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我”救赎：跨时空流转与人世情

在写《流俗地》之前，黎紫书内心认定要将这部小说“以一幅充满市井气俚俗味的长卷描绘马华社会这几十年的风雨悲欢和人事流变” 。她所希望写的“市井气俚俗味”、“几十年”、“风雨悲欢”和“人事流变”，勾勒出充满人间烟火气的锡都图景，具有时间跨度和事件密度的跨时空对话和人世情由此而产生。

整部《流俗地》以古银霞、何细辉和拉祖组成的“铁三角”为核心，以他们的成长历程为时间线，带出他们的家人、朋友等不同事件之间的交织。“铁三角”的情谊是小说中最值得述说的情谊之一。仨人在巴布理发店度过了小时候很多快乐的时光，在象头人身的迦尼萨注视下下棋，细辉和拉祖冒着被责打的风险带着银霞去学校体验，在大森宝节逛庆典……随着银霞进入盲人院、细辉和拉祖开始忙着准备会考，他们各自的生活版图逐渐拓展，“偶尔碰面，三人学着大人那样相互问候，都感觉到这形式里头的生分，并为此感到特别尴尬” 。“人长大了不都是这样，有许多难言之隐？” 成长悄然改变着三人的亲密关系，使他们逐渐走向成熟、世故和疏离。多年后，拉祖和细辉在梁虾丧礼上相聚，给银霞打电话。银霞颤抖的声音在电话中哭诉：“我好想念你，我也好想念细辉。” 这一通电话成就了三人再次团聚，尽管三人再相聚难免有些生分，但或许我们仍可以将这次重逢视为银霞对于“铁三角”情谊的挽留、对过往情谊的追溯以及对“自我”的救赎。“银霞她没有什么学识，但自有敏锐的生活常识；她没有社交能力，却也自然而然地有了相濡以沫的同伴和朋友。” 尽管银霞对于随着时间推移而渐行渐远的友情感到尴尬和异样，但她敢于直面“自我”内心真实想法，并且勇敢表达，以拯救她在世间为数不多的情谊，弥补内心的缺憾。古银霞具有倔强、聪慧、敢爱敢恨的品性，展现了坚韧与力量。她在困境中不断进行自我突破和救赎，由于视觉缺失，她一直身处黑暗，在黑暗中“银霞的成长没有大风大浪，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却带来此生最大的惊骇和创伤。即使如此，她还是熬过来了，最后迎向生命奇妙的转折” 。

虽然黎紫书说自己在写作中从来没有意识到为女性发声，但是关注女性、弱化男性形象似乎一直是黎紫书书写女性、塑造女性命运的文学策略。她的成长经历让她“觉得女性应该是坚强的，因为成长就是这样训练我的” 。在《告别的年代》中，黎紫书寥寥数笔勾勒没有明确姓名的杜丽安母亲来自桂林，同大多数早期前往马来西亚的华人女性一样，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承受时代与性别的双重苦难。黎紫书在小说中再建构杜丽安时代马来华人的成长和奋斗，以坚强和成功女性指涉马来西亚华人的现实处境与生存状态。然而在《流俗地》中，黎紫书让锡都女性呈现更为生动、日常的众生相。具有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她们各自在日常生活中演绎命运的不同形式，铺就自我救赎之路。“各自活出命运的际会。母亲的顽固、蕙兰的空虚、婵娟的刻薄、莲珠的风流，无不跃然纸上。这些人的生活苦多乐少，沉浮有泡沫，认命到了自苦的地步。但是她们不需要同情，就像银霞一样，这些人兀自存在，以自己的方式‘做人’与‘格物’。”

黎紫书说《流俗地》旨在“把一群平凡不过的人放在一起，说他们最平凡的（可能也是庸俗的）人生故事” 。这些居民在逼仄的楼上楼随着马来西亚现代化历史进程，经历着一次次精神观念的变革与发展。随着他们逐渐搬离楼上楼，唯有家中的红事白事才能令他们聚首。楼上楼，成为他们过往日常生活与爱恨情仇的指向之处，也是马来西亚不同种族的社会底层互相救赎的场所。多元社会文化风俗、文化元素在锡都汇聚，在时空流转中呈现了人间烟火气，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民间世界里建构起一个多元种族文化并存的空间。正如学者刘俊所言，“从根本上讲，只有实现了这种族群之间的‘和谐’，华人的生活才会是除却‘黑暗’和‘恐惧’的‘日常’。” 这也是黎紫书对于自我过往华文写作的挑战与突破。她一改过往在小说中持续营造充满压抑、恐惧、癫狂、死亡等黑色状态，转向以日常生活的温情幻想和建构马来社会多种族之间和谐共存的场景。这些不同种族社会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她笔下变得鲜活，在现实生活中一直被压制的他们在小说所描述的日常生活中和谐相处，并完成彼此救赎。日常邻里关系交织而成的爱恨情仇，随着小说时间的延展也有了丝丝温情。对于“自我”的发现，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强调人的持续思考对“自我”发现的重要性，他提出深刻的“自我”意识、对日常生活的肯定、“自我”所体现的内在资源成为现代语境下主体性的表现形式，而“自我”思考促成了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 ^[1] 此外，他还表达了只有个人情感（Sentimental）是实现传递和表达“自我”的关键。 ^[2] 由此，可以推断“自我”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并且与日常生活、个人情感以及现代启蒙运动对于“人”的发现紧密联系。黎紫书用一种个人的、日常的和琐碎的话语，解构原本宏大的叙事话语。琐碎日常生活让一直被压制的流俗地居民作为“人”被发现，他们拥有了情感和表达“自我”的可能，因此他们的主体性和“自我”救赎被建构，还触及了黎紫书的个人思考。她在呈现流俗地日常和居住民情感流变之时，亦构成了她的“自我”意识生成。黎紫书打破时空区隔，实现了与她做记者时期关注形形色色底层人民的对话。她“看”到他们，选择削弱以往小说采用直接爆裂且黑暗的叙述，注入以温情，亦完成了她个人情感多样性的表达。

[1]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ix.

[2]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371. ld8X3OhXxK9+xMcYnuiPY8phblMnxM83lMMt9+B5mGJkddjqMwrzNCP/mhxcdJ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