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的史料学定义与利用问题

为了对史料进行分类研究，过去人们比较注意史料的形式，比如，按照谕旨、诏令、日记、书信、文集、报刊、档案等门类分类。这样的分类方法有它的优点，今天仍然可以使用。笔者主张，按照史料的社会属性，把它分为八类，即文献，档案，报刊，回忆录，前人著述，声像资料，遗址、遗迹与器物，口碑资料与乡例民俗。其中，文献是一个史料分类的新概念。

文献的含义是什么呢？在词语学、文献学、社会语言学和史料学等不同领域，它的含义不一样。当代汉语词语学是指“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 。英语有两个词，Document含有公文、文件、文献、证件、证券等意思。Literature是指（某一学科的）专题文献。中国文献学有另外的解释。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指出，文献是指“记录有知识信息的一切载体，包括纸质的图书、报刊等出版物和非纸质的录音资料、影像资料、缩微资料、计算机文档等” 。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它的一般含义是指文件。中共中央有一个专门研究党的历史文件的机构，叫中央文献研究室。经过编辑整理出版的资料集，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收入的也是党的文件。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文献还特指某些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文稿，包括某些重要报告、决议、文章、社论等等。比如，人们常常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党的十六大报告是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等等。本文所讲的文献，是从史料学角度上说的，是指一切原始的文字资料。具体来说，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献，包括所有谕旨、诏令、实录、圣训、奏折、命令、公告、布告、传单、政策、法规、证件、决议、决定、报告、请示、指示、宣言、讲话、文件、账册、图册、电函、信札、文章、笔记、日记、歌谣、碑刻、约章、契约、合同、单据、外交文书等等东西。上述文献还可以分为官方文献与民间文献两种。民间文献包括传单、账册、笔记、日记、歌谣、碑刻、契约、合同、单据、文稿、信件、私人藏书、其他民间秘籍等等东西。

把上述那么多形式的史料统统归类为文献，依据是什么呢？因为它们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换句话说，在史料的原始性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

原始性是决定史料真实性的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史料学要研究史料的真实性以及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而史料的真实性又是决定它的史学价值的首要因素。所谓史料的真实性包括两个意思：一是这份史料是真实的，不是伪造的假史料。二是这份史料所表达的内容，也就是它所记录的事实是真实的。所谓史料是真实的，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这份东西是不是原件？比如，某张报纸，是不是当年所出版的那张？第二，这份东西从史料学上说是不是原始资料？某份资料是不是原件，和它是不是原始资料不是一回事。比如，某张当年的报纸是一份原件，但是它所登载的新闻消息对于它所报道的那件事来说并非原始资料，一般意义上报刊资料是新闻资料而不是原始资料。比如，某人写的回忆录是原件，但是回忆录是一种事后的回忆资料，也不是原始资料。而本文所讲的文献，以原始资料为唯一特性。

应该看到，史料的真实性和它的内容的真实性之间，有相当大的关系。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它们是否是原始资料。所谓原始资料，就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直接产物，也是我们叙述这些活动的最可靠的凭据。比如，很早以前进行过一桩买卖，当初所订的合同、买方购货的汇款单据和卖方的收款单据、发货单据等，都是原始凭证。有了它们，我们不需要做任何考证，就可以肯定确实发生过这桩买卖。比如，我给研究生上课，若干年后找到了课程表、我的讲课笔记和同学们的课堂笔记，那就可以断定有这回事。

分析文献资料的真实性，不能离开史料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并存的特点。以上所说八种史料，都具有这个特点。绝对性是指任何一种史料都有它的客观实在性。比如，某份报纸，是它在发行期间一天一天出版出来的，今天各图书馆收藏的装订成册的旧报纸，百分之百是当年的出版物。比如，某人收藏的旧时日记，百分之百是当年的原物。哪怕是民间传说，就其作为口碑资料、民俗资料存在而言，本身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不需要怀疑。但是，我们研究史料的价值，还要从相对性意义上分析。史料的相对性意义是指什么呢？

