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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以来，很多律所和律师都参与到了政府法律顾问服务中。但长期以来，政府顾问业务荣誉多于实际收益，所以虽然很多律所和律师参与了相关政府业务，但一般停留在法律咨询服务层面，深耕本业务领域的律师不多。律师参与立法业务也是如此，由于立法业务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很多律师觉得这个业务本身不赚钱，与IPO这类非诉讼业务相比，性价比没有那么高，更不要说一些收益很高的诉讼法律服务。所以很多律师对于这类业务大多浅尝辄止，没有深入的意愿。但随着政府对第三方服务越来越重视，这个业务也慢慢摆脱了鸡肋业务的窘境，呈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从各地政府对立法类业务的招标文件可以看到,30万、50万、100万的这种政府立法项目都有，这说明政府越来越愿意为这样一个法律服务买单。当然更重要的是律师参与立法类业务，对其自身业务的拓展和专业水平的提高会有一个正向的促进作用。
普通律师的思维方式和立法者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律师是为当事人服务的，更多的是从当事人角度出发，提出法律建议，关心的是当事人的利益如何保障。以往我们做的政府法律顾问服务，就是帮助政府改改合同，或者有些什么问题出出主意，有投诉的回应投诉。很多律师从事拆迁类法律服务，起诉政府为普通百姓争取权利，也是去找到法律规定或者实际操作中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都仅限于对具体问题的把握，并不会触及对制度本身设定的思考，所以很多律师经常会抱怨法律规定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但你是否曾经思考过为什么我们的立法当中会有这些问题呢？这些问题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当时的立法者是怎么想的呢？从事立法类法律服务后，你的视野就一下开阔了，因为你考虑的是各方利益的平衡，考虑的不仅是你委托单位那些政府部门的利益，更多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如何保护。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让我们摆脱传统对法律业务的理解，拓展业务视野。比如你为环境保护执法制定过一个规则以后，如果再服务环保企业的话，则可以比较清晰地说出企业是否违法、为什么违法，罚这么多是否合理。为其争取利益的时候，也能够清晰地判断执法依据是否充足和执法尺度是否适当。律师从事过立法服务后，律师也就不再局限于做一个个案，整个业务领域就拓宽了，视野也拓宽了。所以我觉得从事这样一个服务，对于我们特别是青年律师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法律问题的把握就有了全局思维，对于问题的处理也可以跳出问题本身，从法理人情角度更深刻地理解制度，这与拿本法条自己学习对法律问题的把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首先，律师从事立法业务的时候做的一部分工作是协助政府规范行业行为，观察的是某个领域上下游全产业链的问题，比如笔者参与的连锁食品安全立法项目，既要了解食品生产、配送领域的状况，又要了解食品经营端的情况。这样一轮立法下来，对于食品安全从生产到销售全产业链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都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再去谈这个领域的客户，其效果是事半功倍的。
其次，目前律师业内都在说要做行业律师，参与立法业务就能迅速地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举上面那个参与环境执法方面立法的例子，参与立法后你就是环保执法方面的专家。全国各地但凡有大型的环保问题时可能就会想到，有这样一个律师曾经参与过相关法律的制定，相信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作为律师，如果这个领域的事情能够首先被想到，业务的渠道也就不愁了。
最后，在做立法类法律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拓展更多的政府业务。比如说你参与了征地补偿相关法律的制定，就可以帮助政府去规范征地行为，也可以协助村集体去参与一些村级治理等。王利明教授说过，只懂法律，而不了解其他社会知识的法律人是不成功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律师，只懂得自己的法律业务，而不懂得社会事务，可能并不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律师。做立法类法律服务项目，可以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接触到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在这一视角下，其实你拓展的不仅是业务领域，个人的格局视野也会有所拓宽，对于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律师来讲也是一种难得的机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立法事项大多要回应社会上最热点的问题，比如大数据如何管理、人工智能如何规范等。律师是最爱学习的群体之一，其对于新兴事务的敏感度极高，也善于将科技热点和社会热点转化为法律问题。数据安全、NFT、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参与这些领域的立法能够快速地学习新兴领域的知识，从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另外，律师在开展立法类法律服务时，需要通过专业化、团队化的工作方式，形成项目化、流程化、可视化的工作成果，其中还需要用到智能立法数据库等各类新兴的应用，通过参与立法起草也能够增强使用这类工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