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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抗战旧体诗相若，新马抗战旧体诗亦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与功能意识”
；究其原因，一则源于抗战主题的内在规定，一则由副刊文学的媒介产品特性所致。就媒介产品的生产端而言，通过提升抗战旧体诗的能见度与“显著性”，实现引导受众注意与舆论场域的“议程设置”功能；就媒介产品的消费端而言，抗战旧体诗的浅白、通俗拓宽了受众群体，沟通了不同受众群体的认知，发挥了社会协调与共识凝聚功能；旧体诗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调动，则在激活的同时也更新了受众的集体记忆，发挥着文化传承与再造功能。
媒介产品与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评判维度和价值标准。媒介特质的突出，往往意味着文学属性一定程度的疏失。邱菽园手定《菽园诗集》并未收录《抗战韵言》等诗歌，显示其并不认为相关作品足以藏之名山。诗人虽然积极创作抗战旧体诗以用于时，同时也意识到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其价值或将重新评估。显然，诗人对于诗歌的文学特质执于一端。然而，抗战旧体诗从未也不应以文学性见长。作为新马报刊史上重要的传播现象，其媒介产品、文献史料价值尚有巨大的言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