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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吉狄马加是一位在诗歌的语言问题上有着持续深入探索精神的彝族诗人，其自幼便在汉语和彝语两种语言间“游走”，对汉族和彝族两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异同深有体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着“自己的冒险与创造”。吉狄马加在其诗作中充分书写了彝族文化的深厚、神秘、多元等特质，成功实现了彝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糅合，表现出浓重的音乐性和节奏性。此外，吉狄马加在诗作中也“真正能从很高的层面把握汉语言的真谛”，将现代汉语的灵性与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其诗作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也因之大大增强。在文本和语言的实验之外，吉狄马加在其诗作中所强调的诗人的“自觉的使命”是其诗作跨越民族及国别之限，从而能够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吉狄马加 诗歌 语言观念 创作实践
在中国当代诗坛，吉狄马加是一位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彝族诗人，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在世界近七十个国家出版和传播。在吉狄马加已发表和出版的诗作、对谈和演讲等文字中，“语言”可以说是一个高频词汇，是能够深入理解其诗作的关键。吉狄马加曾旗帜鲜明地表明语言之于诗歌的重要性，他说：“诗歌就是语言的事业，每个诗人在写作时都在做一种语言的冒险，离开了语言，离开了语言的创新，诗歌也就不复存在了。”
由此可看出其对诗歌语言问题的重视与思考。同时，语言作为吉狄马加诗学思想的载体，体现出了其成熟的诗学理念和深刻的文学思想。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吉狄马加已建构起独具其个人特色的诗歌语言观念。
吉狄马加是四川大凉山古侯部落吉狄支的后代，其祖籍为位于四川大凉山腹地的布拖县达基沙洛乡。1961年6月，吉狄马加出生于四川省昭觉县。昭觉是彝族聚居的大县，彝族人在全县人口中占比高达98%，彝语和汉语在该地混杂通用。吉狄马加写作的特殊性在于他虽然生活和成长于彝语和汉语混杂的语言环境，但他从上小学开始至1978年到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接受的一直是汉语教育。从《木叶声声》、《童年梦——写给那遥远的苦难岁月》等诗文开始，吉狄马加就一直使用汉语，而非本民族的语言彝语进行写作，他实则长期“游走”在汉语和彝语这两种语言和文化系统之间。
如很多出生和生活于少数民族聚集区的民族作家或诗人一样，吉狄马加幼年时成长的语言环境与开始创作后所面对的语言环境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生活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域和方言区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普遍需要面对和克服的问题。在汉语写作占据文学创作绝对主流的中国当下文坛，少数民族作家或诗人坚持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显得愈发艰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国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总人数在全国人口的占比极低。以彝族为例，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我国彝族的总人数约为871.4万人，在全国总人数占比只有约0.65%。再者，因发表、出版之囿，少数民族作家或诗人使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的流通及传播极为有限，其影响也局限于本民族内。以上种种因素使得民族作家或诗人如想要在文坛上获得更大的影响，使用汉语创作成为他们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按照作家余华的话来说，这需要创作者具有“在语言上妥协的才华”
。
少数民族作家或诗人在进行汉语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基本都会面临将本民族语言转化为汉语进行表达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绝不只是对词汇的简单转化，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切换和民族文化的挪移，这无异于一次艰难的再创作，对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心态、资源化用及再创作等能力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诗歌领域，当少数民族诗人面临写作上的语言障碍时，他们的选择不尽相同。有的民族诗人完全放弃了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写作，或许他们的诗作中偶尔还会出现一些有关本民族的意象碎片，但从其诗作中已很难再看出其民族文化的特质。也有的诗人在遭遇这一写作上的障碍后选择折返而使用本民族语言写作，如哈尼族诗人哥布，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凭汉语诗的写作走上文坛，但当他的创作处于上升期时转向了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哈尼文进行写作。
