大类，这里的例子，也只谈了其中几种。各种历史资料的综合使用，有不同的方法和特点。提高灵活运用的水平，只有通过具体史学实践才能实现。

第三，历史面貌和当下面相的观照。本质上，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不断积累为文明成果的过程，它是不断发展的。所以，既要用发展的眼光衡量社会的进步，又要在当前的社会现象中发现历史的基因。

某些历史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有重新滋生的可能；许多现实问题，在历史上能够找到参考答案；研究过去的社会，对当前社会有所启发；研究当前社会，对分析过去的社会有所借鉴。

研究历史不是纯粹消闲，不能看成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为了更好地发挥史学研究的作用，必须注意更好地发挥当代生活经验的参考作用。把历史和当下联系起来观察，有利于区分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认识新旧事物的联系，找出它们的不同点及其演变规律。

举一个关于《三字经》的例子。

《三字经》只有1 400多个字，相传为南宋学者王应麟所编。在中国传统典籍中，称为“经”的作品并不多见。在儒家典籍中，有“四书五经”“十三经”的说法，道家的经典有《道德经》，中医的经典有《黄帝内经》，佛教的经典叫“佛经”，比如《心经》《金刚经》《坛经》等。可见，不是随便什么书都可以称为“经”的。《文心雕龙·宗经》解释儒家经典说：“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当代高僧净慧法师解释佛教典籍时说，经有五义：出生义，“能生出一切义理”；涌泉义，“所讲的道理，其意味无穷无尽”；显示义，“文字内容，能显示佛法的深妙之义”；绳墨义，“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一切言行的实践的标准”；结缦义，“好像是一根线，把佛教的法门贯穿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心经”禅解》，铅印本，第12—13页）朱元璋解释《道德经》说：“朕虽非材，惟知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道德经·序》）

这些说法是否正确不用推究，我要说的是，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经”有这么高的地位，而《三字经》不叫“三字文”“三字诀”“三字训”等等，而叫《三字经》，自然有其内在的价值。

1975年，有一篇文章批判它：

兜售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心史观、封建伦理道德等许多黑货，内容非常反动，是贩卖孔孟之道的骗人经，维护反动统治的卫道经，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经。所以，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孔孟之道的徒子徒孙，都把它吹捧为“袖里通鉴纲目”“小百科全书”，作为他们培养接班人的启蒙课本，麻醉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

1989年，有人指出：

一部《三字经》，融时间、地点、数目、历史、地理、人物、天文、气象等知识于一体，于方寸之中见宇宙；贯通诗书礼乐、父母兄弟、老幼亲疏之关系，于授业之中解道理；寓正反事例，人物相较于其中，于鞭策之中催奋进。千余字中有德育、智育，类似小百科，堪称全面教育的楷模，为我们今日进行全面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2009年1月底，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始讲解《三字经》，一共讲了40多讲，引起了广泛注意。讲解专家钱文忠说：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三字经》，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在过去，包括章太炎先生在内的有识见的学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经》的注释和续补者。近期，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还创作了《新三字经》，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前后对照起来，在1975年、1989年、2009年三个时间点上，对《三字经》的评价变化这么大，其背景，就是社会文化思潮的巨大变化。

第四，生活经验与文本制度的对比。所谓生活经验，是指人们在社会阅历和日常生活技巧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通识性的，观察和处理各种复杂人际关系和实际事务的能力与方法；而所谓文本制度，是指一定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法律、习惯等力量合力作用下形成的各种成文与不成文规范的总和。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们过去的生活。生活本身除了有时间性、空间性，还有组织性和制度性。社会生活的制度性，主要取决于文本制度的规范力。但是，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又不能仅仅依据文本制度，而必须在文本制度与生活经验相统一的角度上加以综合分析。

生活经验与文本制度是分析历史的两个不同视角，也是两个具有相互矫正作用的视角。只有把它们统一起来，才能确保研究成果的客观性。

生活经验与文本制度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所谓一致性，是说一定时期内社会生产力水平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制度的覆盖面和规范能力也是基本统一的，这就造成了社会面貌总体上的同质性；所谓差异性，是指尽管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地区、种族、自然条件与社会结构的不同，同一时期各种不同人群、族群、种族、民族、地区、国家的历史内容会拥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比如，早在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就已经通电各省改用阳历，并且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的开始。1949年新中国建立，又宣布改用公历。这是历法制度上的两次重大改革。