第一，史料与有关历史事实的关系，是决定其真实性的重要因素。不同史料的产生，和它所记载的事实的本来关系不一样。它们的原始性不一样，真实性就不一样。就像刚才所说的，当年做买卖订的合同、买方的汇款单据、卖方的发货单据等，是买卖活动本身的构成要件，是原始凭据，具有不可反驳的真实有效性。如果我们依靠当事人事后的回忆来证明这桩买卖，它的可靠性就差一些。某人今天写了一份回忆录，就他的写作活动来说，是绝对可靠的一件事，这份回忆录肯定是他的作品。但是，它所叙述的过去曾经发生的那件事，就不一定可靠。因此，原始合同与回忆录这两种史料，在可信度上就有区别。

第二，史料所反映的有关历史内容的主体事实与派生事实之间，在真实性方面有差异。什么叫主体事实呢？主体事实就是与史料内容相对应的历史活动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史料内容与它所表达的历史活动的基本目标完全一致的事实。比如，《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下称《告全党党员书》），反映了八七会议的内容，主要就是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笔者注：现在学术界已经不再使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提法，笔者1996年出版的《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册早已不用，这里只是为了叙述方便），决定采取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告全党党员书》的内容和八七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这份史料的主体事实是真实的。什么叫派生事实呢？所谓派生事实，就是史料所表达的与历史活动的主体内容有牵连的次要事实。比如，《告全党党员书》中列举的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罪状的那些事实。有的个别事实可能不真实。再举一个例子。某人在日记里记载，当天公司召开的会议上，领导表扬了某职工。这一天召开会议和表扬谁都是事实，是日记的主体事实。但是，日记还记录说，旁边有人说了一件什么传闻，这个传闻就是会议上的一个次要事实，或者叫派生事实。一般说来，原始资料的主体事实都是真实的。

第三，衡量一件史料是否为原始史料取决于它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比如，今天我给谁发了一封E-mail，就这件事来说，这封E-mail是原始资料。假如这封E-mail是向对方报告一件其他事情，它就不是那件事的原始资料。某人某天在日记里记了他所听说的一件事，就这一天他记了日记这件事而言，这份日记是原始资料；就他听说的那件事而言，日记是间接资料，不是原始资料。

第四，史料价值有可比性。这主要指反映同一个问题的许多史料中，价值有大有小。有的很重要，有的不太重要；有的原始资料，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有的第二手资料，也许倒很说明问题；另一来源的某份史料可能记载着这个问题的重要情况；与这个问题有关系的某份不起眼的资料中，可能记载着与另一个问题有关的重要内容；等等。

第五，课题体现史料价值。任何史料，它的重要性都是相对于研究课题而言的，不在人们目前的研究课题范围之内的史料，人们就不会发现它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你不研究某个问题，那么，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史料你可能不会去关心。它们再有价值，对你也没有意义。原始资料为什么值得特别重视，就是因为它在史料的原始性、它反映的主体事实方面有绝对可靠性。这一点使它在史料价值方面又具有特殊的优势。

这就是把原始资料归纳为文献的原因。

谕旨、诏令、实录、圣训、奏折都是明清史料。所谓谕旨都是皇帝的指示。谕是根据下级的请示而发的指示，即所谓上谕。下级没有请示而下发的指示为旨。所谓诏令也是指皇帝颁发的命令文书。这个令今天还保留着，比如国家主席令、国务院令。上谕也是诏令的一种。圣训是把谕旨汇编成书。在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的圣训是入关后编的，再后来就是皇帝死后才编辑。所谓实录是先皇帝死后按照年代把谕旨和奏折编辑成书，是一种编年体的史料集。奏折是明清两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的文书。明代的奏章分为题本与奏本，分别向皇帝报告公务和私事。清代康熙年间实行改革，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有专折奏事权，奏折成为他们向皇帝直接反映情况的公文文书。经过雍正、乾隆两代的扩大，奏折逐渐成为清廷广大官员均可使用的正式公文文书，取代了奏本，是与题本并行的两种上行文书之一。

电函是电报业发展起来才出现的史料，一般来说应该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中国的电报业务起步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局大约是个正式的开端。从史料上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电报当然十分罕见。电报业务的衰落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据统计，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电报业务鼎盛时期，我国全国城乡办理电报业务的邮电局、邮电所有8万多个，电传打字机3.5万多台，电报电路1.6万多条。自1992年起，电报业务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下降，“八五计划”以来，随着电话、传真、移动通信、寻呼、电脑、互联网的发展，只剩下大约10%的电报用户在继续使用。1997年媒体报道，全国已有60%的城市取消了电报业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电报业务继续萎缩，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很少有人去邮局拍电报。所以，电报作为一种通信载体离最后消亡的时候不会太远。可见电函可能就是最近一百二三十年间的一种特定形式的史料。

