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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较于吴梅的著述与曲学理论研究，其选曲活动较少受到关注。自《古今名剧选》始，吴梅三部“曲选”的诞生历程有许多细节问题值得推究。以吴梅早期曲跋曲记为基点，梳理其《曲选》的剧折类目与跋语品题，可探察吴梅个人化的曲选趣向，杂剧传奇并重、南曲北曲等观、剧曲散曲并举的曲学理念与传统曲学观念的联结与递变。吴梅以持守曲学传统的精神，对戏曲文学价值与曲学精义不断进行开掘，在自觉接入近代报刊传媒助力戏曲传播的同时，开拓了国故整理与国学文化建设的学术研究领域。作为吴梅首创近代高等教育曲学课程体系的有机构成，其选曲活动不仅奠定了吴梅曲学研究体系的基石，对于近代戏曲学科史的建构亦具有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 ：吴梅 选曲活动 曲选 曲学研究
吴梅的著述与曲学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随着《吴梅全集》以及相关文献的发掘整理，吴梅曲学理论与戏曲创作研究有了很大推进。相较而言，吴梅的选曲活动却较少受到关注，自《古今名剧选》始，吴梅三部曲选的诞生历程有许多细节问题值得推究。以吴梅早期刊发的曲跋、读曲记的趣味倾向为基点，可以考察吴梅选曲与南北曲选本生成历程的关系；而通过吴梅选曲的剧折类目与跋语解读，可进一步追索吴梅选曲的编选理念与曲学传统的连结，及其选曲活动的阶段性推进与吴梅曲学研究进程的关联性。从吴梅三部曲选的细节问题延伸讨论，可以进一步发掘其戏曲选本理念的通变意识，及其与近代戏曲学科史建构的关系；其编选活动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曲学研究价值亦需发掘和重估。
吴梅读曲与选曲，作为戏曲研究的基础工作，始终伴随其曲学研究的历程中。以早期杂志刊载曲跋文与《瞿安读曲记》为代表，梳理《国学丛刊》与《珊瑚》刊发的吴梅读曲文字，可以追索其个人化的读曲经验与其编选戏曲选本之间的因缘。
大约在民国八年至十三年（1919—1924）的五六年间，吴梅完成了两部曲选，一为《古今名剧选》
，一为《曲选》
。《古今名剧选》三卷，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版
，原拟收录元明清杂剧作品四十种，而出版的三卷收录杂剧全本剧目计15种
。《曲选》四卷，是继《古今名剧选》后，专录明清传奇三十二种计一百九十四折的折目曲文选本，民国十三年（1924）编选完成，据《曲选序》所述，京中所编《南词雅》百种，即后来的《曲选》前期工作
，《曲选》实际的编选工作在1918—1922年吴梅任教北京大学已开始，这几乎与《古今名剧选》的编选时间前后相去不远，说明有些南北曲的读曲选曲工作是伴随其教学齐头并行的。商务印书馆拟于民国十九年（1930）十一月出版《曲选》，后因战火，商务印书馆被轰炸，此著作为国立中央大学丛书于民国廿一年（1932）九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而值得关注的是，于此前后相续、伴随进行的，是吴梅在杂志上不定期刊发阅读杂剧和传奇的曲跋、读曲记等文字。
相对集中刊发吴梅曲跋和读曲记的两种杂志是《国学丛刊》与《珊瑚》。《国学丛刊》于民国十二年（1923）创刊