但是，由于传统农历的实用性、群众习惯、文化程度限制等多种原因，不仅民国时期人们在出生时间的记录上普遍使用农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多数还是使用农历记录出生时间。

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小的时候自己不懂，直到1982年人口普查才发现。但是，身份证上的时间换算还不正确（笔者注：我的出生时间是1950年农历12月24日，换算为公历应该是1951年1月31日，而身份证上的时间是1950年12月24日）。现在看来，在广大农村地区甚至中小城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仍然有很多人被用农历记录出生时间。在一些边远偏僻的地方，甚至二十一世纪以来，还有人在使用农历记录儿童的出生时间。

与民众生活关系越是密切，制度性的变革越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曾经下令禁止蓄辫和缠足。蓄辫涉及满人风俗，禁止蓄辫带有推翻清王朝的政治意义，各地政府积极推行，甚至派士兵带着剪刀在城门口强制剪掉老百姓的辫子。但是，民间风俗却不会一下子改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能看到有农村小男孩扎个小马尾巴，但含义变了，是表示稀罕和祈求平安的意思。至于缠足，据说南唐时期就开始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靠一纸公文是改不掉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甚至再后一点的时候还有缠足。我的母亲出生于1930年，小时候也缠过足，不过是半缠，不是那种标准的小脚。

又比如，1979年以后，我国政府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的人口控制效应，对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在城市城镇人口，特别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职工中，这项政策的执行是严格的。而在广大的农村人口中，一段时间内推行非常困难，执行上也要打许多折扣。第二，由于只准生一个，于是就有人运用各种手段实行选择性生育，结果就是所生孩子中男女比例失调。第三，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出生率下降，人口红利逐步降低，30多年下来，社会劳动力、家庭养老等方面已经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

这些都说明，不能把文本制度的约束力，与它在实际生活中的规范能力等同起来。

第五，学术价值与大众价值的平衡。正确认识学术价值与大众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过去人们不怎么注意的理论问题。

无论中外，“价值”一词与经济交换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语有“价值连城”的说法；西方有经济理论认为，价值是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一般场合，价值是指客观事物的有益性。在文化观念的层次上，价值是一种心理、思想、道德、政治倾向的综合体，是人们赖以判断社会事物合理性的精神准则。

在政治和阶级的社会中，由于族群、社群、业群、团体、阶层、阶级的分别，社会价值系统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生态场，拥有包括种族价值、宗教价值、政党价值、由家庭或家族生活经历和精神传统所决定的家庭或家族价值、各行各业的职业价值、代表社会公众主流价值内容的大众价值、精英阶层的精英价值、知识阶层从事专门学术研究所形成的学术价值等等在内的各种价值体。它们都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为各自所属的人群提供精神依托和道德支持。在此基础上，国家作为全体国民的政治共同体，必须从这些不同价值体中，把那些能够得到国民普遍认同的价值成分提炼出来，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国家意识形态或国家知识。

国家意识形态，或者国家知识，体现了国家的价值观，是国家的精神形态，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必要部件，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精神结晶体，具有不可拆分的性质。本质上，国家知识代表国家的政治道德倾向，是国家摄取了国民道德中被普遍认同并黏合于社会整体利益的部分，所形成的国民政治与道德的整体规范。

社会价值系统的内容、运行规律、相互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消长规律等问题，比较复杂，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笔者所关注的，是应该实现学术价值与大众价值的某种平衡。

学术价值是专业的研究人员，通过对特定专业领域的研究，所形成的关于某种专门知识的知识准则。大众价值是普通民众所秉持的通识性的生活准则。从本质上说，两者不是一回事。就历史学而言，它们之间具有极大的差异。也许，民众在生活经验的层次上，在民间知识传承的角度上，在切身感受的角度上，在民众朴素情感的意义上，对过去或者当前事物的看法，才与专家的学术价值发生一定联系。