电函实际上是以电报形式出现的文稿，自然会被有意识地收集出版和引用。1914年4月新中国图书局出版的黎元洪文集《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全书一册，分六卷。第一卷文辞，第二至第五卷函牍，第六卷批牍，其中第四卷收入了不少电报，没有注明时间。护国战争后，经蔡锷提议，梁启超出版了《盾鼻集》一书，1916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全书两册，分公文、函牍、电报、论文、附录五个部分，电报部分收入护国战争期间的103份电报。1927年—1929年，胡汉民编辑孙中山的文集《总理全集》，1930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全书三集四册，其中第三集收入电报50多份。1938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蒋介石的《第一期抗战领袖言论集》，也收录了10份电报。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的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引用了许多电报。1936年2月上海人文月刊社出版的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也以引用电报为特点之一。这两种著作都有过较大的学术影响。

建国以来更为重视对电函的整理出版和利用。比如，1954年创刊的《近代史资料》在专刊和期刊中分别公布过大量电函。例如专刊中的《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1919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所载《李廷玉所存电稿》《南北议和文献》《议和文献辑存》《唐继尧函电》《护法诤言》，《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期刊中仅“文革”前就有《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1954年第1期），《张广建电稿》（1958年第4期），《四川军阀混战的文电》（1962年第4期），《袁世凯政府电存》（1963年第2期），《金永炎电稿》《汪荣宝函电》（1963年第4期），《张勋逃匿荷兰使馆交涉文电》（1964年第2期）等。至于各种个人文集、各种资料集、各种刊物，比如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以及中央与各地档案馆刊物，所定期不定期公布的函电则更多。当然，受各种原因的限制，各档案馆和有关公私部门、个人收藏的函电的开发利用空间还很大。

私人通信古已有之，所以，从形式上看信件是一种传统性质的史料。结集出版的信件，从内容上看可以分类。有本人的书信，如《毛泽东书信选集》；有情侣之间的通信，如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有朋友们写来的信，如《汪康年师友书信集》；有写给亲属子女的信，如《傅雷家书》；有政客之间的秘密通信，如《热河密札》（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有的个人文集中，信件单独分类或者单独成册；有的收集较全的个人文集中，信件与其他文稿均按时间顺序排列，不分类。

曾国藩和周作人留下的信件较受关注，出版版本比较多。1879年，即曾国藩死后7年长沙就出版了《曾文正公家书》，20世纪1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尺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钟叔河一人就编过四种版本的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教子书》（岳麓书社，1986年）、《曾国藩与弟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曾国藩与祖父、父、叔书》（湖南大学出版社），以上三种的合集《曾国藩家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2002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卷，从曾氏所留1 000多封信件中选出300多封。周作人的书信集有1933年青光书局的《周作人书信》，1972年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的《周作人晚年手札100封》，1973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的《周曹通信集》，199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等。1994年华夏出版社的《知堂书信》，收录信件421封，是比较全的一个本子。曾国藩的信件受重视是因为他的历史地位和事功。唐浩明说：“看透曾氏，最主要的方法是读他的文字，但曾氏传世文字千余万，通读亦不易，只能读其精华；其精华部分首在家书。” 周作人是因为他散文体的文风，如同编者所指出的：“在现代作家中，带着浓厚的兴趣和自觉写作书信，并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周作人恐怕要算作第一人。”

