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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为大众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
。前述议程设置、社会协调功能主要着眼于当时当下的影响，文化传承功能则着眼于纵向历史脉络中的意义承接与传递。此一视野下，抗战旧体诗既有效调度已有社会文化资源，也为后世提供了社会文化遗产的增量。
众所周知，用典是旧体诗主要艺术技巧之一。如前所述，抗战旧体诗普遍诗意显豁、语词平实，但同时亦未完全抛弃用典等艺术手法，只不过较少使用僻典，多用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楚囚对泣、城下之盟、荆棘铜驼，常用于抒发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之沉痛
；祖逖着鞭、班超从戎、终军请缨，多用于赞赏友人从军报国、慷慨赴难之壮举
；斩楼兰、鲁阳戈、饮马阴山，则用于歌颂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救国纾难之功绩
。典故不仅赋予旧体诗词约义丰的美学特征，更重要的是，体现着最具典范性的民族历史、精神，并在反复运用中不断叠入新的信息，不断强化原有意涵。因此，每一次运用都复活了所有相关记忆，也巩固着已有的民族文化认知。除用典外，旧体诗类型、题材的相对固化也导致其高度程式化。如：
凤歌初唱多悲声，底事人间长不平。牧牛萎顿身南寄，立马昂扬梦北征。喜闻帝胄尽英发，独笑秋胡枉纵横。为守四方思猛士，低徊武穆亦书生。
于焉，诗人沿袭了边塞诗慷慨悲歌的意境风格，抒发了驰骋沙场的书生意气，在诸多标语化旧诗中堪称优秀，但意境、措辞亦无不落入古人窠臼，病其陈陈相因或许并非苛责。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个体记忆乃由社会文化语境决定；社会群体借建构一种共享的过去，进而建构面向未来的身份意识与社群意识
。因而，蹈袭前人亦意味着承接了民族“层累”的记忆，召唤、激发着历史情境、民族记忆的精神力量；受众在阅读旧体诗歌的同时，传统文化资源得以被重新经验、诠释、增益，实现薪火相传。论者认为抗战旧体诗传承了以“政教”为核心的诗学传统
，良有以也。
旧体诗不仅调集文化“工具箱”装置，亦通过记录时代典范性事件与情感实现文化“工具箱”的扩容。诗之“缘情”与“言志”，前述分析邱菽园诗歌的战时宣传特征，已约略涉及。本节主要分析叙事诗所记录的时代风貌。南洋侨界参与抗战的两个主要途径，一为募资捐输，一为返国服务，相应表现为诗歌的两大主题。书法家许允之鬻书救难，诗人陈延谦以为“此足以表示我国民一种责任，及其精神，昨曾见许君书一联云‘只恐灾黎成饿殍，敢将墨汁换仁浆’，想见其赈灾救难之苦心，形于笔墨之外，予因有感，吟赠一章，以志景仰云尔”，李式金亦赞赏其“抗敌志气之壮，可令读者感奋”，
乃赋诗致意。他如“胡文虎、何济生、李清泉诸君，屡捐巨资做救济事业，闻者兴起，固其宜也”，“虎标永安堂捐施绷布、棉花于救护诸队外，复多舍自制四种良药于各灾民，痊活极众”，及民众义捐雨具、棉装、药物、食粮、车辆等物资，诗人均赋诗称美
，留下足与相关历史文献相印证的“诗史”记录。对于青年回国服务，诗人或自勉“客中调转从军去，不斩倭奴志不休”
，或激励“报国乘今日，灭虏在此秋！莫言滇道远，男子志可售”
，“此去愿君酬壮志，休教胡马踏芦沟”
，记录下华侨投身抗战的动人篇章。返国志士中不乏壮烈殉国者，张幼怀《怀烈士》悼念抗日烈士陈子实，沉痛哀婉，情见乎词：
时代本多难，天涯哭陈子。故国河山碎，东北久披靡。将军勤抗战，伟人洗奇耻。黄河吐鲜血，都市如累卵。口蜜腹有剑，倭寇计奇诡。同胞殉鸿弹，痛彻我心髓。昨梦子实兄，太息抚长髀。慷慨入虎穴，有心驱狐豕。奈何蛇蟊者，报国惟一死。死重如泰山，大名垂青史。雨化诸青年，殷勋诲多士。青年血沸腾，努力从此始。不顾大牺牲，成仁义足取。嗟哉吾友陈，应享千秋祀！
一般认为对于时人时事的表现，新文学优于旧文学形式。旧文学高度格律化且容量有限，对于相关人、事、时、地要素缺乏足够腾挪空间，唯有大量运用序言、自注等“副文本”以资弥补，如邱菽园《抗战韵言》系列。但抗战旧体诗作为文学作品的不足，恰是其作为媒介产品的优长。社会记忆有赖于固着其上的“结晶点”，文字即为有效的回忆媒介
。旧体诗内容与形式的程式化，意味着在历史序列中拥有众多可资对比的参照系；借助抗战旧体诗这一回忆媒介，今人不但得以重回历史现场感知华侨的爱国热忱，亦一并召唤出千年诗词文脉中潜藏的民族气节。于焉，抗战旧体诗绾合了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下社会风貌，对于民族曾一再遭遇的国难课题，为后世留下了富有时代特征的记忆与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