这种大众价值很朴素，不一定成熟，也不一定科学，但是很宝贵。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公众感受，反映了社会舆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时代的认识水平。假如专家的历史评价过分背离大众价值，其科学性方面则必然是有一定瑕疵的。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专业人员研究的一些学术问题，可能比较冷僻，大众不会了解，他们有理由不理会大众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研究人员可以完全自外于社会，自说自话，采取与大众格格不入的价值观任意解释历史现象。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在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前者表现为研究人员致力于解决学术问题，并且培养后继的专业人员；后者是由专业研究人员、各类社会教育界人士、业余史学爱好者等共同进行的、针对社会大众的历史教育与历史宣传活动。这两种工作，在历史阐释的范围、深度、广度等方面有一定差别，但是所依据的历史观，特别是价值标准应该具有一致性。

现在，各个学科都存在学术价值与大众价值过分不一致的现象。比如，有专家研究房价，说房价高是因为中国政府保护耕地。假如不保护耕地，房价就能降下来。有专家研究说，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大。在历史学界，有人还在压制对过去极“左”路线的批判，甚至还在蓄意美化某些罪孽深重的极“左”人物。其实，这类人物早已被民众痛斥不已。这些比较极端的例子，严重败坏了学术价值的信誉，也败坏了专家的公信力。

撇开这些极端的例子不谈，还可以举几个普通的例子，来说明专家应当对大众的知识水平有准确的了解，适当尊重大众价值，注意不要过分背离大众价值。

有专家介绍宁波天一阁说，它之所以叫“天一阁”，取自“天一生水”，根据是五行说，具有防火的意义。他说：“古人相信，‘天’和‘一’都跟水有关系，所以叫天一阁。叫了天一阁，这个楼倒好像真是没有着过火。”

在这里，专家告诉读者，天一阁从来没有失过火，与起了这个名字有关。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天一阁没有失过火，原因是多方面的。它的设计非常科学，建筑布局考虑了防火的要求，有一套严密的防火制度。傍晚准时关门，不准点灯；女眷不准进楼，不在里面烧火做饭，建楼以来世世代代遵循，它怎么会失火呢？假如使用现代化的手段，架上电线，安上电灯，如果电线老化、管理不善，反而可能失火。这说明，专家所宣传的，不是大众都能理解的现代科学价值。

再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曾有专家在无锡签名售书被读者打。由于持不同观点而殴打专家，这是需要谴责的。但是分析起来，很可能专家讲的课题，刺激了某些特定地区群众的民族情绪，导致专家的学术价值与这个地区的某种大众化的历史情绪严重对立。清初，发生过“扬州屠城”“嘉定屠城”“江阴屠城”等等事件，在民间留下了非常强烈的民族情绪。虽然几百年下来了，但可能还没有彻底化解。研究清史的专家，现在讲一点清王朝的正面的东西是对的。但是，在有些特定地区可能不适应，而且专家讲授的内容，经过网络的传播，也可能有某些添加的成分，这就更容易引起问题。因此，有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在某些比较敏感的场合，最好注意回避。不仅清史，民国史、当代史也都有这种需要。

寻求学术价值与大众价值的某种平衡，有益于实现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学术与政治的平衡，促进社会生态和谐，培植现代文明的生长。

第六，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的融合。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传统学术方法面临现代转型的任务。在不少问题上，中国传统学术缺少系统归纳，或者说，某些范畴存在不够明晰、不够周密的性质，没有形成系统性。这是一种缺陷，但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也有一些内容方法是珍贵的学术财富，值得继承和发展。

在今天的形势下，历史学继续进步，传统的东西要有，现代的东西也要有；中国的方法要继承，外国的方法也要借鉴。不但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而且要科学地结合起来，使它们融会贯通，形成现代学术传统。

这里，只举一个考据学的例子。

比如，关于时间的核定问题。在古代，历史典籍的时间表示，涉及干支、年号、历法等不同的方法，计算起来非常困难。郑鹤声先生曾经说过：“我国史籍，多以甲子纪日，时序检核，颇费精力。且历数屡变，推算尤感困难。” 许多专家综合前人的研究，进行细致的考订，形成工具书，专门用于检索时间。上述郑鹤声的著作，就把1498—1941年共444年的时间，按照公历逐年逐月对应农历月份、公历日期、农历日期、星期、干支五个项目编排起来，检查起来十分方便。这种学问，必须具有文献学、历法学的功夫，也离不开考证的功夫。

