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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简帛祝祷辞，《翰音》在祝者文辞、祝祷对象和对祭品的关注等层面都发生了变化，大段对鸡的赞美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祭品”的神圣性和重要性，这一凸显无疑使得祝祷辞的关注点由禳灾祈福转移到对“雄鸡”的赞美。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雄鸡作为祭品，在祝祷活动中是否有象征意义？赞美鸡的四字韵文是否与祝辞的娱乐性有关？祝祷辞的主要文本功能在于祭祀和祈福，《翰音》以赋的方式描摹雄鸡是出于哪些方面的需求呢？从两类文体交互的角度看，祝祷的仪式表演与赋之文体在发生学上又有何联系呢？
《说文·鸟部》：“鶾，雉肥鶾音者也。鲁郊以丹鸡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鲁侯之咎。”这里的“鶾音”即北大秦简的“翰音”。《风俗演义》卷八“雄鸡”引《青史子书》：“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又引《山海经》：“祠鬼神皆以雄鸡。”
在民间信仰里，雄鸡能牵引太阳，有驱邪通天的神性，通常也被用作驱鬼避邪和招魂引神的使者。西汉王褒《碧鸡颂》也有关于“招碧鸡神”的记载：
持节使王褒谨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廉平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可以为伦。归来翔兮，何事南荒。
这篇颂其实是按招魂辞的形式写成的，《蜀中名胜记》卷一二称之为《招碧鸡神》。伏俊琏先生在《俗赋研究》中指出，王褒的这篇招鸡神文，笔力轻捷，显然是即兴应酬之作，而且带有揶揄调侃的口吻。
王褒实际上是反对神仙方术的，据张溥和潘璋对王褒文的评注，
王褒招碧鸡神是受命于宣帝，执行皇命是希望以结果来向宣帝证明此乃虚无之说。因此在王褒文中，“碧鸡神”已成为讽谏的对象，而非民间信仰中具有神性的动物，王褒的招魂辞也从侧面反映了“雄鸡”信仰上至庙堂、下至江湖的普遍性。
从文本功能角度出发，祝祷辞是人们用以祈福禳灾的文体，伴随祭祀仪式产生的还有娱神行为，娱神是为了达成求祝人祈福禳灾的目的，而娱神的方式可以通过仪式和祭品，也可通过舞蹈或声乐，汉代王逸《楚辞章句》：“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翰音》全文都是对“鸡”的赞颂，“赞扬”本身就有取悦神灵的作用，因此无论是《翰音》或是《碧鸡颂》，皆是以娱神为目的所作，只是王褒的颂是受宣帝之命所作，招神的同时也是写给皇帝看的，因而也带有“娱人”的功能。
从娱乐性质来看，祝辞和赋之间有功能的相通性，谷口洋先生认为，早期的辞只是祝辞，是娱神的，由地位较高的人来执行，汉赋则基本上是娱人的，使皇帝开心，到了文人化时代，则是用以自娱的。
这从宗教角度揭示了祝辞的娱乐性，文学的开端与宗教相关，刘师培《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一文就认为，韵文总体来说都源自祭祀行为，无论是《周礼》“六祝六祠”还是颂、铭等文体，皆是如此。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翰音》中大量赞美鸡的文辞和对鸡美好品格的描述，事实上就是为了感动神灵，而前文我们分析过，《翰音》中有大量的修辞和譬喻，其实也是愉悦神灵、感动神灵的手段。
《翰音》的文本无论是内容上的修辞或是功能上的娱乐性，都与赋紧密相关，而我们将其判定为近于赋的文本，最直观的证据便是《翰音》的表现形式。《翰音》是以通篇四言写成的韵文，又以反复陈辞和堆砌辞藻的方式极写“翰音”的体貌特征，回溯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中的祝祷辞，这类文体本不需要以“赋”的形式书写，但在形式和功能上都向四言赋的文体靠近，这与口传文学的传播需求和传播效力密切相关。
