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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分析中，我们指出了《翰音》文本的若干特征，单从形式和语言风格上来看，可以简单概括成，以铺陈辞藻和四言韵文形式赞美雄鸡的、具有民间性和通俗性的实用类文本，其主要功能在于愉悦神灵，对鸡的细致描写和品格颂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启智教化的作用。四言是表现形式，民间性和通俗性是文本体现的整体风格，与其使用的场合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密切相关。这类在形式和功能上都与“俗赋”十分贴近的文本，在出土简牍中的抄写方式也值得我们关注。北大秦简中有不少祝祷文，但《祓除》三篇所记录的祝祷文是被列为一个独立文本单独抄写的，是否有区别文类的考虑呢？《翰音》能否称之为“俗赋”？其四言形式又与汉晋四言赋的俗文学传统是否有关系呢？
出土简帛类文献祝祷辞在抄写上一般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抄写得十分零散，大都散落在以数术和医方为主的各类文献中，如九店楚简《日书》中“告武夷”是祷战的祝辞，睡虎地秦简的《日书》中有关于占梦的祝祷，放马滩简《日书》中的“禹须庾”、印台汉简的《即行》、孔家坡汉简《日书》中也都出现了关于“出行”的祝祷等，这些篇章大都作为《日书》的附属。周家台秦简《病方》、北大秦简《病方》、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以及天回医简《治心暴痛》等，皆记载不少祷病类祝辞，也大都是在治疗某种疾病的医方下以祝由内容出现，可视为医方的附属。另外还有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和秦家嘴楚简中有部分关于卜筮祭祷的内容，卜筮简以程序和仪式记录为主，祷辞通常非常简单或者直接省略。
完整的简帛祝祷类文本在出土文献中较为少见，清华简的《祝辞》和《祷辞》是较为特殊的以专章抄写的祝祷辞，但《祝辞》和《祷辞》的内容较为单一，程序固化，文学价值不高；另外专章抄写的还有张家山汉简（336号墓）的《祠马禖》、周家台秦简《先农祝辞》，以及北大秦简中的《祠祝之道》《杂祝方》《避射》《死刃》和《祓除》，前四种祝祷辞和清华简《祝辞》的情况类似，大都皆有明确的祝祷主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整体行文更强调“术”，而非“言”。这样的抄写方式说明简帛祝祷辞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数术和方术的衍生物被记录下来的。
而且这些零散分布的祝祷辞语言大都直白浅俗，程序固化，使得前人对这些文本的文类特征以及文体性质难以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北大秦简《祓除》则提供了几篇特殊的祝祷文材料，这些祝辞在结构上对祝祷辞模式的突破，以及行文过程对祝祷辞的修饰都是不容忽视的自觉性改造，具有较高的文学史价值，同时语言生动活泼，一改祝祷辞机械呆板的风格。试看抄写于《翰音》之前的《上帝乔子》篇：
上帝乔子，名为阿蛇，
不喜田作，不喜宦御，游于天下。工祝敢谒乔子阿蛇之所。所祓说者，何以？
以某躬身，为婴儿到于老者。其少之时，避虒浴于水者，空殃溺者，聘其材
，害其男女，工祝祓之。以某躬身，侗壮之时，之于田野，猝遇雷电、霹雳大雨，魂魄恐惧，工祝祓之。以某躬身，晦行趋顾，孰谓鬼虖？正昼以行，瞿瞿趋顾，孰谓人虖？
今夫上帝乔子谓工祝：“来，子祓，得其先，得其故，未知所以祓除。”帝乔子曰：“所以祓者，取熊之火，燔之丘荒，爟大江之浦。和以白日，沃以甘雨。可祓人王，可祓人主。可祓子姓，可祓男女。今日良，为某祓除，百鬼莫不许。”