考证方法是传统学术的核心方法之一。熟练地运用，可以大大提高叙事的准确性。任何一件历史事件，都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的关键的片段事实组成的。它们的前后发生顺序不同，相互因果关系就不同。只有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比对、核实、鉴别、印证，才能弄清事实真相。所以，历史学的传统考证方法，并不会因为现代学术发展而过时。

现在讲考证，离不开清代考据学。清代考据学起源于政治的需要，顾颉刚说：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种方法，各代都有。但是，到了清代，特别是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对于古经古典的考据使清皇朝感到放心，他们感到文人们坠入到故纸堆里，对于他们较为安全 。

顾颉刚指出，考据学的方法，是拿书与书对比，发现问题，寻找正确的答案。他说：

考据，是研究古书的方法。考据，即是以此书对校彼书。而把这一本书和那一本书的矛盾之所在，找出来，加以考查。这是整理古代史书、史料的方法 。

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以来，出现了大量新史料，比如甲骨文、竹简、地下考古资料等；特别是大量历史档案的开发，极大地丰富了考据的资料来源，这是考据学方法发扬光大的重要条件。

所谓考证文章，无非证实和证伪两种类型。证伪比较容易理解，列举材料证明某个说法不正确，或者根本不成立就行了。证实的项目要多一些。有的需要证明原来的说法不成立，然后举出证据，建立一个新的说法；有的要在原来的几个说法中，排除其余说法，确认一种说法；有的要通过对现象、材料的收集和分析，拨开历史迷雾，把真相揭示出来。也可以说，证实就是确认，证伪就是排除。

今天，不仅古代的史书、史料在版本上、文字上、史实上、音韵上都还有值得继续考证的内容，而且近代以来，包括当代的许多史书、史料、史实，也都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运用考证的方法解决。所以，考证的方法还需要继续发扬。

第七，真实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真实性的根本意义，是弄清真相，使研究作品内容可靠，具有学术公信力。科学性有两层意思。一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二是研究的结论要客观公允。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实证性和公平原则的统一。艺术性是指篇章优美，隽永深刻，能够启发读者智慧。

真实性、科学性、艺术性，是衡量史学著作质量的三个重要指标。不但要坚持，而且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历史书是写给读者读的，读者越多，流传越久，影响越大，价值越大。当然，就学术著作来说，读者的多少，也不是唯一的标准。有些问题专业性很强，内容比较冷僻，读者很少，不等于没有价值。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历史著作如果没有或者很少有读者，那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品位，根源于作者的心、气、才、情四个要素。我曾经说过：

凡文章，均为心气才情所发。心志、气韵、才华、情感者，人之皆有，文之不同，而文品之高下见矣。窘于四者之作，死文字也。

历史学的作品，当然可以参考这个标准。

把历史的内容，转化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讲究一些基本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其中，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材料为根据，就是历史学的根本知识方法。

历史事实与历史史实，是历史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历史事实代表历史上的真实事情或者事物，历史史实代表研究人员经过论证而在史学著作中所确认的历史事实。由于时过境迁，历史事实具有不实在性、不确定性；由于研究人员的证明，历史史实具有确定性、实在性。研究人员证明事实的方法，是列举材料，根据材料说话。

在这里，尤其要讨论历史学的真实原则。

历史学的真实原则与历史真实是两个概念。历史学的真实原则，是指导研究人员从事史学实践的科学准则，历史真实是对过去人类生活经历真实性的肯定。尽管生活真实是历史真实的基础，但是历史真实又不是确定无疑的。它可以从两个角度上给以质疑：

第一个角度是，人类过去的经历中，发生过无数具体事实。它们的发生、演变和结局，是客观实在的，是一种历史真实。可是，面对遥远的过去，除了遗留下来的有关文字材料、遗迹、民间传说等等证据，能够反映其局部的内容之外，其余一切人们并无所知。

第二个角度是，由于研究人员的研究，历史著作中已经详细记载的历史史实，当然是真实的。假如没有新的材料证伪，它们就是被再现的过去，就是历史的真相。可是，“没有新的材料证伪”只是一个假设。另外，没有一个社会，没有一个时代，有可能把具有史料价值的一切材料保存下来，留给后代历史学家做研究用。这里，还没有谈到战争、灾害、人为毁灭，乃至特定阴谋事件上统治者根本不留证据等等因素。