在常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吉狄马加很好地将基于彝族文化系统的思考转化为汉语诗歌的创作，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吉狄马加“游走两种语言的交汇处”，彝族和汉语这两种“伟大的语言”都给予其写作丰富的滋养。对此，吉狄马加表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我是用汉语进行创作，要创作出优秀的并具有汉语特殊魅力的作品，就必须要求我在语言上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真正能从很高的层面把握汉语言的真谛。我的思维常常在彝语和汉语之间交汇，就像两条河流，时刻在穿越我的思想。我非常庆幸的是，如果说我的诗歌是一条小船，这两种伟大的语言，都为这条小船带来过无穷的乐趣和避风的港湾。作为诗人，我要感谢这两种伟大的语言。是因为它们，才给我提供这无限的创造的空间。”
虽然吉狄马加曾表示汉语和彝语都是其“母语”，其对这两种“母语”皆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毫无疑问的是，彝语和汉语之于吉狄马加创作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从吉狄马加的诗作以及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演讲、访谈等材料来看，他对汉语和彝语这两种“母语”的感情实有很大差别。作为一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对本民族语言彝语有着来自民族记忆深处的深厚感情和无限自豪，“我们彝族的语言词汇十分丰富。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它的历史要比蒙古、藏等民族的语言都久远得多”
。“我是用汉语在写诗，但是越往后走我越发现彝语中的最神秘的部分，开始给我的诗歌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奇。”
在中国的诸多民族中，彝族是一个极具诗性的民族，“彝族不管是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还是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都习惯用诗歌的形式”
，并有数量惊人的抒情长诗、叙事长诗流传于世，彝族历史上的神话创世史诗就有十余部，“完全可以说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
。在1978年吉狄马加到成都读大学之前，其一直在彝族浓厚的诗歌文化环境之中成长。吉狄马加曾表示：“我个人深受彝族原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彝族的创世史诗和古老民歌。诗人需要从原始文化之中汲取营养，这对诗人来说很重要。”
这种特殊的语言环境和在语言上的选择不仅直接影响了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发生及发展，也对其之后的诗歌语言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吉狄马加在其诗作中着力于彝族文化的描写，流露出对悠久且丰厚的彝族文化的无比自信与无限自豪，如“篝火是整个宇宙的/它噼噼啪啪地哼着/唱起了两个世界/都能听懂的歌/里面一串迷人的星火/外面一条神奇的银河”
。
整体来看，吉狄马加在创作上所受到的文化影响主要来自彝族原生文化、汉语文学、外国文学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合力对吉狄马加诗作的语言特点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李骞所言，“在吉狄马加的艺术经验中，始终坚实地存在着‘纵向的继承’和‘横向的移植’这两个维度。前者指向的是他对本民族的文化记忆，后者指向的则是他对汉语诗学，甚至域外诗学理念的学习和借鉴”
。也诚如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所言，吉狄马加的诗歌体现出了“彝族元素在汉语中的渗透”
，这些解读都是非常精准的。