，吴梅在此刊发表过《南北戏曲概言》《南词十二律昆腔谱跋》，还有一些奢摩他室题画诗、霜崖诗词等。而出现于此际的瞿安读曲文字，有《南柯记跋》、《瞿安读曲跋》（包括《东堂老》、《梧桐雨》、《范张鸡黍》、《黄粱梦》、《王粲登楼》）、《四声猿跋》、《长生殿跋》、《紫钗记跋》。这些曲跋涉及的戏曲作品，多篇杂剧为《古今名剧选》首选名目，看得出吴梅最初读曲选曲关注点在元杂剧经典，而亦很早关涉汤显祖、徐渭和洪昇等人的传奇佳作。
《珊瑚》创刊于民国廿一年（1932）
，《珊瑚》刊行48期中有26期载有《瞿安读曲记》，占其期数一半强。《珊瑚》创刊前的四月，正是吴梅《奢摩他室曲丛》因战火未出的三四集底本80种交回之时；吴梅痛心珍本失毁而细细检点存目
，可见其存曲之念。自第一卷第一号始，《珊瑚》专设“瞿安读曲记”栏目
，刊有吴梅41种戏曲剧目的读曲文字。传奇所涉有阮大铖《石巢园四种曲》（《双金榜》、《牟尼合》、《燕子笺》、《春灯谜》）、嵇永仁《扬州梦》一种、沈起凤四种曲（《报恩缘》、《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吴炳三种曲（《绿牡丹》、《画中人》、《西园记》）。杂剧以朱有燉《诚斋乐府跋》（并《牡丹园》、《乔端鬼》、《八仙庆寿》等跋）为主，及吴梅自作《霜崖三剧歌谱自序》、《惆怅爨自序》。如此看来，《珊瑚》登载的吴梅读曲与跋文关注点移至明清，选曲视野里朱有燉杂剧仍是关注点，可以看作是对《古今名剧选》的一种回应和宣传；而读曲跋文所涉传奇作品，由汤显祖扩至临川派代表作家及明清其他传奇作家，吴梅自创的四部作品自序亦刊载其间。
《国学丛刊》与《珊瑚》这两种杂志，一个主张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一个主张网罗珊瑚、“文化救国”。吴梅在这两种杂志上登载了不少读曲跋文。可以说，在与同道一起践行刊旨的同时，这些曲跋、读曲记，不仅显现出吴梅不同时期个人化的读曲经验与选曲趣向，也与《霜崖曲话》、《奢摩他室曲丛》相关戏曲序跋一起，成为吴梅曲学体系整体性构成的一部分。
在近现代文化影响下，以戏曲小说为载体的新民思潮兴起，戏曲选本大量刊印，既是传统选本理念的反响，亦是对时代思潮的一种回应。吴梅编选《古今名剧选》前，其实已有不少戏曲选本刊行或重印。宣统二年（1910）吴梅自刻第一部戏曲选本，即长洲吴氏灵鳷木刻本《奢摩他室曲丛》。此后有董氏诵芬室刊《杂剧十段锦》、《梅村先生乐府三种》（1916），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博古堂本景印《元曲选》，董氏诵芬室据明本覆刻《盛明杂剧》（1918），贵池刘氏暖红室刊本《汇刻传剧》，董氏诵芬室刊《石巢传奇四种》（1919）等刊行；而《古今名剧选》初版，民国八年（1919）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可以说，自1910—1920年间的戏曲选本刊行，是以吴梅《奢摩他室曲丛》始，又以吴梅《古今名剧选》告一段落的。自《古今名剧选》初版再版后，《奢摩他室曲丛》于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曲选》刊行，再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古今名剧选》又一次再版，在又一个十多年的时间里，吴梅一直进行着读曲存曲的工作与曲选活动。