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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开篇即说“大辉回来了。这种事怪不怪呢？光天化日之下，一个死人活生生出现在大街上”
。这个经常挑事的大辉导致楼上楼经常女鬼出没，而被认为已经死掉的他，在阴历七月半中元节之时突然再次出现，由此生与死之间模糊的边界以及鬼魅与光怪陆离进入锡都生活之中。南天洞和庆典中出现的神仙，以及后文中暗指涉银霞命运的迦尼萨智慧之神，贯穿在流俗地居民的生活空间。人、神和鬼打破异质空间壁垒，共存于锡都这一片流俗之地。就像黎紫书说：“写一部有很多人，与许多声音，如同众声大合唱般的小说。”
小说不但实现了“众”，并且不局限于“人”的范畴，将神和鬼一并纳入其中，完成了众声喧哗的状态。黎紫书没有直接“营造一种秾腻阴森的气氛，用以投射生命无明的角落”
，转而让人性（善恶、黑暗与温情）、神性（悲悯、多元种族文化）以及鬼性（奇幻、鬼魅与恐惧）相互交织，实现了跨界共处，并创造了一个更为立体且多元的锡都。其中隐含了华人社会中的不堪与挣扎，与马来西亚社会生态产生了潜在的共振。
在创作《流俗地》之前，黎紫书一直对马来西亚怀揣着复杂的情感。为了寻找更广阔、更自由的写作环境以及“自我”更多的可能性，她踏上了离开故乡的道路，开始以游子的身份有距离地去回望这一片故土——怡保。黎紫书远离故乡，重新书写这一片土地，开始对南洋具有了更多的想象和幻想，并且试图建构一个理想化的南洋空间。正是如此，她在《流俗地》中不断地建构具有鲜明热带性和本土特性的南洋世界。
小说的故事发源于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组屋。小说中独具南洋特色的旧街场、巴刹、大伯公庙、小印度、大宝森节游街庆典等不同建筑、街景以及宗教活动一一呈现。白咖啡、咖喱、广府伊面、南乳包、咖喱鱼头等南洋食物贯穿于小说情节之中，帮助黎紫书完成对故乡味蕾的追忆。“这国土上的雨真多。顾老师说，他这辈子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下雨——赤道上的雨多是在午后才来的。前半日太阳有多爆裂，后半日的雨便有多凶猛，像是用半日蓄势待发，一举向日头报复，以牙还牙。顾老师说，因为雨下得频繁，人生中不少重要的事好像都是在雨中发生的。那些记忆如今都被掀开来的感觉已然湿淋淋，即便干了，也像泡了水的书本一样，纸张全荡起波纹，难以平复。”
这一段描述揭示了热带雨以及南洋生活必然会带来的生活体验，也暗示了《流俗地》中情感和情节推进发展的重要书写策略，其中隐含了黎紫书对故乡生活经历的追忆。马来西亚对于黎紫书而言，不仅是她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她追忆过往的发源地和基点。这承载了她在南洋的生活经验以及主体情感的想象。
黎紫书特意选择盲女作为《流俗地》的主角。在上海举行的“华语书写的另一个传统——黎紫书作品分享会”上，黎紫书表示：“我的家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各族群彼此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成见，我想从一个盲人的角度去看这个社会，她有与别人不一样的眼睛，她的眼睛看不到那么多标签。她对事物的认知，不像我们这些有视觉的人，有这么多的盲点。盲人对社会、对人的认知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受到各种各样的标签和成见的影响，盲点其实比盲人更多。”在黎紫书看来，盲人视角比较清澈、干净，她有意识设置障碍去突破、去讲述一个城市故事，打开了独特的形式去重新理解自己的家乡。此外，或许我们可以将她的写作状态视为与盲女具有某种相似之处，正如刘俊所说：“‘怀旧’如果仅从字面上看，通常是指对过去岁月的记忆、怀念与难忘之情。一般而言，怀旧（nostalgia）总是会以一种理想化以及不切实际的追忆，来展现对过往的怀想与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讲，‘怀旧’是人的一种‘古老’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情绪，它似乎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
身处异乡的黎紫书有距离地回望南洋，难免对故乡带着怀旧情绪，忍不住将原本黑暗不堪、具有压制性的过往进行美化，而形成重新书写故土的盲区。这也正是黎紫书在书写过程中需要突破的写作“盲”困境。黎紫书也在对南洋故土的想象中完成了对“自我”的审视——马来文学以及自己的写作将何去何从。《流俗地》的写作策略和文学实践尝试或许正是黎紫书对“自我”审视和反省后给出的可能性和答案。
《流俗地》透过琐碎的社会底层日常生活的描述，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韧性、人情、诗意和浪漫色彩的南洋想象世界。黎紫书有意识以集体性、本土性和日常性的叙事语言，解构了宏大叙事模式。这种改变摒弃了之前以爆裂、冷酷、压抑和黑暗视角诠释对南洋故土的复杂情感，转而以更为温情以及多元种族和谐共处形式，呈现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呈现更为丰富的表达形式，也完成了“自我”拓展。盲女古银霞的形象则可以视为黎紫书对“马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存在形式”这一长期被追问议题的审视结果。银霞和马华文学一样，都在幽暗逼仄的空间中努力坚强挣扎，以求得生存之道。“黎紫书以《流俗地》中盲女古银霞的‘黑暗’视界/世界为基点，以锡都的地方志书写为载体，完成了对马来西亚华人/马华文学（生存）状态的写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