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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曾在某次“创作谈”中说：“人在异邦，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种族的‘自我意识’。”这种从‘族群’的自我意识延伸出来的“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明”等问题，也是西方学者（特别是华裔）持续讨论和探索的问题。杜维明教授曾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认为代表中华文明的“文化”自然应该是“以儒家道统为主轴的文化”，尽管儒学“历史复杂”，但仍然可以将其“松散”地用作“中国文化的同意语”。
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上，形成过一个东亚区域内共有的文化平台，即“东亚文化圈”。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提出“汉字文化、儒教、佛教、律令制”四大文化要素共同构成“东亚文化圈”的观点，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而儒学是其中的核心架构，也是封建时代中国与邻国沟通交流的重要话语媒介。直到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并随之对儒学进行批判，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思想体系都深受影响。随之而来的是，日本所秉持的产生于“西方”的“东方主义”成为日本审视中国的新“武器”，因而有准确迎合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趣味”的生产与破碎。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东方主义”虽然仍为冲突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提供了场所，“而这些意识形态所效忠的中坚力量已不再容易辨别出是东方或西方的、中国的或非中国的了”
。那么如何在众声喧哗的国际社会语境中表述新形态的中华文化？
如果说杜维明所倡导的“新儒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海外华人辨识“中国性”的重要标志，那么在历史的演进中与儒学密切关联却又不限于“道统”姿态的“江南”文化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的文化场域。应该意识到，“江南”所展示的诗情与浪漫、开放与包容、坚韧与勇敢……不只是留存于古典诗文中种种“美”的概念就能充分表达，它是传统中国特殊的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伴随着现代中国人的行旅走向世界，而这正是中华民族最珍贵、最鲜活的精神底色，也是中华文化最富创造性的生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