从《古今名剧选》到《曲选》，一重北曲，一推南曲，前后有界域又有推进联系，读曲选曲实是吴梅曲学研究重要的基石。作为吴梅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报刊连载吴梅早期读曲记与吴梅曲选实际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吴梅曲选从一定程度上引领和推动了近代戏曲选本的编选与出版。最重要的是，基于读曲选曲，吴梅分别编选杂剧选本、传奇曲文选本，甚而至散曲选本，这种别南北、分剧类、经典与稀见剧目并重的选本实践，显示出对明清戏曲选本理念和曲学传统的继承与创变，也昭示了近代曲学的发生，这一点需要得到更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作为吴梅第一部杂剧曲选，《古今名剧选》全本刊出元明杂剧15种，分别为《东堂老》、《梧桐雨》、《范张鸡黍》、《黄粱梦》、《王粲登楼》、《岳阳楼》、《货郎担》、《望江亭》、《萧淑兰情寄菩萨蛮》、《刘晨阮肇误入桃源》、《天香圃牡丹品》、《烟花梦》、《义勇辞金》、《曲江池》、《继母大贤》。其中前五种元杂剧可见《国学丛刊》跋文，中五种亦为元人杂剧，后五种为朱有燉《诚斋乐府》杂剧。
《古今名剧选》选录元杂剧各折目后附有音释和剧末跋文。音释主要是用注音和反切法为难字僻字做标注，如《东堂老》楔子后有“搦女卓切”、“刬音产”之注，第一折后有“觉音皎”、“泊巴貌切”字样，第二折后有“撧疽也切”等。元杂剧折后音释多少不一，少则三四字如《东堂老》，多至数十如《梧桐雨》，而明朱有燉杂剧则未出音释，或许是虑及早期杂剧阅读的语言字音障碍问题。每种杂剧剧末均附曲跋，所涉各有侧重，除交代和简评作者外，或指摘创作得失如《王粲登楼》，或考证本事源流与剧事细节如《梧桐雨》，或叙剧情大旨如《望江亭》，或比较语言与写法异同如《岳阳楼》，或讨论宫调套曲如《货郎担》，或推究句格曲律如《误入桃源》，或梳理刊本存佚如《牡丹品》，或旁叙故事、征引他说照应评价如《东堂老》。《东堂老》跋评对作者略有交代，引宁献王评其词“如峭壁孤松”，中段却敷演符丁二事听闻对其施济劝善的剧情加以申说，称其“通体雄厚拙朴”
，此是侧重词意体格之评价。又如跋评《萧淑兰》“此剧四折皆用窄韵，实是有意显神通而语如铁铸，不觉选韵之苦”
，关注的是用韵与作家才情的关系。这些跋评文字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再审元明杂剧的文学价值。
从《古今名剧选》对杂剧全本的选目，可以看出吴梅关注的作家涉及秦简夫、白朴、宫天挺、马致远、郑光祖、王子一、贾仲明等名家和明初宫廷剧作家朱有燉。剧目涉及历史剧、家庭伦理剧、神仙道化剧等，于《诚斋乐府》则未收录更为人称赏的庆贺剧。《古今名剧选》原拟初版四十种，中有二十五种后未刊出者
，多是明清杂剧经典与佳作，有王九思《沽酒游春》、康海《中山狼》（两种，不知是否重出）、徐渭《四声猿》、梁辰鱼《红线女》、汪道昆《洛水悲》、陈与郊两种《昭君出塞》、《文姬入塞》、梅鼎祚《昆仑奴》、沈自徵三种《鞭歌伎》、《簪花髻》、《霸亭秋》、徐复祚《一文钱》、叶小鸾《鸳鸯梦》、吴梅村两种《通天台》、《临春阁》、尤侗两种《读离骚》、《吊琵琶》、王夫之《龙舟会》、徐石麒三种《浮西施》、《买花钱》、《大转轮》、归庄《万古愁》（应为散套而非剧曲）、蒋士铨《四弦秋》、舒位《瓶笙馆修箫谱》（合集四种）。此二十五种虽未刊出，但读曲选曲工作是着手进行了的。由此可看出，吴梅于明清杂剧选目似更倾向于文人抒怀写愤剧、讽刺剧与女性故事剧。
