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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国清在地理空间流动中展开其诗学探索历程，其诗歌创作、批评观念不仅体现了对以艾略特、波德莱尔、西胁顺三郎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诗学及中国古典诗学等多种资源的吸纳与转化，也体现了20世纪中期以来以刘若愚为代表的美国汉学脉络。刘若愚融通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视野及跨语际批评实践对杜国清的诗歌观念、创作均产生重要影响。刘若愚著有英文专著《中国文学理论》《中国诗学》《李商隐的诗》《北宋六人词家》《语际批评家》《语言·悖论·诗学》等，在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成就卓著，杜国清的诗歌创作与诗歌观念中均可见出刘若愚诗学研究的影子。
在跟随刘若愚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杜国清选择了以李贺研究作为论文题目，这即与美国汉学界语境有关。在中国，李贺似乎并不是一个“一流”诗人，但在国外却极受关注。海外汉学界对李贺的研究颇多，翻译、注解、考证、传记研究层出不穷。杜国清在《李贺研究的国际概况》一文中曾论及原因：其一，李贺具有“反叛者与忧国志士的生命力”，因而富于愤激、荒诞、哀艳、凄绝等特质，富有艺术魅力；其二，李贺是一位“现代诗人”，具有强烈的“现代性”气质，而现代诗人们本就“反抗传统的美感经验，追求新的战栗，表现心灵的荒芜与灵魂的孤绝”。因而，“他们往往会被李贺那种瑰异奇崛、设色秾艳、冥心孤诣的呕心诗句所吸引和感动。欧洲世纪末诗人和中国晚唐诗人的神经末梢是一样的纤细敏锐；非得像波特莱尔或李贺那种令人战栗的诗句，不能撼动现代诗人的心弦”
。中国古典诗人李贺所具有的“现代性”吸引了杜国清，促使他决定以李贺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借由李贺，他走近了晚唐绮丽精工的诗学世界。刘若愚著有专书《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其中对李商隐与波德莱尔之间关联的见解、对李商隐诗歌意象与境界的辨析，都对杜国清《玉烟集》的写作有着直接影响。杜国清最终将自己对中国古典诗学资源的学习与借鉴对象确定为与现代主义有相通之处的李商隐诗歌，可说是以创作的方式呼应了刘若愚关于李商隐诗歌的研究。
在刘若愚的诸多创见中，关于“境界”的阐释格外引人注目，他以西方读者为对象，采用条分缕析的方式介绍中国文学理论中难以言传的“境界”说，指出中国诗有三重境界，并引入西方文艺理论术语“情感谬误”（约翰·罗斯金）、“客观对应物”（T.S.艾略特）等进行阐释，这对杜国清《玉烟集》的创作有很大启发。其中，第二种境界，是指诗人在客观描写某种景象时，在其中寄寓某种特定的感情，前文所述的杜国清将艾略特“客观对应物”落实为以戏剧化场景“造境”，便是以这第二重境界为旨归。同时，杜国清试图将“意象”与“象征”相结合，而发明了“意象征”概念，这也可见出刘若愚诗学观念的影响。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讨论意象和象征的区别，指出某些复合意象由于其意义的宽泛性可以转变为象征，因此很难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
。对此，杜国清以富于诗意的文字加以描述：
诗人的心，犹如蓝田；诗人在表现感受时，想象受胎，正如蓝田种玉。于是诗人心中，暖暖然有一种朦胧的氤氲，在生成、在变幻、在形似、在象化，随着诗人脉动的节奏，在舞踊、在演出。诗人使用文字，企图将这些心象或意象捕捉下来，而字句所烘托的一形一象，莫不带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微微烟韵。由感受到意象，由意象到象征，这一创作过程所凝练的‘意象征’，便是我所体认的诗艺最上品的结晶。这种幽趣微韵，神致纤妙的诗情，可以说是诗的艺术美的最高境界。
杜国清并未对“意象征”的内涵与范畴进行清晰阐释，或也与两者界线之模糊性有关，他以艺术思维的方式来呈现自己关于意象与象征复杂关系的理解，从而弥补理论阐释之不足，体现出“诗人批评家”的论诗特点。刘若愚在20世纪80年代后专研道家与禅宗美学，杜国清亦因道家与禅宗美学思想论诗，他在《〈玉烟集〉自序》中强调写诗之“入神”：“就诗的表现方法而言，所谓入神，是指诗人在创作时投入写诗的对象而言。……在创作过程中，只有当完全投入对象，完全舍弃自己，完全泯灭个性时，诗人才有完全的体验，完全的想象，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庄子的‘心斋’、济慈的‘自泯能力’、禅宗的‘超情离见’等大师所透露的玄机，也就是诗人在神思创作上能够放空自我，才能‘随心所欲’的自由境地。”
刘若愚对中国诗的“形上”诗观进行了重点阐述，并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提及雷蒙德指出波德莱尔感知万物照应有三个层次，分别为在各种不同感官所感受的信息之间、在感官世界与诗人心灵之间、在可感世界与超感世界之间，认为第三个层次与中国“形上诗人”的形上诗观相一致，并进一步指出，与波德莱尔相比，“马拉美显示出与中国形上批评家和诗人更深一层的类似，尤其是在他晚年所发表的关于诗的一些意见中”
。关于“形上”的比较性论述，引发了杜国清对中西方象征诗学传统的比较思考。抽象的形上世界如何以精妙的文字统合在富有意味的具象世界中，也成为杜国清念兹在兹的追求。杜国清的诗作《万物照应》《不知迷路为花开》等即是对此一问题的尝试性创作实践。尽管杜国清在诗论中并未专谈马拉美，但其诗作中却可见出深受马拉美高度抽象化特征的影响。在《不知迷路为花开》中，有“一切花中唯一的一朵花/一朵花中唯有的一切花”等语，其中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不能不令人想起马拉美著名的论断：“诗的花朵，乃是把一切已知的、有形的花都交付给遗忘之后，从‘所有的花都不具备的东西’之中音乐般地升华出来的。”