布告、传单、政策、法规、决议、决定、报告、宣言等东西是近现代才多起来的。1894年兴中会建立时发表了宣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份政党宣言。后来不仅召开党的重要会议要发表宣言，碰到重大社会活动或者政治事件也要发表宣言。党内所做的决议、制定的政策法规，更是管理国家社会的手段。国民党获得国家权力以后，出版了不少这类宣言、政策、决议的文件集，尤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多。比如，1938年3月，独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宣言集》，就收录了65篇宣言，开头是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宣言，最后一篇是1937年2月发表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1941年9月，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起于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止于1941年4月的五届八中全会，文后附有1895年香港兴中会宣言、1905年同盟会宣言、1912年8月13日国民党组织宣言、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宣言、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宣言、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等六篇宣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收有大量国民党宣言政纲类资料。其中，《革命文献》第69辑为《国民党宣言集》，第70辑为《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集》，第76—77辑为《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汇编》上下集。大陆出版的有198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内部发行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下册，166万字），起于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止于1949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非常委员会会议。虽然还不完备，但为研究者利用提供了不少方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发表了大量宣言。1919年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传单《北京市民宣言》，11日晚上在北京前门一带散发并因此而被捕坐牢。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新青年>宣言》，再次宣明了《新青年》同人的主张。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第一期发表该刊《创刊宣言》。12月29日，周恩来主办的《觉悟》第一期也发表了《觉悟的宣言》。1920年11月，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俗称“共产主义小组”）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共中央曾经把历史上的宣言、决议、政纲、政策类资料汇编成册，即1941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来》，收入的文件起自1928年7月，止于1941年11月，计500多份。195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做了一些调整再版，1980年4月人民出版社根据1952年版本重印，内部发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两个比较大的集子。一个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和《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前者三册，99.4万字，1957年印行，1979年2月重印，内部发行。后者八册，272.9万字，1979年4月内部发行，全书372.3万字，起自1915年《新青年》出刊，止于1957年。另一个是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99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全书18册，是在前述集子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但是收录文件止于1949年。

利用文献资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第一，文献与个人文集的关系。以上我们强调文献是指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原始的文字资料。比如我们今天上课，我的讲稿和大家的课堂笔记都是原始的文字资料，因此都可以作为文献。假如我出版个人文集，我的讲稿是可以收的，当然必须有原创性。也许有人问，如果今天有实况录像，算不算文献？应该算，但是实况录像与文献是一种交叉性的史料，这一点还要另外研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个人文集？

一般来说，个人文集是个人作品的汇集，收有作者个人的文章、日记、信件、回忆录、文艺作品以及未发表的手稿等等，其中文章、日记、信件、手稿等都是文献。本文以上所列的三十几种文献没有把个人文集列进去，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个人文集往往是以各种来源的材料汇集起来的，其中有从报刊中收集来的资料，有从档案中收集来的资料，也有回忆录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料我们是分别归在报刊资料、档案和回忆录中的，因此文集是一种跨类别的资料集。二是有些个人文集中还收有文艺作品，多数情况下这些东西我们不作为文献史料看待。三是因为从史料形式上说，我们以上所列举的三十多种文献，都是具有单一特征的，比如奏折、文章、信件、日记、宣言、政纲等，这样有利于史料的归类分析，而文集是一个总类。四是因为经过二十世纪史学的发展，史料的整理出版已经非常丰富，已经有了各种汇编性的资料集，个人文集实际上是汇编资料集的一种。

汇编性的资料集通常有这样几种：（一）个人文集，包括全集、选集、书信集，某一方面的文选。比如，关于经济工作的文选、关于新闻工作的文选、关于文化工作的文选、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文选等等。某一时期的文选，比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了1949—1965年间毛泽东的各种批语、按语、修改稿、书信、文章等等。个人文集中还有一种笔者称为准个人文集或类个人文集的。有些人限于各种条件、原因，可以收集到的关于他的资料不多，因此，研究人员把他的有关文稿、有关人员对他的回忆、研究人员对他的研究成果汇合起来，编成文集。比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何孟雄研究文集》，收有何孟雄的14份著作，包括1920年其被捕后的两份供词，部分党的工作计划、决议、意见书，会议发言等。还收有1921—1923年间北洋政府北平警方对何孟雄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的侦查报告、18篇关于何孟雄的回忆录、3份传记著作、8篇研究论文、1篇学术会议综述、1篇研究资料索引。类似的书还有重庆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曾中生和他的军事文稿》等。（二）综合性资料集，包括综合各类资料的史料集和专门的档案资料集。比如，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4月编印的内部参考资料《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十一册）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三）专题资料集。这类文集规模大小不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计有11个专题68册2 758万字，包括《鸦片战争》（六册）、《太平天国》（八册）、《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回民起义》（四册）、《洋务运动》（八册）、《捻军》（六册）、《中法战争》（七册）、《中日战争》（七册）、《戊戌变法》（四册）、《义和团》（四册）、《辛亥革命》（八册）。这套资料有重大学术价值，1999年，有学者说：“现在活跃在史学界的一批著名的近代史专家学者，就是从研读这些专题史料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前几年有美国学者说，他们利用这套‘丛刊’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 另一种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主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六卷），全书313.9万字。其中第一、三、四卷收有1920—1927年间联共（布）和第三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473份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绝大多数为首次发表。该书是俄罗斯远东历史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根据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即原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整理出版的，1996年中方购买了原书版权翻译出版的。原书编者说，该书第一卷收录的205份资料：“不仅在于能够证实或推翻以前对国共合作历史的一些说法，而且含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和评价，更为详细地阐述为我们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这套资料大大改善了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大革命史、中共党史、陈独秀等相关历史人物研究的水平。2002年5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第7—12卷，反映了1927—1931年间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有一份介绍说，该书“披露了过去鲜为人知的大量、系统的绝密档案。同时也提供了不少国民党、第三党及其他各派政治力量的许多资料” 。这套资料，甚至被认为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人员的“必读工具书”。（四）学术界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论文集，比如《中国农村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的三辑五卷本《三十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文选集》等。（五）专门由报刊文章辑录而成的政论选集，比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三卷本五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等。（六）专门收录报刊社论、时评而成的评论集，例如《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七）会议资料或者论文集。上述各种资料集所收的大部分资料，都是文献资料。

