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观念、方法与特色

进入近代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清末以来中国历史学逐渐进入了现代化的过程。历史学的现代化有以下六个特征。第一，在指导思想方面，从为统治者“资治”转变为探求社会发展规律，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第二，在形式上，从以纪传体为主，其他特色鲜明、分工明确的本末体、编年体、年谱体等传统体例并存，转变为以章节体为主。这个转变，使历史学更加便于叙说，也更适合大众阅读。第三，在学术方法方面，从中国传统自体性知识体系转变为充分接受外来史学思想方法的开放性知识体系。第四，就写作方式而言，从以官方修史为主体转变为广泛意义上的民间修史。第五，史学著作的语言形式从传统汉语转变为现代汉语。第六，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上看，历史学仍然是民族精神文化和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使它保留了民族集体记忆的功能。同时，随着许多艺术手段的发展和文艺活动更加贴近社会，更加群众娱乐化，某种意义上历史学还成为一种更加普及的民间知识和社会文化产业的必要前期工序和艺术材料。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历史学也一定会获得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成就。

应该注意养成全面的历史观念。我们说，史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形式，它的特殊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体现在我们从事研究时，我们自身的观念与我们对史料的使用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英国学者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休止的问答交谈。”全面的历史观念对于史学研究有巨大的价值。

首先，它表现为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我们自身的兴趣、爱好有关。而这种兴趣、爱好是心理的价值层面的，本来就是一种观念上的肯定和欣赏。它会激发我们的好奇心，是一种科学的驱动力。

其次，就历史学来说，研究人员的史学观念来源于历史学的知识、新史料的发现、现实生活的经验和整体的文化素养等四个方面。所谓全面的历史观念，就是由生活经验、文化素养和史学知识汇合而产生的对历史的主观看法。这种看法越全面越系统，对历史的分析就越完整、越深入、越客观、越接近历史实际，也越有借鉴意义。

它的意义包括：第一，有利于揭示事物的完整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起码能把某个历史事件的原本过程弄清楚。为什么有的人研究某项事件，连该事件本身过程也说不清楚，原因在于他的理解不正确。第二，有利于分析事物的内部原因。仅仅能说清楚事物发展的过程是不够的，必须弄清引起该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对原因的分析，与历史观念有关系。第三，有利于把事物放在一个尽可能大的历史背景中分析，弄清楚引起该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原因。第四，有的时候，历史上某些互不相干的事物，可能会成为相互有关系的历史事实。作者的知识背景所决定的观念对分析这些现象至关重要。第五，全面的历史观念，会帮助我们去注意那些不被常人注意的问题。所谓发他人所未发，言他人所未言，是指你的认识或者你着手的领域是他人没有注意的。第六，不同的历史观念会导致对史料的不同认识。比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多还不把野史、笔记、地方志作为史料，因为当时人们认为那些东西不是正史记载，不可信。今天人们已经确信，一切契约、文书、谱牒、碑刻，甚至地名、民俗、传说都是史料。因为人们的观念变了。第七，不同的历史观念会导致人们对相同史料的不同解读。一份历史资料所包含的史学信息可能是复杂的，有的也许能够不太困难地解读出来，有的可能很难。在不同史学观念的支配下，同一份史料会被揭示出完全相反的意义。

在这里，需要强调应该正确理解西方学者“全面的历史”“总体史”等提法。什么叫全面的历史？这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口号。在西方学者那里，全面的历史是什么意思呢？年鉴派学者菲雷认为，与传统史学相比，社会史不再仅仅局限于西方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和西方文化对非西方的征服，而是着眼于广泛地吸收各门社会科学知识，以便客观全面地再现过去。基于这样的认识，社会史的研究范围空前扩大，“不再是只有某些事实才有资格入选的领域，相反，表面看来没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举止，某家小饭店的菜单或者划分地亩的田契，一切都变成了历史”。“一旦一切都变成了历史，一切也就应该重新加以剪辑，也就是说以往没有从其演变中发现某种意义的一系列事物，或者更广泛一点说，一系列研究课题，都成为历史的因素。”与“全面的历史”的口号相似的是“总体史”。总体史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年鉴派学者勒高夫的看法，所谓总体史就是总体性研究，就是“全面地说明研究对象”。费弗尔也说，社会作为形容词有许多含义，用在历史学方面其实没有意义，但是它恰恰因为没有确定的指称而管用。他说：“所谓经济史和社会史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体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要有尽可能开阔的思路，包括全面的历史观念和全面的分析方法，力求在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体系中把你研究的事物描述出来。不要生硬地把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从研究范围中排除掉，这是不科学的。任何时代、任何历史事件都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任何历史事件、任何社会问题都必须放在相应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分析，才能找出它特定的时代因素，才能找到它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的时代依据。