吴梅第二部《曲选》是摘录明清传奇折目的南曲传奇选本。从《曲选》自序看，吴梅以“南词之兴，当在宋光宗朝”起笔，追溯了南戏产生到南曲发展、海盐腔至水磨调的渊源递变过程，梳理了元明以来自“荆刘拜杀”之谐俗、至《香囊》、《玉玦》之藻丽，自汤沈吴范之新古雅炼、至“南洪北孔”之二家传奇流风余韵，强调“声歌之道远本风诗，极宇宙之变态，为文章之奇观，不可以小道目之”；序末述及“曲选”于民国十三年（1924）已完成，而选曲工作早于京中实已开始，彼时已“选传奇百种为《南词雅》……自南雍与诸生讲习此艺”
、而后删旧成编的过程。而《例言》强调的“昔人选曲，南北并收，兹以南曲为主，略取北词，但以合套为多，纯粹北词，不复多录”
，指明了这是一部与《古今名剧选》异路、以南曲为主、略及南北合套的戏曲选本。
《曲选》体例与《古今名剧选》有不同之处。大体看来，作家简述置于选录剧目之首，折目只录曲文、未录宾白，跋文置于选录折目之末。《曲选》专录曲辞而略去科白，剧前有作者略述，剧末有读曲跋文，选入明清传奇三十二种计一百九十四折，但三卷多的大部分选目为明代传奇，清代只入“南洪北孔”与蒋士铨之作，还有杨潮观杂剧组剧《吟风阁》五目及吴梅自己的两部传奇入选，概是吴梅基于对“逊清一代，乾隆以前，有戏而无曲；嘉道以还，有曲而无戏”
的清代戏曲创作观感而阐发的戏曲理念决定的。《曲选》四卷，卷一录《琵琶》、《拜月》、《香囊》、《荆钗》、《金印》、《浣纱》、《玉合》、《红拂》、《红梨》九剧，前几部传奇折目选录不多，倒是自《浣纱》以后，多选八至十二折不等，可以看出吴梅曲选关注明中叶传奇佳作的趣味所向。卷二专录汤显祖《玉茗堂传奇》，惟《紫箫记》选二目，显少，所选出目与明清以来戏曲选本亦有别。而“临川四梦”或五或八，或七或十，所选不少，避熟而掘异，显现出吴梅独特的个人选曲视角。卷三录《明珠》、《南西厢》、《种玉》、《红梅》、《昙花》、《蕉帕》、《玉簪》、《东郭》、《燕子笺》，折目类型丰富，看上去多赏于怨离、战争、闹场、讽刺类曲目，或可见出吴梅对离乱现实的忧思与回应。卷四录《绿牡丹》、《情邮》、《桃花扇》、《长生殿》、《临川梦》、《四弦秋》、《吟风阁》、《帝女花》、《桃溪雪》，多选入明清经典传奇，而折目选入亦有好访目、感闺恨、叙流离、喜写梦的特点，显示出吴梅选曲看重主体情志抒发的倾向，尤其选入自撰表忠扬烈之曲作，当是于身世寄寓中有时事心影之表露。
《曲选》所选折目与明清以来戏曲选本有出入不同，每折所选曲目多少亦不尽相同，除卷二专录玉茗四梦外，《荆钗》、《浣纱》、《玉合》、《红拂》、《红梨》、《燕子笺》、《绿牡丹》、《情邮》、《临川梦》诸剧入选折目为多，《桃花扇》、《长生殿》亦只录五折，其他如《拜月》、《明珠》、《昙花》等仅只二折，体现了吴梅个人化的读曲经验与选曲趣向。如《琵琶记》因“记中佳处固多，而迂拙滞钝用韵夹杂处，亦复不少，故仅录五折”
，分别是《规奴》、《梳妆》、《思乡》、《赏秋》、《寻夫》。而《牛氏规奴》这出戏很少出现在戏曲选本中，出目前半部分有大段贴、丑之宾白，吴梅选录此出，仅摘录后半几支曲文，亦未标记贴、丑角色，弱化了前半宾白与后半曲文形成的曲白相生的对唱语境，当是只为清赏后半【祝英台近】几支曲子了。又如《燕子笺》之《写像》、《骇像》并录，【七娘子】以下六曲，多带过与犯调曲，【一剪梅】以下七曲，多前腔、重词采等，可知吴梅看重文词曲调之美与曲牌联曲佳构。又如《红梨记》入选多至十二折，除经典出目外，《诗要》、《拘禁》、《赶车》、《潜窥》、《三错》诸出入选，乃是吴梅认为此剧奇艳，“为明曲中上乘之作……有故国沧桑之感”，这些出目相互烘托方能显其“凄迷哀感”，且《亭会》、《三错》、《访梨》等出目皆用犯调，稳惬美听