本文把个人文集当作一种汇编性的资料集看待，不作为特定的具体史料分析。当然，在了解或介绍某一领域的史料的时候，应当注意个人文集仍然是一个资料类别。

第二，文献资料与档案的关系。既然一切原始的文字资料都是文献，那么档案与文献是什么关系呢？就档案材料的原始性而言，档案与文献没有区别。档案就是入了档的文献，有没有进入档案馆是它们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什么要把档案列出来作为一类呢？有三个原因。首先，到目前为止，档案馆最主要的收藏品是文献，所以从收藏的角度上看应该作为一个大的类别。其次，档案也有自己的特征。档案馆是官方材料的集散地，所以档案的最大含义就是官方资料。一讲档案，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文件。人们研究问题，写成了论文，评价它的重要指标是要看你使用了档案没有，也就是说，你用了政府的材料没有？最后，档案馆收藏的材料一般都是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第三，对民间文献的收集应特别注意。比如，碑刻、契约、传单、合同、账册，散落民间很多，研究经济生活不可忽视。1997年，有人公布过一份“文革”期间的《社员经济手册》，上面记载：1977年生产队分配猪肉0.45斤，价格0.33元；1977年2月过春节，分橘子0.4斤、带鱼0.6斤，价格0.33元。这个材料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文革”期间的农村消费水平。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他还保留着当年大家领取生活补助的一些单据。其中有一份1973年12月28日参加学校基建劳动的补助，每人一天补助粮票半斤、两毛钱。我把这份补助的签领单印在我们的同学通讯录里，它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劳动价格。在我的日记中，有1977年7月3日记下的山东省长清县一个集贸市场的蔬菜价格：鱼每斤1.7元，鹅蛋每只0.27元，芹菜每斤0.10元，鸡每斤0.90元，鸡蛋每只0.10元，葱每斤0.10元，盐须每斤0.05元。还有6月12日记下的以北京永定门车站为起点的火车票价：周口店0.70元，天津西2.40元，天津2.30元，济南8元，南京16元，济南到南京12.50元。这些内容非常平凡，看起来也许毫无价值，但是如果研究那个时期的百姓生活和社会日常经济，它们不仅有价值而且找起来还不容易。在我1976年2月17日的日记中，记着当年以省委工作队的身份在江苏省江都县二姜公社福舍大队第四生产队记下的这个队的分配水平。1975年核算，该队七户农民扣除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柴草等生活品外，必须倒贴生产队钱，七户共计555元。很奇怪，日记中还记载了这个大队第一生产队一只木船承包经营的情况。这个生产队有一只私人的船，1974年四个农民搞运输，他们每月交给生产队 110 元，其余收入归己，生产队全年收入 1 320 元。1975年生产队花6 000元钱把这只船收归集体，仍由这四个农民经营，收入归公。结果全年收入3 856.55元，付去四个农民报酬1 800元，修船1 569.59元，修船吃掉160.45元，结余326.51元。今天来看这个例子就很有意思。再比如，我们研究人物，很重要的是收集他的日记、信件和文稿。这些东西，显要人物的是在档案馆，但大量的还是在私人手中。作家丁芒说，他的文集中，收入的亲笔书信只占已收集到的2%—3%，日记一概未收，师友间来信，积有一公尺之厚，均未收入。1996年10月22日，张学良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赠送生平史料文物，其中包括东北时期、华北时期、西安时期和软禁时期四个阶段的日记、相片、来往信件、读书笔记，以及收藏的名人字画、印章等。张规定这些材料“不得在2002年前公开”。哥伦比亚大学为此专门建立了“毅荻书斋”（张学良别名毅庵，荻指赵一荻）。张表示：“希望这些文物和资料能够供给国际上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参考。” 1991年，张学良访问美国，决定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专家张之丙为他作“口述历史”，至1996年已完成录音。据报道，张之丙为张学良做的采访录音有150盒。1993年，浙江德清县建立俞平伯纪念馆，俞氏后人捐出了许多东西。俞氏家族俞鸿渐（1781—1846年，举人，在乡设馆授学）、俞樾（1821—1907年，道光三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俞祖仁（俞樾次子，早病故）、俞陛平（1868—1950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探花、翰林院编修、浙江省图书馆馆长）、俞平伯（学者、红学家），有五代文化人。俞平伯之子俞润民捐出的材料包括祖传百年的许多真迹，其中有俞樾为俞陛平所写的课本《曲园课孙草》，俞平伯题诗、夫人许宝驯画的诗画长幅，章太炎写给俞平伯的长幅，70年代俞平伯夫妇楷书《红楼梦八十回校本》，70年代叶圣陶致俞平伯的篆字对联，以及俞平伯的印章、毛笔、工作证、名片、晚年的部分手稿、一生著作和大量照片。