在吉狄马加的诗作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处于汉语和彝语两个语言体系和文化系统中的诗人在创作上呈现出的撕裂感。这种撕裂感普遍存在于民族诗人的写作中，吉狄马加的写作也面临如是问题。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吉狄马加又表现出对以彝语为代表的彝族文化流失的担忧，这无论在其诗作，还是在其于不同场合的演讲中均有体现，这一担忧可以说贯穿了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早在1986年底，吉狄马加在第三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就表示：“在现代文明同古老传统的矛盾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我们的父辈们也常常隐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惘。”吉狄马加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冲突永远持续下去”，“虽然我们因此也感到忧虑和悲哀，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人类在发展中所必须经历的。现在我们需要把这种冲突真实地表现在自己的文学中”。
这种“阵痛”和“迷惘”在《那是我们的父辈——献给诗人艾梅·塞泽尔》一诗中体现得尤为直接和充分：
艾梅·塞泽尔，因为你我想到了我们彝人的先辈和故土，
想到了一望无际的群山和一条条深沉的河流。
还有那些瓦板屋。成群的牛羊。睁大眼睛的儿童。
原谅我，到如今我才知道，在逝去的先辈面前，
我们的生存智慧已经退化，我们的梦想
早已消失在所谓文明的天空。
毕阿史拉则的语言在陌生钢铁和水泥的季节里临界死亡。
而我们离出发的地点已经越来越远。
吉狄马加之所以能够在诗歌创作上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以汉语为载体，将彝族文化的种种质素及身为彝人的感受通过汉语这样的语言形式进行了外化呈现。吉狄马加将本为创作短板的语言障碍成功化解，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可能出现的隔膜与疏离在其诗作中也并未显现。以至于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对吉狄马加说道：“你很幸运，因为你能在两种语言之间游走。”
吉狄马加则表示：“我的思维方式常常徘徊在汉语与彝语之间，我的精神游移在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兼容与冲突之间。我想，也正因为这样，才给人类很多优秀文化的创新开拓了无限空间。”
吉狄马加以其强大的思辨力及杰出的创作力将汉彝两种民族的文化做了近乎完美的糅合，不仅保留了彝族文化的精髓，还充分体现出了汉语诗歌创作的灵动与活力，其诗作无疑是中国当代诗坛的重要收获。
吉狄马加是一位在诗歌的语言上极有自己的思考、永不满足、持续进行探索的诗人。在吉狄马加看来，诗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但“诗歌不是普通的语言，不是告示，而是艺术”
。吉狄马加也是一位对诗歌艺术有着“自觉的使命”的诗人，也正因为这种“自觉的使命”，吉狄马加的诗歌才“打破了狭窄的格局”，具备了优秀诗人的开阔胸襟。
而这种“自觉的使命”不仅体现于对“新的诗歌语言”的“冒险”和“创新”，还体现于对创作“既具有民族的特点”，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普遍的人类价值”的作品的艺术探求及创作实践中。
吉狄马加表示：“每一个诗人都会创造一些语言，或者说都会在语言中进行自己的冒险和创造”，“在诗歌的写作过程中，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始终是诗人追求的目标”，但何为“新的诗歌语言”，又如何创作“新的诗歌语言”，是包括吉狄马加在内的诗人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在吉狄马加看来，“诗人如何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就我个人而言，选择一种既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又能让语言获得更大空间的可能一直是我努力和追求的方向，就创造而言这种追求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永远都在充满未知的路上”
。
吉狄马加在诗歌的语言问题及如何用口语写作表现深沉的思想等问题上有自己独到且深刻的思考。在《中国新诗创作的几次高潮——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中，吉狄马加指出：“研究中国新诗，特别是用口语写作，应该进行很好的探讨。不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时期诗坛才对诗歌的语言问题进行思考，对诗歌语言的作用，我想从‘五四’以来就在不断地探索。”此外，吉狄马加诗歌的口语化特点的精神源泉当来自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诗，他对艾青的口语诗的艺术特色、思想内涵以及对诗歌语言的贡献都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艾青用口语写诗所达到的高度，在今天看来也是极为难得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艾青在那个年代已经写出这么好的用口语写的诗，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诗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以艾青为代表的这些诗人，应该说在新诗的语言上，在用口语写出更深沉的思想、表现出更广阔的诗的内容方面，可以说做了可贵的探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如果对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经历进行追溯的话，早在创作之初，其诗作就呈现出了明显的口语化倾向。《童年梦——写给那遥远的苦难岁月》是吉狄马加1982年时发表的一首组诗，由《锅庄》、《猎枪》、《天菩萨》三首短诗组成。正如诗作的篇名，这组诗是吉狄马加对自己童年岁月如梦般的回忆，但那“遥远的苦难岁月”并不是其凸显的重点，在这一作品中我们并没有读到太多的苦难，通过作者口语般的叙述感受到诗人对母亲、阿普（祖父）、阿达（父亲）等人物充满浓厚真情的回忆。其中，诗人笔下的母亲形象最为动人，在“鸡叫时迎着风上山去，/上山去……/为我割回一背干蒿草，/让锅庄里燃着的火永远不熄。”
