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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语言的产生和使用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文明阶段。语言作为社会组织的方式替代身体暴力的社会控制手段是一项进步，同时开拓了个体理性发展、群体协商合作的新途径。文字等语言记录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进一步提升社会认知和社会合作的规模和程度。现代化国家的产生和发展高度依赖语言文字的应用，通过教育、传播和管理的方式锻造了现代言语社区，陶冶了语言文字的存现模式，使之成为更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手段。因此，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基本体现为语言人和语言社会。
语言社会相对于前语言社会，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暴力的使用，是比较文明的社会。语言社会所残存的暴力内容可以区分为隐蔽的和显露的语言暴力；前者指利用语言的隔阂功能所进行的信息屏蔽，后者指利用语言的传意功能所进行的精神伤害；前者大多体现在社区层次，后者大多体现到个体层次。本文首先讨论“硬”语言暴力，即最明显的对言语社区个体成员的精神伤害，这种伤害最接近于身体暴力的伤害，也是社会文化层次上对群体的排斥和伤害的基础性表现。介乎于社区和个体之间的大小群体的争权夺利活动中以语言为主要介质的欺诈活动和歧视行为可称为“软”语言暴力，这些内容延伸到语言暴力分析的更多维度，可以留待今后的讨论。
自索绪尔起始的现代语言学的重要成果是对语言的表意功能的认识，其中指出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的二重性及其对应关系的任意性。20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社会语言学则进一步指出之前所忽视或默认的语言表意体系的社会局限性。21世纪以来的理论建设，在语言使用研究和语言变异研究的基础上，将其界定为语言的“社区性”，即语言的功能基本上是在社区的层次实现：在社区内是沟通和联系作用，在社区之间是隔阂和分离作用。人类的语言，虽然其生物基础是人类物种进化的结果，但实现为多样化的“语言和方言”的变体，只是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才成其为“人类语言”。因此，进入人类活动和经济社会的层次，语言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区分人类与其他物种，而是人类个体社会化和群体之间的社会结合的方式、路径和形式。
人类的发展可以界定为文明的发展，即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以及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上文提及的语言及语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作为上述命题的一个例证。语言社会的发展因此也可以再纳入文明程度的分析。语言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为语言暴力现象的减少和消除，而第一层的语言暴力即“硬”语言暴力，从“语言文明”的发展上看，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内容。社会上的硬语言暴力现象，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显而易见的障碍。
语言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上文已经提及，主要实现在面对面交际的层次和文化背景相似的人群内部。因此，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基本是用于实现一系列的社会互动目标，可以界定其为一系列的社会言语行为，如询问，回答询问，宣示善意，回应善意，宣示恶意，拒绝交流，等等，学者们从哲学、社会学和语言学方面对此有很多研究，但仍然有许多争议和空缺的内容。
上述的言语行为基本可以概括到语言的传意功能范围之内，因此属于言语社区内部活动。言语行为的实现需要互动双方共享一套行为框架认知系统，而这一系统的应用就是言语社区成员身份的体现。言语社区成员身份包含有关的言语交际的知识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和实践。当然，要获取这些知识和能力一般也需要一个旷日持久的实践过程。已有的研究基本是在称作“交际能力”和“语言社会化”的话题之下开展，有很多有用的成果。
综上所述，可以建立这样一条思路：语言社会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但当前的语言社会仍然残留一些文明程度较低的内容，可以界定其为“语言暴力”。语言暴力的减少和消除是语言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文明的提升。语言暴力涉及多种语言功能的许多内容，但是最基本的和显而易见的是“硬语言暴力”，即对社区成员产生精神伤害的言语行为。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是：具体哪些言语行为是上述的伤害性行为，它们怎样造成伤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