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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派以盛唐为师，其来有自。古典诗歌发展至唐，体裁俱备，名家辈出，初、盛、中、晚四期内，初、盛唐之作尤受推崇，这也成为复古派诗学宗尚的核心。宋人张戒、严羽便已奉盛唐之诗为正朔，如其所说，诗自汉魏以来“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
，“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
，都在强调盛唐在诗歌发展史上重要价值。元季诸子，崇唐者如贝琼、林鸿、高棅等不绝如缕，明之复古派承前人遗绪而大张旗帜，声称“声诗之道，始于周，盛于汉，极于唐”
，“近诗以盛唐为尚”
，提倡“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
。在后七子结社初期，谢榛能以布衣厕身其中，也与其明显的宗唐意识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谢榛倾向于以多元融会的方式学习初、盛唐诸家，这在七子派中未尝不是一种新态度。
在取法初、盛唐的标准下，复古诸子将李白、杜甫奉为唐音的本宗，对其余诸家的评价稍低。以王维、孟浩然为例，何景明云：“窃谓右丞他诗甚长，独古作不逮。盖自汉魏后，而风雅浑厚之气罕有存者。右丞以清婉峭拔之才，一起而绰然名世，宜乎就速而未之深造也。”
李梦阳讥王维诗曰：“高者似禅，卑者似僧，奉佛之应哉！人心系则难脱。”
后七子中，李攀龙“深恶”孟浩然“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等诗句，王世贞虽认为此类诗作“语意亦佳”，但仍批判其“格调非正”
。如果说何景明对王维诗作的意见还限于“浑厚”“峭拔”的诗艺范畴，那么李梦阳和李攀龙等人的批评就着眼于复古运动的社会功用。复古一派主张文学复古的背后隐含着政治风俗复古的目标，以“恢复古治”这一集体主义的立场观之，似孟浩然“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一类出于敏锐的情感体验和个人化表达的语句，以及王维“耽于禅味而忘诗教”
之诗，实不能作为最高的取法目标。相反，李白作品高迈恢宏的盛唐气象符合复古派的治世理想，杜甫诗因家国之变蕴蓄的沉郁悲慨也更贴合儒家的诗教传统，因此，在主于盛唐的评价体系中，李、杜二人更受复古派学人的青睐
，其他诸家处于次等的位置，不被视作首选的取法典范。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叙后七子结社论诗故事云：“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茫无适从，茂秦曰：‘选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摈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
此事《四溟诗话》卷三记述得更加完整。诸子结社，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为典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意见纷纭，谢榛语称“历观十四家所做，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佳者，录成一帙”，以臻于“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之境。
众人对谢榛此论“笑而然之”。《四溟诗话》卷四更明确表示，“兼以初唐、盛唐诸家，合而为一，高其格调，充其气魄，则不失正宗矣”
。
初、盛唐“十二家”，无外乎“四杰”、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等人，谢榛将其与李、杜等量齐观，认为“咸可为法”，已与熟见的复古理论有所区隔。他又借各家“所养不同”，宣称“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
，揭示初、盛诗风的丰富多彩。谢榛不在“十四家”中区分高下，而是广取博收，注重盛唐诗歌内部风格的多元存在，有意识地弥补了复古派主于李、杜的审美缺失。
谢榛不仅在初、盛唐内部树立多元化的取法目标，同时也指明其实践路径：“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
玩其语意，主张诗家应在“熟读”“歌咏”“玩味”初、盛唐诸家佳篇之后，不单一地模拟某一家一派，达到融会贯通，“造乎浑沦”的程度，才是能够出入十四家之间而自成一家的关键。对此，他又有“蜂采百花”之喻：
夫大道乃盛唐诸公之所共由者，予则曳裾蹑
，由乎中正，纵横于古人众迹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使人莫之辨也。
若蜜蜂历采百花，自成一种佳味，与芳馨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蕴。
从兼取众家的角度理解，学诗譬诸“酿蜜”，蜂采百花，裒之精华而酝酿，所出之馨香与百花各不相同，自有佳味。诗道亦如是，学习初、盛唐诸公在于积淀胸中学识，涵养心神气概，最终的风格出于作者自身之特质，不必强求相似，即“充其学识，养其气魄，或李或杜，顺其自然而已”
，使人莫知所师。
然而，谢榛此说却遭到复古领袖的严厉抨击，王世贞《艺苑卮言》载：
谢茂秦年来益老悖，尝寄示拟李、杜长歌，丑俗稚钝，一字不通，而自为序，高自称许。其略云：‘客居禅宇，假佛书以开悟，暨观太白、少陵长篇，气充格胜，然飘逸沉郁不同，遂合之为一，入乎浑沦，各塑其像，神存两妙，此亦摄精夺髓之法也。’此等语何不以溺自照。
谢榛的拟古之作将李、杜之飘逸、沉郁合之为一，正是对蜂采百花、融会众长以入“浑沦”主张的实践。王世贞攻讦此诗“丑俗稚钝，一字不通”，乃至“年来益老悖”“此等语何不以溺自照”，撇开意气之见，其刻意贬损的背后显然含有对“神存两妙”意见的否定。究其原因，谢榛与复古诸士同行大道，而有师取诸家的路线不同；同法前贤，又有蹈其故迹与“历采百花，自成佳味”的方法不同。就语言层面，无论是李梦阳的“尺寸古法”，还是李攀龙的“胡宽营新丰”，都未敢言能做到纵横古人众迹而自留其迹。从实质上说，谢榛“自成一种佳味”的出发点是“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
，以“我”为基，以“心”为则，便易滋生抛弃古人之念，走向神韵、性灵的文学范畴。因此于王世贞等人而言，就不能不对谢榛之论充满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