此外，杜国清将中国古典诗学观念与现代主义诗观融合，以“诗言志”、“诗缘情”与“赋体物”构建三角形结构体系，又将“美”置于顶点，也与刘若愚的影响有关
。
海外汉学对中国古典诗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理论视野中展开。譬如，美国汉学界关于中国古典诗的一个重要论争是，诗人“自我”在诗中的表现。叶维廉与宇文所安的观点有所不同，前者认为中国诗达到了“无我”和“以物观物”的境界，后者则认为中国诗记录了诗人的真实经历和真实情感。张万民则在《辩者有不见：当叶维廉遭遇宇文所安》一文中详细梳理了两人观点差异的深层原因，认为两人对中西诗歌差异性的强调关联着不同的西方文学理论视野
。这一案例表明，西方理论构成了海外汉学研究的基本学术背景，即便对中国文学有不同解读，也往往与对西方文论的取舍有关。刘若愚对中国诗学的研究、介绍同样是在西方理论视野中展开，他以西方文学理论为框架兼容、凸显中国文学理论概念，但令夏志清等汉学界同仁印象深刻的，则是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推崇，他确认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同等伟大，觉得中国古典文学比起西洋古典文学来并无愧色，并在与夏志清的两次笔战中为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化辩护
。杜国清对此也有深刻感受，他在翻译《中国文学理论》时谈及刘若愚的雄心和意图，“他在英美多年，深感西洋学者在谈论文学时，动不动就唯西方希腊罗马以来的文学传统马首是瞻，而忽视了另一个东方的、不同于西方但毫不劣于西方的文学传统。……由于这本书的出现，西洋学者今后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否则将不能谈论普遍的文学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或文学（literature），而只能谈论各别的或各国的文学（literatures）和批评（criticisms）而已”
。刘若愚坚持中西文化、文论互为主体，企图“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
，体现了“站在世界文学总体体系的高度”
。这一基于世界文学视野出发的治学思路对杜国清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后，杜国清以海外华文作家身份多次参与国内会议，在诗歌创作、诗观探索之外，积极推动“海外华文文学”向“世界华文文学”的转型，发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试论》等文，又出版专著《台湾文学与世华文学》，讨论如何在世华文学视野中看待台湾文学，且在加州大学主持“世华文学研究中心”并多次举办国际性会议，虽然其“世华文学”概念主要指向“华人作者为华人读者创作有关华人世界的华文作品”
，在范畴上不同于今天所说的“世界华文文学”，但其中所包含的强烈“华族意识”，却体现了身处中西方文化碰撞前沿地带的海外汉学者对自身文化的深刻坚持，这与刘若愚进行中西文论汇通的立足点是一致的。
刘若愚以“世界文学”为出发点与旨归的治学路径对杜国清影响深远，后者对晚唐诗特别是李商隐的浓厚兴趣、以创作与批评实现中西诗学交融的努力都可看作这一汉学脉络的延续。此外，两人个性也颇多相近之处。夏志清曾在《东夏悼西刘——兼怀许芥昱》一文中谈及，刘若愚因性情孤傲而少有知交，这一气质特点在杜国清身上也有所体现，但师生二人却相当投契。杜国清不仅率先翻译刘若愚作品，其《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先后在台湾、大陆出版（均由刘若愚为之作序），更多次一起参加世界性会议，且共游、同饮，这在夏志清的回忆文章中亦有提及。1982年，刘若愚回到中国，访北京故居，游览西安等地，写作了部分旧体诗。而杜国清也在1985年启动中国之旅，写下一系列记录旅情的现代诗，庶几又形成呼应之意。就学术成就而言，杜国清距刘若愚甚远，却以丰富的海外华文诗歌创作、诗歌批评回应刘若愚的诗论，体现了对后者学术思想的理解与传承，其翻译的《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更是影响深远。就此而言，杜国清可说是刘若愚“世界性文学理论”探索这一汉学研究脉络的一位重要传人。
综观杜国清在空间地理流动中的诗学探索历程，可以见出中国古典诗学海外播迁中的一种特殊流脉。杜国清自中国起步，于日本得到发展，在美国达至成熟期。他在中西诗学间不断寻溯源流，从早期的浪漫主义抒情，到接受艾略特、波德莱尔、西胁顺三郎等现代诗人的影响，再到受美国汉学界学术研究脉络的影响，最终回望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并将其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相融合。在这一过程中，生活感受、阅读经验、诗学教育等诸般要素不断变化，内化为诗人丰富驳杂的生命体验，构成了其诗学发生机制，成为其诗歌写作、诗学探索的重要资源。最终，诗人在跨地域、跨文化的生命及诗艺历练之后，以世界性视野下的中西诗学比较为背景，探寻现代汉诗写作与诗歌批评结合的路径，这一诗学探索反映了中西方文学经验的碰撞、交流与融汇，体现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海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