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必须坚持历史学的实证性。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实证性是历史学最根本的特性，因为你所叙述的所有事实，你所得出的所有结论，你所做的所有评价，都必须有证据。离开了证明的过程，就没有历史学。我曾经说过：“所谓谁发现了真理，根本的意义在于谁发现了正确的事实。就历史学而言，用事实来说话的原则，也许永远不会过时。”历史学的实证性是通过它的知识方法来实现的。这里我们非常强调知识方法的重要性，为什么要提到知识方法的角度上呢？因为所谓知识方法其实就是人们赖以获得某种知识成果的学术手段。某种新知识，只有运用一定的学术手段才能获得。知识方法问题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存在。比如，理工科的实验是一种证明手段，也是一种知识方法。史学研究的知识方法与其他一般思维方法或者工程方法，比如思想方法、讲授方法、烹饪方法等等是有区别的。历史学应该是一个丰富的方法论系统，它有一些基本的思想原则，但是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为了解决不同的问题，研究实践中又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路径。比如，历史考据的方法是一种知识方法。实际上，它就是通过对各种历史资料的考订和比对，来弄清楚那些不容易弄清楚的问题。比如，版本目录学的方法也是一种知识方法，其价值就在于使你充分了解有关历史文献的源流。再比如，过去有的学者所提倡的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的方法，也是一种知识方法，其核心是社会调查。所谓死文字是指现有的文献资料。所谓活材料是指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实物、碑刻、契约、文书、乡例、民俗等东西，要收集这些材料必须亲自深入民间做社会调查才行。今天，这一方法不仅已经被历史学接受，而且许多学科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比如文学史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应当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从现存的遗迹以及活在民间的传说、习俗和演出中，寻找文学史的资料。这个想法可以使文学研究摆脱纯粹文本解读的局限。在历史学的教学中，也有一些专门的训练学生的方法。运用这些方法指导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学习和研究，可以尽快地引导他们进入角色。有关这种教学活动的思想、理念、价值、手段，当然也是历史学极其重要的知识方法。和自然科学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在19世纪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断出现边缘学科，不断由边缘学科发展为独立的学科。这些学科形成了不同的知识群，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也有不同的知识方法。它的有益方面是使我们对现实和历史的局部现象的认识更加细致、具体、生动、逼真，问题是使人们的研究领域变得很小，各个学科之间缺乏沟通，使人们在各自的研究中缺乏系统分析的背景知识，方法单一化，反而降低了科学性。应该注意加强各个学科的沟通，了解其他学科的学术理念，吸收和有机地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内容。比如，有机地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从众行为、心理暗示、阶级心理、团体意识等问题，有机地运用社会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定性统计、定量统计和抽样分析，有机地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分析文化模式、行为方式和双重人格问题，有机地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分析社会动员问题，等等。在课题的选择上，注意尽可能选择学科交叉型的课题。

