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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菽园自述《抗战韵言》创作动机：“全面抗战以来，通国振励，自力更生，在此举矣！海外逖听，喜溢眉稜，鼓之舞之，写以竹枝。”
前引诗歌浅白平易的风格，显示其自命“竹枝”，自称“韵言”，信不诬也。然而，诗人随后发现“韵言”仍不够通俗，诗歌在“喻俗”一途仍有改进空间：“余为抗战韵言，数月于兹，终是文诌诌的，欲以喻俗，普及大众，终隔一尘。兹就心中所蕴，径直抒出，不作南朝才语，虽属无腔，居然天籁，得若干首，写出供览。”
素有“南洋才子”、“南侨诗宗”之称的邱菽园不惜为“无腔”之调，显然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诗人的自陈心迹表明，较之文学性、艺术性价值，“喻俗”、“普及大众”成为诗人的主要目标，社会协调、抗战动员被视为诗歌首要功能，相应《抗战韵言》呈现出异于《菽园诗集》之典雅和平的诗风。
邱菽园诗风丕变并非个例，毋宁为抗战旧体诗的整体特征。刘思颇有诗名，观其“兴亡此夕问兵马，壮士沙场好啸歌”“五云争抱峨嵋岭，已报王师半渡河”
，诗风可见一斑；洪镜湖亦称新马名诗人，“华北华南齐抵抗，同仇敌忾莫相违”，“后人继起成前志，直把岛夷一肃清”
，仅称“韵言”而已。他如“万里奔投班氏笔，四方争拥岳家旗”“此去沙场惩暴日，将来青史可表诗”
，大率类此。诗意直露、文辞平易、艺术技巧欠奉甚至流于口号化，成为抗战旧体诗的共性特征。但这一现象并非诗人创作能力不足所致，抗战主题已内在地规定了抗战诗歌的语言、风格特征。老舍明确指出抗战诗歌应“感情上，激发民众抗战情绪”，“技巧上，不论音节文字要普遍的使民众接受，普遍的激动民众”
，遑论“一个真实的文艺工作者，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战斗员”
之类主张，一些抗战诗歌甚至沦为“热情的叫喊”
。显然，抗战成为统领文艺的最高意识形态，工具性价值取代文学典则成为抗战文艺的首要衡量标准。循此，抗战文艺大众化运动，与影响所及的南洋文学通俗化、诗歌大众化运动
可谓应时而起。概言之，抗战诗歌天然具有动员、组织民众投身抗战的诉求，相应具有通俗化、富于鼓动性等特征。
报纸的大众媒介属性进一步规约着旧体诗的“喻俗”特性。报纸受众广泛，不同受众群体存在人口属性、价值观念的差异，媒介产品须预设在多数受众可及的认知水准。相应，不同于文学期刊、专集的同好赏玩特征，副刊文学主要考量传播影响力、用户接受度等市场指标。循此，降低认知门槛、满足不同受众品位需求，亦成为抗战旧体诗创作的基本要求。原本供文人雅士赏鉴的文化产品，唯有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共享，方能最大限度发挥其社会协调与动员效能。明乎此，抗战旧体诗可谓旧瓶新酒，虽仍袭用传统格律等形式规范，但通过去除繁复的典故意象、通俗化处理遣词用语等，以达成受众最大公约数。大后方报纸文艺副刊推动新诗从精英走向大众
，其作用机制即如是。
上述通俗化、大众化有利于最大范围发挥诗歌的激励、感召作用，乃着眼于传播内容与效果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但媒介传递的信息不仅包括内容信息，也包括关系信息。受众共享相同文化产品本身堪为一个仪式，将人们以共同体形式聚集在一起
，进一步形成更为紧密的内部联结。易言之，内容信息姑且存而不论，仅就共同的媒介接触行为而言，其所表征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的一致性将生产出共在感、一体感。尤有进者，中国以外地区，旧体诗多称“汉诗”，天然地蕴含着民族身份与历史文化信息。赏读旧体诗的同时，亦提示着受众的身份与社群信息，伴随着身份认同的再确认与再生产。由此，旧体诗参与构建了抗战议题经验分享与公共领域的生成，推动社会成员的持续关注与行动。战前，华人身份认同一直摆荡在在地认同与中国认同之间；抗战爆发后，在地认同弱化，中国民族主义认同则达到峰值
。其中，“抗日救国”的国族主义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括旧体诗在内的抗战文学亦为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