第四，文献作为原始资料也不能迷信。有些文献，尤其是私人日记和信件，是人们相互交往的工具，因此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记录，有极高的价值。周作人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剧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练，也就多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比如，延安整风期间搞了抢救运动，现在看来完全是无中生有。据说我公安部收缴的《唐纵日记》1942年8月29日就记着：“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没有一个内线。” 当然，日记或信件中的记载也有各种复杂的情况。比如，电影《林则徐》上映后，茅盾曾经看过，并在日记里写了“此剧很好”，但“文革”期间他又改为“此剧很坏”。这是迫于政治环境的结果。也有人故意作伪，像周作人所说，专门写出来给人看。有人说，民国时期某人就有两套日记，其中一套就是派这种用场的。由于文献资料同样存在问题，就要注意对它进行核实。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文献是指一切原始的文字资料，那么，为什么还要核对？我们说，是要核对的。原因是：

（一）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是作为个体出现的，无论他的个体活动，还是参与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社会集体活动，一般只能介入历史过程的一个或者几个环节或侧面。因此，留下来的文献总是一些零碎的片段的带有片面性的材料。我们研究问题的时候，收集了许多材料，这些材料与材料之间、材料与历史实际之间需要互相比对，才能弄准确真实的情况。

（二）历史文献产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原始性或者叫原发性的差错。比如，有人在整理刘伯承的讲话记录时，发现他在谈到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时说过“不教而战，是谓善之”，觉得这句话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经查，这句话来自孔明。孔明的原话是：“不习而战，百不当一；习而后战，以一当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战，是谓弃之。”看来刘引证了孔明的话，他的完整句子应该是：“不教而战，是谓弃之；教而后战，是谓善之。” 这是因为刘在讲话时记录的人没有记全，因此留下了原始文献方面的问题。

（三）有些文献材料在产生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变化。有些文献是由官方公布的，使用时必须注意有没有改动。比如，清代的圣训和实录。有关专家指出，清代圣训有改窜。清代共有11代实录，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是入关以前修的，清初有顺治、康熙、雍正三代实录，这些东西到乾隆时有很大的修改。乾隆修了《五朝实录》，出入很大。比如，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后，曾致书明朝政府，表示对明有七大恨，但要求和谈，并表示服从。这些表示臣服的内容都被删掉了。在雍正的实录中，雍正残害兄弟的种种手段均被隐瞒。《东华录》的修订在《五朝实录》之前，也是收集的从努尔哈赤到雍正计五代的实录，但是保存了许多原始的内容，可信度就要高一些。除了这些实录外，清代还有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六代实录，与前述五代合计十一朝实录。溥仪只有三年皇位，只有《宣统政纪》。这些材料尽管已经经过编辑，我们仍将其作为文献看待。再比如，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庐山谈话，有人回忆当时是口头讲话，有些内容在发表时就删掉了，其中包括：“现在我已经命令宋哲元从他的家乡回北平。我现在要告知日本人，除非不打，战端一开，一定要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就是灭亡。”“什么叫何梅协定？我把他撕了！我已经命令关黄两师进驻保定。”