祝祷辞和俗赋、杂赋大多是产生于口头，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开的文学体裁。祝祷辞自不必说，是演说者和求祝人共同参与的具有表演性质的口头文学，口语表达较之书面文本，在调整语调语速、把握节奏重音、表达赞颂之情等方面有天然的优势。那么赋的“口头”性又该如何分析呢？万曼先生《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一文认为，辞赋之前的文学作品多半是口语记录，辞赋以后方为书面写作，而在其转变过程中，赋的口语特征又可上溯春秋时行人辞令与“口赋”因素，因此赋中的连绵形声保存的口语性，在于“司马相如和扬雄虽然把汉赋发扬成纯文字的制作，但是他们都没有忘掉它的根源在语言”。
赋中整齐和谐的音韵不仅愉悦了神灵和听者，更重要的是铺陈押韵的文章方便演说，极大限度地拓宽了传播的广度。
祝辞起初是以口语的方式传播的，除了考虑到便于传播和记诵的层面，还需要考虑到口语叙事所要达到的最大效力，祝祷辞是“含有灵性的语言”，前文讨论了祝辞的娱神性，在以言语修辞取悦神灵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让神灵深受震撼从而降福，那么祈求神灵赐福的交换条件是什么？《翰音》篇中“雄鸡”可能是祭祀活动中用以交换灵力的祭品，祝者愈是称颂“翰音”之美，愈加增添了祭品的价值，将一件通晓晨昏的具有灵性的祭品献于神灵，也起到了引起神灵注意、招揽神灵为求助之人禳灾驱邪的作用。汉代的俗赋中也有类似起到招揽作用的实用性文本，《史记·龟策列传》的“宋元王杀龟”，伏俊琏先生认为这段文字很可能与古代民间占卜前巫师招揽生意、诱导听众的讲诵之词性质相仿。
北大秦简的《祓除》篇是具有民间性质的祝祷文本，它的受众可以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它所要达成的理想效果是使受众信服、使神灵显灵，从传播效力的角度出发，关于雄鸡的铺陈描摹越精细、越繁复，修辞越华丽，就越有说服力，越可能招来神灵为之赐福。
娱乐性和传播角度关注的是祝祷辞与赋在功能和形式上的相关性，但在文类的划分中，祝辞和赋所属的是不同的文类。关于赋的来源，许结先生在《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一文中主张“诗源说”，文中的诗不是狭义的诗，而是广义的诗源说，包括古代押韵的祝辞，比如保留下来的古代楚国大量的楚祝，《楚辞》中如《九歌》早期就是祝辞。
韩高年先生曾认为：“从发生学角度考察，赋的最基本的文体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都起源于远古祭神仪式上巫祝铺陈祭品的言语活动。”
不歌而诵是巫师在祭祀仪式上用以通神的主要手段之一，后为祝宗卜史之官的特长，祝宗卜史又是文学家的前身。上述研究对我们判定《翰音》的性质很有启发，但仍有细节可以补充，功能和形式如此相近的两类文体在同一时空中产生交互，它们之间的糅合与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从祝辞到赋的转变，可以考虑两条线索，第一条是文本上的线索，祝者首先突破了传统祝祷辞格式上的限制，对祭品“翰音”的相关内容进行扩写；其次是形式上的转换，为了使祝祷辞更方便记忆，也为了使铺陈的关于鸡的描写更加全面，采用了较为通俗的语言将祝祷程序、祝祷主题及祝祷内容调整为整饬的四言韵文；最后是祝祷程序的完善，篇末的“再拜受义鸡之福”从用途上解释了文本的功能，同时也与通篇颂扬的对象“鸡”形成呼应。第二条是情绪上的线索，依据祝辞中的相关程序，我们可以还原情境以及情境中祝者和观众所处的心理状态，文本的情绪是随着对鸡的赞扬而不断高涨，又在“总逐群祟，投之远向”后回落，变得虔敬而谦恭，最后的“再拜受义鸡之福”是仪式的结束，也是理智的回归。这是转变的过程，那么转变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将其称为“现场表演性”，现场强调的是祝者和观众的身体共在，有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有共享的情绪状态，特定时空下情绪的酝酿和情绪的共鸣是不可复刻的；表演则寄寓在完整的祝祷仪式和程序中，仪式能激发情感，通过完整的祓除仪式，通过向神灵献上祭品的祭祀行为对情感的强化，情感节奏的起伏变动反过来调整了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层层递进、带有情绪节奏的四言韵文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