。还如《临川梦》选录《谱梦》、《想梦》、《改梦》、《殉梦》、《续梦》、《寄曲》、《了梦》，当时注目四梦中人如何“一一登场，与若士相周旋，更为绝倒”
的叙事线索与传奇佳构。
吴梅的剧末跋评，多涉情节、律法、词采，不一而足。综该剧旨大意、推求情节趣味的，如《东郭记》“当场奏演，恐竹石俱碎”、《红梅记》“记中情节，颇有紧凑处”、《邯郸记》“增一折不得，删一折不得”。勘定句法格律、一尊传奇原创的，如《南西厢》、《昙花记》不协平仄、出律失宫，《红梨记》“皆用犯调，稳惬美听”。肯定剧家文采、称赏传奇佳构的，如石巢四种之古艳、侬艳、新艳，《玉合记》“文情秾丽，科白安雅”、《蕉帕记》“词颇精警，用本色处至多”等。由这些跋评推重处看，吴梅读曲选曲的过程也有变化和关注点迁移。如吴梅最早关注四梦写下的《南柯记跋》，刊于民国十二年（1923）《国学丛刊》，跋文先述故事源流，再述原刊改作诸本，又述自取纳谱补改脱讹，参诸他谱校理句法格律等，以改例举隅，着眼比较多的是细节性的曲文与曲律斟酌
。而《曲选》卷二《南柯记》后所附吴梅再作之跋文，则从大处揣摩剧意，言“南柯一剧，畅演玄风……四梦中惟此最为高贵。盖临川有慨于不及情之人，而借至微至细之蚁，为一切有情物说法。又有慨于溺情之人，而托喻乎落魄沉醉之淳于生，以寄其感喟。淳于未醒，无情而之有情也。淳于既醒，有情而之无情也，此临川填词之旨也”
。如此高的评价《南柯记》在四梦中的地位，可见吴梅对汤翁运笔传奇之度世苦心的推崇。与此相应，《曲选》之《四梦总跋》则阐发剧中主角之论，亦别具只眼，如“就表面言之，则四梦中主人，为杜女也、霍郡主也、卢生也、淳于棼也。即在深知文意者言之，亦不过曰还魂鬼也、紫钗侠也、邯郸仙也、南柯佛也。殊不知临川之意，以判官、黄衫客、吕翁、契玄为主人。所谓鬼侠仙佛竟是曲中之意，而非作者寄托之意。盖前四人为场中之傀儡，而后四人则提掇线索者也。前四人多为梦中之人，后四人多为梦外之人……玉茗天才，所以超出寻常传奇家者”
。四梦在场人物众多，吴梅从两组互相映衬的人物关系入笔，在疵议臧改本、钮少雅本多事时，却在主角之外仔细推究支撑剧情的主人，既整合四梦之形象谱，亦揭示其鬼侠仙佛的题旨差异；既清理言情述事之线索，亦提炼其梦里梦外见道了因的意趣神色，可谓从整体上极称汤翁四梦深蕴之妙笔。又如《曲选》选目多达十出的《情邮记》，吴梅跋文以其“文心如抽蕉剥茧”为粲花五种之冠，特述其文人邀约、题壁会诗，朝官选美、婢女代充，黄河水患、赴任匆促，婢女行迟、驿路跋涉，惠娘和诗、驿站闲步，婢女续诗、刘困逆旅，婢出定情、太守免官，乾初入第、枢密被劾，王仁得官、双美归刘的错综叙事之美。以“昔人以此传比诸武夷九曲，谓文人之曲为明代所未有，而能为此传者，百中无一二”
所论看来，吴梅非常称赏此剧故事情节之曲折、章法结构之奇幻，备述大意而余兴未尽，又引粲花自序云“莫险于海而海可航，则海可邮也，莫峻于山而山可梯，则山可邮也。色以目邮、声以耳邮……人生接邮也，而无一不本于情，有情则伊人万里，可凭梦寐以符招，往哲千秋，亦借诗画而檄至”
而再申赞语。吴梅如此认同剧作者慧心趣解，亦是看重此剧铺写情事险笔出新、传情达意抑扬婉转之特质。正如《曲选例言》所说“传奇情节最为变幻。通行诸本如琵琶荆钗等，世人习知，无烦赘述。其有流传不广，未知原委者，亦疏载跋中”