（四）有些文献在整理出版的过程中会有作伪的可能。比如，康有为1911年出版了《戊戌奏稿》，但是，经过学者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的比对，这些奏稿与戊戌期间他的奏稿相比，有重大改动。一是加进了“制定宪法，立行宪政”的内容；二是把维新派的政治主张由开制度局改为开国会；三是去除了歌颂君权的语言。据研究，清代曾经编过12种方略，其中有《钦定平定粤匪方略》，1873年编印，420卷。这部书收录的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有关奏章和谕旨。但是，由于是官方编的，许多文件改动很大。比如，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1851年5月27日）乌兰泰报告象州中坪作战失利的奏折，1 800多字，只留下360个字。六月十一日（公历7月8日）报告原片4 000字，只留下800字。咸丰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历6月21日）安徽巡抚李嘉端报告地方腐败和民众跟随太平军西征的奏折，原折1 100多字，只留了100多字。该书还把周天爵、李星沅、向荣等人奏折中所说的“洪泉”“洪泉即洪秀全”改为“洪大泉”，使人很长时间为此争论不休。《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一书收集整理的档案证明了这些改动。

（五）人们对历史文献的不正确解读会导致某些对文献内容的误解。在《林徽因文集》中，有一篇《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原载天津《大公报》1933年10月7日，文后附有《外通讯一至四》，是四封梁思诚写给林的信，信中介绍了发现山西应县木塔（佛宫寺释迦塔）的经过。大约文集编者没有说清楚这四封信是梁思成写给林徽因的，有人把它们当成是林氏自己的信了，于是在2000年7月号《万象》杂志上发表《应县照相馆旧事》，说梁和林一起去应县，发现了佛光寺。这篇文章被《读者》2000年第20号转载（《读者》为半月刊），2001年播出的一部关于梁思成的电视片照用了这个内容。《万象》杂志文章发表之后，林、梁的二儿子梁从诫于2000年7月9日致书《万象》编辑部，说明1933年初秋林正怀着自己，根本无法去应县。这是典型的误读文献的例子。

（六）有些文献版本不同可能在题解、注释、序言、后记或者附录的资料中发现新的说法或者资料。比如，秋瑾烈士的著作，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是1912年长沙秋瑾烈士纪念委员会所编的《秋瑾烈士遗稿》，一是1960年中华书局版的《秋瑾集》（后来有修订版）。《秋瑾烈士遗稿》一书收有一篇《王时泽序》，作者王时泽是当年秋瑾赴日后交往甚深之人。王的这篇序记载秋瑾19岁结婚，与丈夫王廷钧关系很好。这和陶成章所著《秋瑾传》的记载就不一致。王文还记载秋瑾在日本曾和11个人结为秘密团体，并列出了其中四个人的名字：刘道一、彭竹阳、曾骥才、王时泽。这个材料就来自不同版本。

（七）有些文献在不同的版本中内容上有差异。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就有这种情况。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当年的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发表时，就有这样的话：“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唾弃之辈，实为农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现在的版本就删掉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5年12月底到1926年3月发表了4次，1942年延安整风中又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修改，收入《六大以前》。起初的四次发表是：1925年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2军司令部《革命》半月刊第4期《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1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第1期《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中国农民》第2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51年8月《毛选》第1卷出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注明作于1926年3月，实际上它们的前后版本差异很大。比如，关于阶级的划分，1926年1月的版本就把社会阶级的范围只放在农村，指出农村阶级包括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乡村手工业者、游民。这和后来的分析范围并不一样，根据后来的版本，我们就无法研究他的早期思想。

把所有原始资料归纳为文献，作为史料学的分类方法需要新的理解。它有利于构建更加科学的史料学分析体系，又要求我们正确认识文献所包含的与各种形式的史料的相互交叉关系；在利用史料的时候，既要承认文献的可靠性，又要从它的相对性出发，承认也有提炼和选择的必要。笔者曾经提出过核心史料和关键史料的概念，它的史料学基础就是史料的相对性。

（原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