内容为“工祝”向名为“阿蛇（上帝乔子）”的神祝祷，阿蛇传授了一套祝祷辞。在传授之前，还对上帝乔子的特征做了描述，第一段开头“不喜田作，不喜宦御，游于天下”即是对“阿蛇”的介绍，“以某躬身，为婴儿到于老者”之后则是工祝要祓除的灾祸内容，文中还对这些灾祸的场景进行了情境假设，而祓除的方式也比较抽象，是“取熊之火，燔之丘荒，爟大江之浦。和以白日，沃以甘雨”，仿佛是要借大自然之力消灭灾祸，和传统祝祷辞中直白的驱鬼之语迥异。而第一段的行文，也是以四言为主、情节较为完整的、具有讲诵性质的应用文本，《上帝乔子》篇同样具有娱乐和教化功能，同时需注意到，祝文所“祓除”的对象包括“人王”“人主”“子姓”“男女”，可见使用此类“祓除”文本的受众覆盖了各个阶层，这是通俗性和民间性的直接体现，和紧接着抄写于后的《翰音》都具有明显的近似于俗赋的文体特征。
北大秦简之所以把《祓除》与《杂祝方》《祠祝之道》《避射》《死刃》的祝祷类文本分开抄写，很可能是整理者意识到不同文本中祝祷辞的文体存在差异。
《祓除》中的祝祷文似与《汉书·艺文志》的“秦杂赋”有密切关系。“秦杂赋”今已不传，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分类，“秦杂赋”并不入于杂赋，却入于荀卿赋；傅刚先生认为，秦杂赋的“杂”并非文体杂乱之“杂”，当如《文选》诗类中“杂诗”之杂。其特征是产生于秦地的赋，但非一人、也非一类，而总体特征又与荀卿赋相类，故总称“杂赋”。傅先生认为：“这种被称为赋的文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包容性，即它能够将先秦时期的诗、书等文献之外各种不同的押韵的俗文体都包括在内，因此它的实用性强，这在文体正处于发展时期的秦汉时，是一个很好的能被士庶接受的条件。”
依据傅刚先生的观点，“秦杂赋”之所以以“秦”为前缀，则是因为这类作品可以确定为秦人所作，而这类文章的主体应当与荀卿赋一样，是对民间流传的俗体进行加工。这些不进入主流赋类的“杂赋”和“俗赋”，其实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各种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上帝乔子》和《翰音》虽主要功能为祝祷，但是却经过时人的改造，以赋法为文，形成了颇为生动，也颇具娱乐和教化意义的民间性实用文本，不妨归之于俗赋、杂赋一类。
将《翰音》视为“俗赋”“杂赋”一类，是对《翰音》文体的界定，若从语言形式再做区分，《翰音》中那段赞美鸡的韵文，不妨将之看作汉晋四言赋的先声。四言赋的来源是什么？自荀子《赋篇》始，即多四言，如开篇云：“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
马积高先生
、万光治先生
、王思豪先生
、林晓光先生
等均对四言赋的形态与来源有所发微。王思豪先生认为，汉代四言赋拟效《诗》“四言”，却去除了《诗》四言的“雅正”风格，而出之以“游戏之言”。从四言诗到四言赋是一种理想化的设定，四言“雅正”的传统在汉代被颂、赞、碑、铭、箴等文体继承，包括祝辞的“礼仪化”改造，
也是以“古朴典雅”的四言诗为拟效对象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思考，若四言赋由四言诗而来，为什么四言赋会一改四言诗“雅正”的风格呢？由此是否可以怀疑一部分四言赋非源于“诗”呢？林晓光先生以《神乌赋》为标准件，进一步辨析了四言赋中源于俗文学传统的戏拟辩驳赋，文章指出，戏拟辩驳赋所表现出来的俗文学亲缘性，显然与以往从《诗经》寻求四言赋源流的倾向并不吻合。
依据林晓光先生的意见，我们现在所能见的“真品”四言赋是可归入俗赋的一批戏拟辩驳赋。我们可以有另一种假设，汉晋四言赋的俗文学传统其渊源应当也是俗文学文本，不一定是民间的寓言故事、隐语、散文、歌谣，还可以是民间流传的近似于俗赋的祝祷辞。北大秦简《翰音》篇不仅提供了从民间祝祷辞到俗赋演变的线索，其形式又与四言赋相关，亦可为部分四言赋来源于俗赋提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