，这种特别关注情节线索与人物关系酿构传奇情事论的跋评分析，是《曲选》跋评占很大分量的部分，也显现出吴梅跋评自成体系的戏曲叙事论的主体构成。
整体看来，从《古今名剧选》到《曲选》，从北剧到南曲，从旧曲到新篇，吴梅选曲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着重曲意曲律之评点与曲学理念之申发。吴梅尤其看重经典传奇的释读选录，更多从叙事线索与排场建构展开跋评。其对临川四梦的品赏与选论用力颇著，不仅关注早
，且独开一卷专录，对汤翁所叙千古不朽之死生至情、侬艳而出之自然的“传奇”风趣、情之有无的度世之论，更是评赏有加、称扬不已。《曲选》选录明传奇折目居多，类目释读避熟开新，并能结合一己之创作加以申发，可以看出吴梅选曲中曲学理念的递变过程和整合体系。
吴梅的选曲，存在着戏曲文类与作家视野的前后偏好，亦有经典剧目、名人佳作与有争议剧目、无名氏作品的交叠，其选曲活动一方面基于个人读曲的经验，一方面也与吴梅从事的教育文化活动相关联。如果结合吴梅日记、年谱等记述来看，吴梅曾在北京大学，后又在东南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先后任教，开创了近代高等教育体系中古代戏曲专业教学的新局面。以此来看，吴梅选曲活动，不仅一直伴随着他的大学教育活动，且与其曲学体系生成有着紧密的联系。吴梅始终持守曲学传统的精神，精研曲学理论，并与艺术创作相结合展开选曲与作曲的实践活动，实是近代以来戏曲专业教学、学科建构与戏曲高等教育体系奠基性与开创性工作的一部分。
吴梅早期的选曲品题于杂剧与传奇是齐头并进的，如明杂剧经典之作《四声猿跋》，与《南柯记跋》一起刊载于1923年的《国学丛刊》。据年谱资料，这篇《四声猿跋》创作于民国四年（1915）吴梅在上海立民中学任教前后
，随后一年的民国五年（1916）《顾曲麈谈》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民国六年（1917）应聘北京大学前后，吴梅完成了《玉茗堂还魂记跋》、《西楼记·剑啸跋》、《紫霞巾传奇跋》
。可以说，这些品题活动伴随在吴梅南北各大学讲授词曲、“授古乐曲”
、与诸生论艺的教学与曲学研究工作中。
此后吴梅选曲活动有三个重要的阶段：
其一，自民国六年（1917）至民国十一年（1922），吴梅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兼任北京高等师范课、开展曲学研究，其间先后完成了多种曲跋文。其中，杂剧有《吟风阁跋》、《小青娘风流院跋》、《金刚凤跋》、《快活三跋》、《元本出相北西厢跋》等；戏文传奇有《桃花扇跋》、《杀狗记跋》、《三妇评本还魂记跋》、《情邮记跋》、《醉乡记跋》等
，这期间，吴梅关注到明代散曲选本并作有《吴骚合编跋》、《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跋》
，进而编成《古今名剧选》杂剧选本、删改完成以《曲律》为参本的《词余讲义》，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可以看出，吴梅重点关注了杂剧传奇的经典之作，看重组剧和写情类剧作的特征；在对明清戏曲选本的关注中，散曲作品亦开始成为吴梅品题选曲工作的一部分。