由此可知，所谓历史真实，根源于实际生活的真实性，同时，又由于时间久远而有假定的性质。历史学的真实原则，当然是以历史真实为基础的。历史真实并不十分可靠，这个历史学的真实原则，还有意义吗？

历史学的真实原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准则。

第一，它是历史学的核心价值。我曾经说过：“揭示真相，说明原因，总结经验，培智社会，利导人群，是历史学的基本职责。”这里一共说了五条，揭示真相是第一条。它是其余四条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一条，其余都不成立。我还说过：“弄清事实永远是历史研究的根本目标之一。”这个说法，我想，永远不会过时。

第二，历史的真实，是一个遵循历史学的知识方法可以不断接近的目标。换句话说，历史真实虽然不是一个可以伸手触摸的固体，却是一个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具有可视性的仿真体。

第三，维护历史学的真实原则，通过艰苦的学术研究、学术争论、学术批判，推动人们的认识不断前进，是历史研究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

第四，历史学的真实原则，是衡量历史著作的学术水平，鉴别一切伪历史著作的最重要的标准。一切历史著作，不论作者是谁，只要说了假话，都将受到谴责而被读者唾弃。

历史知识是通过研究人员的学术活动创造出来的，研究人员的知识方法的水平，决定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知识的质量。作为重要学术方法，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从材料中来，是说结论来自材料；到材料中去，是指经得起材料检验。要坚持材料第一，坚持根据材料说话，坚持不掌握材料就没有发言权。要经得起推敲，经得起考证，经得起别人拿材料来反驳。

历史著作被人挑出刺来，多半是在材料上出问题。或者材料的引用不正确，或者材料的解释有错误，或者不同说法的材料没找到，或者更重要的核心材料没发现。

第二，就事论事。历史的基本内容，是人类的活动。人们的生活，主要以所做的事情为基本单元。历史著作告诉读者的，不外就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一切方法的运用，问题的解决，经验的总结，都要围绕事实展开。

所谓就事论事，就是紧扣事实展开讨论，不要离开事实夸夸其谈。离开人说事不对，离开事说人不对，离开人事关系说事不对，离开事与事的关系说事也不对。需要在理论的适当指导下进行研究，但不能贴标签、炒概念、玩噱头、兜圈子。有的历史著作，事情没有说清楚，理论一大套，这是非常错误的。

要善于抓住事情的外延、内涵、过程、关键、结局等关键环节。所谓外延，就是事情牵连的范围有多大，受了哪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所谓内涵，就是事情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受了哪些内部因素的支配。

历史研究的就事论事有两种。一种是根据研究人员的广阔眼光，或者说，根据研究人员的丰富知识背景进行分析判断；一种是只根据作者的肤浅知识，只抓住事物的片段内容，只看到影响事物的局部因素，进行狭隘的观察和议论。这样的所谓研究，实际上是坐井观天。要提倡前一种就事论事，反对后一种就事论事。

第三，以前瞻性的眼光衡量事物。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种事实的重建。有没有前瞻性的眼光很重要。不能把落后的思想意识、落后的价值标准、落后的是非观念，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那样就无从分析事物的本质，无从肯定其潜在的积极性或者隐含的消极性，无从对历史的惰性进行必要的批判。

能不能拥有前瞻性的眼光，取决于作者的思想、观念、价值、学识、修养的水平。作者的这些知识背景和精神因素，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是人与人又有不同，水平的高低就体现在这里。笔者所以特别重视研究人员的心、气、才、情，主要的原因也在这里。

（本文是我的博士生课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导论的内容，2008年9月第一次讲授，当时只列了讲课提纲。2009年9月，周其厚教授入博士后流动站，由于不知道听课不准录音的规定，现场做了录音，并且整理成文，2012年9月6日定稿。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又载《李良玉史学文萃》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2021年8月12日，周其厚教授的公号“三人行说”发布，阅读量1 886。8月13日，公众号“历史学研究通讯”转发，阅读量877。2024年1月9日，公众号“十九号见”转发） xGd/z1jMcw+8oIs8jmnMzU79ddGqWW4B5iRtQMZxb+fiROfhs13Vb80D5wqLYL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