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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体的生成和演变，是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关于早期文体研究的方法，学者们也提出了诸多新见。其中不容忽视的便是关注新出的简帛文献，简帛文献纷繁复杂的形态和独特的结构体式有助于我们还原早期文本的生成过程，有助于构建中国早期文体的分类体系。以北大秦简为例，就已经能窥见多种以往出土秦简牍中未见过的体裁和内容，如北大秦简《酒令》很可能是《成相杂辞》的早期形态；《隐书》的写物也和赋体咏物铺陈的方式相近。
《祓除》中的《上帝乔子》《翰音》篇也很可能与“秦杂赋”或“俗赋”的早期形态有关。经过梳理《翰音》文本、探索祝辞和赋在转化中所需的过程和条件，并且重审《翰音》的编排意图，我们有以下几点认知：
第一，《翰音》在结构上对传统祝祷辞模式的突破，以及在行文过程中注重音律和词采的铺排，这些以四言咏物小赋的艺术手法的改造为祝祷辞的语言表达与情感抒发提供了不同的方式。
第二，祝辞作为广泛意义上的“诗”，很可能也是赋的源头之一。祝辞是以娱神为目的，而早期的赋是以娱人为目的，祝辞的赋化更多是出于传播需求，一则和谐的韵文方便记诵，二则可以作为祝者招揽神灵或招揽生意的讲诵之词。
第三，《翰音》的抄写有可能反映了整理者文类编排上的尝试。北大秦简《翰音》是《祓除》的一篇，《祓除》并不和北大秦简中的其他数术文献，尤其是祝祷文本连续抄写，而是紧接《禹九策》之后，并且《祓除》的单篇文本皆与传统祝祷辞文本不同，抄写于《翰音》之前的《上帝乔子》篇甚至涉及了故事情节以及阿蛇与工祝的对话，又不厌其烦地介绍了祝祷辞可以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使求祝者化险为夷，这都是祝祷辞行文散文化的表现，“散文化”则很可能酝酿出“赋”的形式。
第四，据林晓光先生的研究，汉晋四言赋所表现出来的俗文学亲缘性，很难说汉晋作家在四言赋创作中是取法《诗经》。北大秦简《祓除》的篇目似可佐证四言赋与俗文学传统的关系，以秦骃玉版为例，四言体的祝辞呈现出庄重典雅的语言风格，且韵律和谐，他的文学母题应当与《尚书·金縢》篇中“周公为武王之病向先祖祈祷”相关，这类祝祷文并没有发展成讲诵性质的赋，但秦简《祓除》中的民间祝辞的四言体却颇似俗赋，可见这两种产生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四言祝祷辞，其使用主体对于文本功能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就目前材料而言，贵族所使用的典雅的四言祝辞仍然为“祝”，而民间流行的俚俗的四言祝辞经过特殊的社会语境改造而成近似俗赋的文本，也可能成为四言赋的来源之一。
讲到文学创作的母题，我们想提一个在早期文体研究中颇有意思但尚未被深入研究的问题，即出土简帛数术类文献中民间祝祷辞对人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与汉代及汉代以后一部分文学题材的开拓应当有密切关系。举一个例子，战国至秦汉日书祝祷辞中出现的众多神煞以及神煞职能的区分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课题，例如日书中祖道祝辞与汉代出行祝的生成相关。这些原本只流行于民间的体裁经由文人化的改造进入贵族阶层，其实也是民间俗文学的“反哺”，出土文献也许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些有意思的证据。
很长时间以来，秦赋在文学史材料中一直处于空白阶段，传世古书对秦代文学作品的记录也较少，因而研究材料并不易得。北大秦简《隐书》《酒令》，以及《翰音》的公布，补充了很多秦代民间文学的重要材料，“俗”与“雅”的概念相对应，它所反映的是民间性和世俗性的内容。《翰音》嵌套于祓除仪式中，有完整的叙事情节，语言生动，其咏物过程善用修辞，铺陈辞藻，体现出了创作者对传统祝祷辞文本的自觉改造，作为秦俗文学的重要补充，称之为“俗赋”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