其二，民国十一年（1922）秋后，吴梅应东南大学邀聘南归，至民国十六年（1927）东南大学停办，五年时间里吴梅一直任教南雍。这一时期，吴梅的品题选曲以《瞿安读曲跋》和《瞿安读曲记》的形式更多出现在报刊上，可以说吴梅读曲跋文在报刊新媒体的刊载与传播，使得吴梅品题选曲活动受到更多关注、在学界产生了更大影响。随着《南北戏曲概言》、《南词十二律昆腔谱跋》在《国学丛刊》一卷三期发表，此后连续刊出的《瞿安读曲跋》如《长生殿跋》、《紫钗记跋》、《南柯记跋》、《四声猿跋》，关切的都是明清传奇杂剧的重要作品。当其南曲选本《曲选》于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编成前后，吴梅也在研读《集成曲谱》、汇校《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相关校勘文在《华国月刊》连续刊载。而《曲选》的“每种前略记作者小传，末缀以跋，多品藻语或词林掌故之谈，率取诸《中国戏曲概论》”
。可以说，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东南大学停办，吴梅校订《奢摩他室曲丛》一百二十五种并作序完成
，吴梅的选曲工作，始终与他的高校任教、曲学教育、曲学研究互相渗透、并举而进。
其三，自民国十六年（1927）秋至吴梅去世，其品题曲选活动一直伴随着吴梅辗转在广州、上海、南京等地，先后在中山大学、光华大学、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等高校的教学工作中，后期也一直持续在吴梅兼课京沪、南雍大学任教期间。这期间吴梅先后完成了数种传奇的曲跋文，如石巢四种（《双金榜》、《牟尼合》、《春灯谜》、《燕子笺》）、“临川四梦”之《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及《明珠》、《春芜》、《麒麟罽》等明传奇佳作的跋文。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一年又有多篇戏曲跋文完成，其中有些跋文是一作复作，有关于戏文传奇《寻亲》、《东郭》、《金雀》、《霞笺》、《精忠》、《浣纱》、《琵琶》、《南西厢》、《幽闺》、《玉簪》、《红拂》、《南柯（又）》等的跋文，以及清传奇《清忠谱跋》与最后可见的《红蕖记跋》。在吴梅先后完成的这些曲跋文中，有41种曲跋在《珊瑚》杂志的“瞿安读曲记”专栏陆续刊出，吴梅编选的元明散套选本《曲选》、南曲传奇选本《曲选》亦先后出版，而民国十七年（1928）《奢摩他室曲丛》初集、二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三集、四集因上海涵芬楼遭到轰炸被焚而重集，遗存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方出版。其间，不仅《南北词简谱》脱稿、《六也曲谱》重订，吴梅还应邀上海啸社同人度曲、多次参加如社社课与雅集等活动
。
还需要讨论的是，吴梅不大为人所知的另一种《曲选》，即民国十六年（1927）出版的元明散曲选本。此《曲选》于吴梅任教中山大学时编选
，只选录元明散曲，不取清代散曲，只收录套数，未选入小令，可以看出这期间吴梅选曲从剧曲衍至散曲、由剧套衍至散套的过程，也依然秉持着宗明为正、视清无曲的一贯态度。这部元明散曲《曲选》分北曲部和南曲部，南曲部分量大于北曲部。北曲部（南北合套附）收入32套元明散套，代表作家元代有关汉卿、王实甫、朱庭玉、马致远、乔梦符、贯云石、张可久、王伯成等14人，明代有陈铎、金銮、康海、陈所闻等6人，选录散套多的如朱庭玉、金銮、陈所闻，可看出吴梅选曲喜别情怀人、重清丽博洽的个人趣向。从选录散套看，多为游赏、归隐、送别、怀人、题赠之作，还收录了一些借赋为题类檃栝的阙名散曲，如《游赤壁》与《述后赤壁赋》、《秋声赋》、《冬怨》等