整首诗的语言极其质朴，感情极为真挚，反映出了吉狄马加早期诗作的典型特点，这也印合了吉狄马加所言的“把诗写得朴素而自然，这是我多年来为之努力的”
追求。
少年时期，吉狄马加阅读了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的《女神》就是我最早读到的诗歌作品之一……郭沫若的《女神》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看了郭沫若的《女神》，就觉得这样狂放的、自由的、浪漫的诗歌，过去是没有见过的，所以读了非常激动”
。在郭沫若《女神》的影响下，吉狄马加的部分诗作的语言也表现出《女神》的某些色彩，“诗人把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把自然人性化、人情化，把自然作为亲人、朋友的倾诉对象，体现了‘本体即神、神即自然’的泛神论理念”
。《女神》流露出的泛神论思想与吉狄马加的诗作所流露出的万物有灵、对太阳的崇拜与歌颂等彝族精神文化有诸多共通之处。如吉狄马加的早期名篇《自画像》的诗末，“这一切虽然都包含了我/其实我是千百年来/正义和邪恶的抗争/其实我是千百年来/爱情和梦幻的儿孙/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次没有完的婚礼/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呵，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
。排比的句式产生的感情强化，以及诗人向世界所发出的“我—是—彝—人”的呐喊，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女神》印迹。再如吉狄马加近年的重要作品《不朽者》，其中“我愿意为那群山而去赴死，/数千年来并非只有我一人”。“我是世界的一个榫头，/没有我，宇宙的脊椎会发出/吱呀的声响。”“我不会在这光明和黑暗的时代，/停止对太阳的歌唱，/因为我的诗都受孕于光。”
吉狄马加诗中的这个“我”与郭沫若《女神》中的那个“我”都呈现出情感飞扬、喷薄恣肆等特点，这可视为吉狄马加对郭沫若的精神致敬。
一直以来，作为民族诗人的吉狄马加用汉语进行写作，并且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他并没有因此表现出些许的自满。在和阿多尼斯的对谈中，吉狄马加表示：“我希望我诗歌的语言既能闪现出古老神秘的光泽，同样，它又是我在创造中所获得的新的语言的奇迹。”
就如他自己所言，他一直在进行语言上的不断“冒险”和“创新”。在吉狄马加早年的诗歌创作中，他便大胆且极具创造性地将中西多种文化元素体现于其诗歌创作中。如吉狄马加早年创作的名篇《骑手》前后共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只有七行，后经改写，扩充至十三行。这首诗篇幅虽短，却有着丰富的解读空间，也体现出吉狄马加在诗歌语言的表现力上的个人探索。在《骑手》一诗中，吉狄马加对骑手周遭的环境描写极为简单，仅只有“头上是太阳/云朵离得远远”两句，但极具画面感。在诗人改动后的《骑手》中，诗人将骑手“在一块岩石上躺下”改为“在一块岩石旁躺下”休息。从“上”到“旁”一字之改，体现出了诗人对诗歌画面和意境的特别思考。当骑手躺在岩石上，阳光因云朵“离得远远”是直射在骑手身上的，虽然能够产生阴影（这里的阴影未在诗中直接描写，却让读者能够直接感受到），但这阴影与诗中的骑手无关；当骑手躺在岩石旁，阳光因岩石的阻挡而产生的阴影就会与人产生交错，这首诗的光与影与人的关系就随之发生了改变。无论是改动前，还是改动后，吉狄马加对简单到极致的画面勾画以及光与影的瞬间捕捉，都极易让人联想到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干草堆》和毕沙罗的《打果子》等画作。这首诗中最广为流传的名句“他的血管里/响着的却依然是马蹄的声音”
可见超现实主义的某些痕迹。改写后的《骑手》中，诗人添加了如下几句：“他睡着了/是的，他真的睡着了/身下的土地也因为他/而充满了睡意”
，这样的描写更增加了诗作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值得品读的是，《骑手》的开篇为“疯狂地旋转后”改为了“疯狂地/旋转后”，骑手为何会骑马“疯狂”旋转？这可在吉狄马加的其他诗作中寻找到答案。
在《一个彝人的梦想》这部诗集中，吉狄马加将《骑手》、《失去的传统》和《被出卖的猎狗》等诗收录在“黄昏的手掌”这一辑中，可看出诗人对逐渐远去的民族记忆的无比怀恋的情感倾向。在和匈牙利诗人拉茨·彼特的一次对话中，吉狄马加表示：“我感到幸运的是，我还能找到并保有这种归属感，也就是你所说的对彝族的归属，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置身于多种文化冲突中的人，我们祖祖辈辈曾有过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剧烈的改变，我的诗歌其实就是在揭示和呈现一个族群的生存境况，当然作为诗歌它永远不是集体行为，它仍然是我作为诗人最为个体的生命体验。”