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坚持历史学的实证性之间，应当是统一的。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性地了解和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形成本土化的史学传统。在谈到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冯友兰教授曾经说过，以前的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术语不够用、体系不完备、论证不详尽的缺点。他说：“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比较容易多了。有许多西方哲学中的‘术语’可以用以分析、解释、翻译、评论中国古代哲学。”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大问题。五四时期，胡适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34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1935年，金岳霖教授在为冯著所写的评语中，对这两本书分别做了这样的评价。他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他说：“从大处看来，冯先生这本书，确是一本哲学史而不是一种主义的宣传。”为什么金岳霖先生有这样的看法呢？因为他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解决一个前提问题，即中国传统哲学中讨论的那些问题和意见是不是哲学。“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这样一来，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所讨论的问题究竟是不是哲学问题，本身就成了问题。假如你按照欧洲哲学的内容和主张来分析中国古代哲学，那么就很有可能离开了中国哲学的原本内容，变成了欧洲哲学的中国言说，或者换句话说，叫作中国式的欧洲哲学言说。很有意思的是，冯友兰本人对胡适的方法论却相当认可。1962年他回忆说，当年“胡适用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写的中国哲学史，出来以后，自然使人耳目一新”。但是问题并未解决。1996年，有学者含蓄地再次批评了胡适。他说：“当然，我们也不必否认自胡适以来几代学者的历史贡献，只是这几代学者过分强调中西文化的共同性，过于依赖西方的概念分析、解释中国固有文化，未免使这些思想文化的面貌失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更需要我们站在前辈学者已有贡献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思想文化的新体系，尽量还原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

我个人认为，对金岳霖先生提出来的问题，可以有双重认识。一方面是古代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性格、心理和具体生活环境，他们的实际遭遇和思考的问题，具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果机械地用欧洲哲学的范畴和体系来分析，确实有可能是一种格式化，造成中国哲学原色的消解。另一方面，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包括学术交流，各种学术术语、范畴、概念、理论越来越经常地、普遍地融入我们的文字、语言、思想和学术著作，其后果除了文字、语言和书写的变化外，肯定会引起思维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文化时空变化的直接后果，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深刻的内容。由此言之，要求中国思想学术的叙说方式不改变好像有一点不太可能。我还认为，中外文化交流所带来的中国思想学术的这种双重性的矛盾，当代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存在。就历史学而言，应该提倡以最大的力量深入调查，详尽地占有资料，首先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应该反对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机械地模仿西方学者的范式，离开具体事实空发议论。

在学术研究中，应该提倡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特色。要提倡研究人员充分发扬自己的研究个性，提倡不同的史学流派。如何理解不同的学术个性和特色呢？现在人们一般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看成特色，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严格说来研究领域还不是特色，更不能把某个研究领域说成流派。建国以来史学研究最大的失败，恐怕不外乎消弭了人们的学术个性，很少有人能显示自己的研究特色。什么叫特色？特色就是事物自身显示出来的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性状，研究特色就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研究理念、视角和方法。我主张在研究中注意制度因素。这里所说的制度不是传统制度史意义上的制度，而是一种社会生活中广泛的体制性力量。它包括法定的规则或者社会权力结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政策，有支配力的各种习惯，相同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群体欲望，各种社会因素合力造成的历史趋势，一定时期社会多种制度的不同层面，相同时期同一制度的多样性，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归纳为社会的精神因素。我们过去比较强调物质条件，好像只要说明了社会的物质水平就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其实，社会的物质条件只是人们生存的基础，不能解释人们历史行动的全部。为什么在相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有的人这样想，有的人那样想？这个地方的人这样，那个地方的人那样？任何时代物质条件都不会自发地作用于历史过程，它只能也一定是通过人、通过社会的运动来实现对物质条件的改良、对生产方式的改造、对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既是社会组织的纽带，也是社会发展的杠杆。人们组成社会是靠制度形成一定社会秩序的，不同的制度代表不同的社会秩序，不同的秩序造成不同的生存方式，社会的变化常常主要是制度的变化。在史学研究中，应该注意通过综合分析制度因素，揭示特定社会的环境，解释某种制度的代价和效益，区分社会进步的阶段性。

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现代化过程还没有结束。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我们的研究水平还落后于域外学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环境的限制和学术观念方法的差异。历史学的进步需要许多条件，其中观念方法的进步有极端重要的影响。我相信，通过不断讨论实现的理论创新，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实践所获得的新成就，会有助于学术界的整体进步并且日益向国际学术前沿靠拢。

（作于2003年12月31日—2004年1月2日，原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