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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程中，“江南”文化以其“道统”之外的“审美自由”精神影响过海外知识人关于中华民族的想象。它曾是平安时期日本缙绅诗人心驰神往的高雅文化的象征；是五山时期日本诗僧跨越山海试图融入的文化样本；也是大正时期日本作家以“东方主义”的视角寻觅“中国情趣”、审视中国社会的路径；更是海外华人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回望故土时看见的诗情、苦难和曲折的民族历史。因此，“江南”不是在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依附”关系中停滞的“概念”，更不是“西方”世界想象“东方”的文化逻辑中被动的“对象”，它是伴随着时代“流动”影响过东亚乃至世界华人的随处鲜活的“历史”与“审美”辩证法。在当前众声喧哗的国际社会语境中，“东方”与“西方”在更多领域呈现出“对话”与“融合”的面貌，“江南”的意义也指向新的辨识中华文化的标识。
关键词： “江南”形象；海外形塑；“东方主义”
说起“江南”，我们首先指的是一个地理（区域）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的范畴，是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不断变化、逐渐走向明晰的。目前较受重视并被广泛接受的关于“江南”的地域界定，是李伯重提出的以环太湖水域为核心区域的“八府一州”：明清时期“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
与其他区域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
。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交流过程中，由于地处长三角的区位优势，“江南”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模块”
。当然，在当下中国与世界对话、比较的“文化转向”与“空间转向”潮流中，“江南”的意义显然不止于地理（区位）与经济的载体优势，而更倾向于综合了千余年中国传统文明和生活秩序、在诗词底蕴与审美体系的调适中脱颖而出的一种文化“画象”——“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了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
。而这种以“审美——艺术”为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不同世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语境的流变，在海外知识人的中国经验表述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很大意义上，这不仅代表着“江南”以一种重要的中华文化主体的形态参与了国际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也代表着“江南”文化在漫长的人类文明交汇的历史中不断更新的进程。
[1] 作者简介 ：俞巧珍，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本文系2024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江南书写研究”（24NDJC189YB）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