吉狄马加也曾说：“如果作为个体民族的文化，一旦失去了自己对价值的判断，失去了自己文化的主流和‘根’性，那么它也会被别的文化所淹没所吞并，这同样是一件令人遗憾、异常可悲的事。”
结合吉狄马加其他的诗作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吉狄马加想要复归的精神原乡与现实家园虽未彻底失去，但是在现代文明的进逼之下，彝族先人们所生活过的家园已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失去。所以，诗人笔下的那个骑手只能够通过“疯狂”的“旋转”来发泄内心的苦闷，诗人将如困兽犹斗般的骑手内心的落寞、感伤、压抑与愤懑等情绪表现了出来。而这样的情绪并不只在吉狄马加的诗作中流露，在其他彝族诗人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在另一位彝族诗人霁虹的诗作《崇拜英雄的人》中，那位“作为英雄的后代”想要亲吻“哺育过祖先的神圣的土地”却“永远找不到他要去的地方”
的骑手与吉狄马加笔下的骑手可以说有着共同的故土怀恋与精神失落。因此，家园的失落更像是民族诗人的共同感受。
吉狄马加的诗歌所呈现出的强烈的音乐性、节奏性也是吉狄马加对汉语诗歌创作的贡献，而对诗歌语言的质感、节奏、韵律的追求以及对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及节奏性的强调也一直是吉狄马加的诗歌理念。吉狄马加的诗歌之所以呈现出这一特点，与诗人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对彝族的史诗和抒情诗的耳濡目染是密切相关的。吉狄马加说：“我们彝族人的传统诗歌特别是史诗，就有很强的音乐性，因为它需要通过吟诵来传承，另外声音的感染力是不可小视的，在这方面实际上我是受到了彝族古典诗歌和民谣的影响……”
如吉狄马加的《达基沙洛故乡》便是一首典型的受到彝族古典诗歌和民谣影响的诗作。该诗十七行中有十四行都以“我承认”开头，而“我承认”三个字在诗中前后一共出现了十五次，每一次的“我承认”都像是密集的鼓点敲击在读者的心头，其语言呈现出浓烈的音乐性和节奏感。诗人通过对有关达基沙洛乡的人和事的回忆来表现内心无限的乡愁，纵使达基沙洛承载着诗人的“痛苦”、“悲哀”、“不幸”、“忧郁”、“血腥”、“单调”、“阴影”、“惆怅”等多种记忆与情绪，但诗人依然表示“我承认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纵然有一天我到了富丽堂皇的石姆姆哈/我也要哭喊着回到她的怀中”。
从这首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生活于繁华都市的游吟诗人内心的无限离愁别绪，诗人通过每一次的“我承认”来达到感情的酝酿与累积，但诗人的诗情并没有因此膨胀或泛滥，而是在一种节制之中完成了一次精神还乡，显得极为动人。
吉狄马加在注重语言的感染力与表现力的同时，也极为注重诗歌的“灵魂”与“精神”的锻塑。对此，吉狄马加曾深刻地指出：“现在许多诗人只注重文本和语言的实验，但是最重要的却是遗忘了灵魂，我不是说文本和语言的实验不重要，而是要说一旦离开了灵魂和精神，诗歌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根基。”
联系吉狄马加的诗作以及他的诗学思想来看，其所强调的诗歌的“灵魂”与“精神”即是“人类普遍的价值”。吉狄马加在其诗作中致力于弥合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缝隙”，“我坚定地相信就每一个民族而言，除了在文化传统本身依然保持其鲜明的特质之外，一个更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意识终将会成为消除人类间一切壁垒并能使这一理想成为现实的最大的认同”。
在吉狄马加看来，各民族的人口虽有多寡之别，但民族文化之间实是平等的关系，于大千世界而言都是同等重要、不可取代的，我们对各民族的文化都应心存敬畏。因此，吉狄马加在其诗作中对彝族文化的歌颂与赞美就突破了民族间的“樊篱”，而其诗歌借由汉语这一形式产生了普世价值，其诗作也因之具有了吉狄马加所强调的“人类意识”。
吉狄马加是一位颇为典型的学者型诗人，他极具思辨地赋予诗歌以充实的内在，其诗作在表现出彝族深厚、神秘且多元的文化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汉语的灵性与活力，极大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内涵，充分体现出了一位民族诗人对汉语诗歌写作的深刻思考，对于我们理解其诗学思想、探寻民族文学和当代诗歌的发展走向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吉狄马加的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意识和普世价值能够唤起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的读者的阅读共鸣，这使得其诗作无论在中国诗坛，或是世界诗林中，都具有难以复制和比拟的特异性。我们可以预见，随着吉狄马加在诗歌语言问题上的持续深入思考，其必然会创作出更多跨越民族和地域的更有分量、更具特色的优秀诗作，取得更为丰硕的创作实绩。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项目批准号：16ZDA19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