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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指媒体通过增加信息发布数量、调整发布位置、对不同议题进行等级排序等引导受众注意之手段，如大众媒体报道量越大的问题，越易于被公众认为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议程设置”一般用于解释新闻信息的编排发布。“东南亚一带华文报刊为抗战宣传作出了巨大贡献”
之论断，即指抗战救亡新闻大量占据报纸版面、头条位置，相应极大主导了公众注意与舆论场域，促进了抗战救亡理念的深入人心。抗战旧体诗的传播亦显示出相同特征。
抗战期间，马华文坛发起“南洋文学通俗运动”、“马华诗歌大众化运动”，“抗战文学”、“救亡戏剧”、“南洋战时文学”成为新马文学界风行的口号
。报纸副刊亦纷纷秉承抗战救亡方针编发稿件
。相较大量新文学抗战作品的涌现，抗战旧体诗绝对数量不高，但洵为报载旧体诗之大端。1937年7月19日，《南洋商报》副刊《商余》“吟哦台”栏转载《世界晨报》不具名之新诗《汉奸吟》，7月24日转载唐鼎元旧体诗《关东志士歌》，此后“吟哦台”便成为抗战诗歌专属园地。其中新诗为仅见，旧体诗则保持每月10首左右刊载量；少量系转载卢冀野《满江红》、杨云史《寒衣曲》等抗战名作，多数为侨寓文人的创作。谢文华《励将士》《示敌邦》《献同侨》《警汉奸》
、王春华《哀故乡》《劳朱德》《慰闸北八百勇士》
等抗战诗作，揆诸题目，可思过半矣。余者感怀诗、送赠诗或抒发“报国有心悲剑短，空教热血洒天涯”“争认桃源忘汉事，谁怀禹甸忆胡笳”之沉痛
，或赞赏“仁风义雨仰先生，救国何须去请缨”“抚此大时代，慷慨从军归”
之义举，或自勉“知夫国难当头日，尝胆闻鸡悔已迟”
，或自警“支那大陆痛沉沦，蹈海余生不帝秦”
，亦无一不关涉抗战。1938年1月后，“吟哦台”栏取消，《商余》虽仍刊发旧体诗，惟数量有所下降。
《星洲日报（星期刊）》副刊《游艺场》亦辟设旧体诗园地，1938年初至1939年初，共刊载邱菽园190余首《抗战韵言》及竹枝体抗战诗。研究认为战时宣传主要包括谴责敌方战争罪行、瓦解敌方斗志，激励己方战斗精神、营造“胜利幻想”
。这一分析也大致适用于邱菽园抗战诗，前者如《告倭兵》《泥脚末路》《三咏泥足》，劝诫敌兵“为谁作战一何愚！我替倭兵大吃虚”，警告敌方“只望蝉前忘雀后，如钢一啄汝身亡”
，激发敌人反战厌战心理；后者如主张团结抗战、共御外侮，提醒“历史无重演，殷鉴不在远”，“莫俟温侯射戟支，阋墙应念脊鸰诗”
；激励国人慷慨捐资、不吝推解，“商人盍学弦高智，救国先将外患排”
。《胜利之歌声》《长期抗战救亡建国》《神圣抗战》《多难兴邦》等则更为积极地鼓吹敌人必败、胜利在我：“多难兴邦不我欺，睡狮惊醒梦迷离；血花随结自由果，满地红光拥国旗”，“多难兴邦正及时，决心抗战在长期；精金不怕烘炉火，煅出铣锋百万枝”。
前引诗歌有别于诗人过往或“绮丽浓艳”，或“逃禅遁世”的风格、主题
，也有违温柔敦厚的传统诗学准则，但完全契合战时宣传的内容要求与风格特征，显示诗人具有明确的动员抗战力量、整合抗战资源之诉求。
以上所列两种重要报刊中，抗战几为旧体诗唯一之主题，究其原因，一则体现了诗人创作的能动性追求，一则显示报纸编排时“议程设置”之考量。大量刊载传播抗战旧体诗，形成传播体量、声量的优势，必然进一步作用于旧体诗人的现实关怀，推动其创作出更多抗战作品；也必然引导受众的注意与行动，达成凝聚抗战共识、进行抗战动员之目的。前述东南亚华文报刊“为抗战宣传作出了巨大贡献”，旧体诗与有荣焉。当然，报纸定位、主编取向均影响刊载诗歌的题材与风格
，并非所有报刊均将抗战旧体诗纳入“议程设置”，或“议程设置”存在程度差异。现存《南星导报》副刊《文化天地》虽设置“抗战诗歌选”，但鲜见旧诗
；《新国民日报》旧体诗版面亦极为寥落；《总汇新报》则在刊载抗战诗歌的同时，杂以大量唱和赠答、游戏消闲之作
，显示新马华文报刊具有不同面目，未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