。南曲部按十二宫调排列，收入55套明代散套，大体看来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南曲部按宫调依次选录了仙吕8套，羽调3套，正宫5套，大石调3套，小石调2套，中吕5套，南吕7套，黄钟5套、越调5套、商调8套、双调2套、仙吕入双调2套。看起来仙吕、南吕和商调曲收录较多；二是南曲部选曲较多的曲家为梁辰鱼、陈铎、施绍莘等，梁辰鱼选录8套最多，凡闺怨、咏物、出塞等，以念旧怀人之作为多，可见吴梅盘桓着的隐忧心绪。有意思的是，这部散套《曲选》收录了一些著名剧家或与剧曲相关的散套，如高则诚《蔡伯喈思乡》、汤显祖《七夕》及经臧懋循改作的《织室怨》、高濂《秋江送别》等；这些散套与《琵琶记》、《牡丹亭》、《玉簪记》剧曲的内应关系概是吴梅编选视野中特别留意的文类互渗问题。而《曲选》亦选入了江南四才子之祝枝山、文徵明及其子散套，可以见出吴梅剧曲散曲通观、重视才情、偏嗜雅丽的曲选趣向。三是选录了一些不大知名的散曲作者散套如邱宏治、沈嵊、邢雉山、沈子芍等人抒发春恨秋怀之散套，又选录阙名作者10套散曲，比之北曲部选入阙名作者5套而增倍，而涉及归隐、怀古、旅思等题材却不如北曲部阙名散套类型独特，收录稀见散套概有以曲存史之意。
从全本杂剧选本《古今名剧选》到传奇折目选本《曲选》，再到元明散套选本《曲选》，吴梅选曲与曲选，自始至终伴随其教学和曲学研究工作中。看起来，吴梅的选曲理念，是杂剧、传奇、散曲分类独立成编，其间也有个人偏好和不同的编选标准，如其传奇折目选本《曲选·例言》所云“旧选曲本，如《太平乐府》、《盛世新声》、《吴骚合编》等书，皆注重散套，间及戏曲不过二三。兹选概采明清传奇，不收散曲”
，但统观而言，吴梅的“曲选”却又是一项前后相续、内在呼应的整体性曲学研究的奠基性工作，体现出吴梅对明清以来戏曲选本编选理念的改造与创变，也有近代曲学发端特别值得梳理的问题。
吴梅的选曲活动不仅可展开细节问题的追踪，其对于曲学研究的意义亦需重估。从《古今名剧选》与《曲选》出版，可以看出吴梅个人化的曲选趣向与传统曲学观念的联结与承变；而早期杂志刊载吴梅曲跋曲记，自觉接入新传媒形式对戏曲传播的助力，更是吴梅曲学研究需要再发现的新质。可以说，选曲与《曲选》不仅成为奠定吴梅曲学体系的基石，亦见出其杂剧传奇并重、南曲北曲等观、剧曲散曲并举的曲学理念。其间吴梅于北曲更多关切曲律与杂剧格调，于南曲则重曲轻白、更关注传奇之艺术表达与传情叙事功能，见出其对传统戏曲文学价值与曲学精义的不断开掘。如果联系吴梅曾在多所高校与高师先后任教，开创高等教育体系中古代戏曲的专业教学，加之吴梅《诗余选》、《词选》等词曲一体的词学曲学整合研究，曲学研究与戏曲创作的融合互动以及馆课论曲、赴各地社课和参与雅集活动，可以看到，选曲活动与《曲选》工作一直伴随着吴梅的教育教学活动。吴梅以持守曲学传统的精神，对戏曲文学价值与曲学精义不断进行开掘，在自觉接入近代报刊传媒助力戏曲传播的同时，开拓了国故整理与国学文化建设的学术研究领域。作为吴梅首创近代高等教育曲学课程体系的有机构成，其选曲活动不仅奠定了吴梅曲学研究体系的基石，对于近代曲学生成与近代戏曲学科史的建构亦具有开创性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