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20年度重点项目“语言文明规范与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ZDI 135-127）的最终成果，该项目主要关注语言文明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探讨语言文明规范建设与当前的语言政策、城市管理、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21世纪国家语言战略需要的语言规划科学预案。

本书主要内容由导论、20章正文和余论组成。导论交代语言文明研究的缘起，正文20章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探讨了语言文明与社会治理领域的五个重要议题。余论就语言文明话语建构提出了一些对策。下面，我们对正文的五个部分依次做一些介绍。

第一部分的话题是“语言文明理论建构”。这是后面三个部分讨论的出发点。第1章“从文明语言到语言文明”概述了语言文明的研究现状，论证了语言文明概念的层次性，认为语言文明可以从个体、集体和民族共同体三个层面进行考察，不应该把“文明语言”（礼貌语用）等同于“语言文明”概念。第2章“论中华语言文明”指出，中国语言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一种语言文明。华语文明（“华夏语言文明”）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同构体，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华语文明也在创造、发展和完善自身。国际中文教育发挥的就是推动文明互鉴这一重要作用。第3章“语言伦理与语言文明”提出语言伦理是语言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伦理关注的不是言辞礼貌，而是讲话人和话语内容的“诚、正、善、雅”。“诚”指不欺诈、不讲假话、空话、套话，避免空洞式、吹捧式和掩盖式等类型的语言腐败；“正”指遵循语法、拼写、标点等方面的规范，避免语言错误和不规范、低俗化的用法；“善”强调道德规范，避免侮辱诽谤、语言歧视，基于同理心宽容善待文化多样性和所有语言的传承；“雅”是言语行为规范的高层次要求，指语言形式上追求典雅精致，内容上追求人伦教化。第4章“人类语言的最后一道屏障——言语社区”指出，言语社区规范的动态性使得目前的“弱人工智能”还不足以对人类构成威胁，但是机器语言的发展已经足以突破“只有人类可以使用语言”这一界限了。在智能语言机器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在听到任何对话的声音时，说话人不能假设对方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不能期望对方是有一定同理心的正常社会人，更不能因为听到熟悉的口音就假设对方是我们熟悉的言语社区的成员了。第5章“三主体言语社区：互联网时代的语言生活”指出，传统的言语社区是双主体的，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言语社区不仅需要包含说话人和听话人两个主体，还需要包含另一个必不可少的主体——“联话人”。它不但可以进行“原汁原味”的语音传递，还可以高智能地进行“语音增强”的改进，即改变部分自然产生的语音信号以利于交际。这些选择性的语言加工及自动翻译等等都可以界定为扩展的联话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联话人的目标不仅是语音的传递，而且是为高层次的言语交流效果服务。联话人不仅可以连接说话人和听话人，也可以随时中断双方的对话，因此具有“语言管理”功能。

第二部分讨论的话题是“语言文明与话语实践”。第6章“从话语阐释到话语规划：语言政策研究的话语路径”认为，虽然以往的语言政策研究都或多或少涉及话语问题，但无论是话语阐释，还是话语批评，或是话语互动，都只是针对既有政策的话语分析。话语规划则是一种完全由话语驱动的语言政策研究路径，关注的是政策话语的形成、传播、阐释、援用和反馈这一全景式的政策过程，充分考虑话语规划的多元主体，以及不同群体和不同层次话语间的竞争，认为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都可以发现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在进行话语规划，而且即使是官方话语，也并非异口同声且始终如一，而通常是一种多声部的动态话语。同时，语言意识形态必须借助话语的力量才能显示作用。一些研究者热衷于将不同语言意识形态定制为各种语言政策背后的驱动因素，但实际上缺乏相应的证据。而采用可观察的话语，则可以避免这种随意性。如果在观察语言生活时，缺乏话语这个抓手，就容易沦为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研究模式。如果顺着话语这条线索去考察，就会发现许多有价值的、有可操作性的语料，这样便可以发挥语言学学科本身的优势，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做出学科自己应有的贡献。第7章“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语言文明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语言文明研究目标是满足社会语言生活的拨乱反正和满足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主要集中在倡导规范语言和礼貌语言的使用上，是在“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和“语言美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思想指导下开展的。语言文明的探讨实质上是对语言本体规划的讨论，加上国家语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召开的“语言文明建设”座谈会，更加凸显了语言文明建设作为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第8章“语言文明建设中的4A评价原则”认为语言文明建设离不开语言文明评价机制，建议从语言信息的可用性（availability）、可及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可适切性（adaptability）四个原则（简称4A原则）入手，做好语言文明评价工作。该原则兼顾硬件设施完善与软件服务质量，静态结果与动态过程并重，自我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等综合评价手段，能够保证语言文明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第9章“语言文明的雅言特质、内涵与路径”认为，雅言雅语是语言文明的集中特质。语言文明既关涉表达者、又观照理解者，强调主体双方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语言沟通，减少因语言文化的摩擦导致不必要的理念与行为冲突。中国自先秦开始，雅言就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被历代文人学者所重视。雅言雅语除了修辞学与美学的意义，内容上强调言论的正确合理、反映现实、合乎文明教化。作者认为，语言文明建设应该做到以下四点：一是要将人们的日常交流语言规则融入精神文明创建工程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二是要加强语言教育，厚植优秀文化资源助力语言文明，持续提高国民语言文字使用的水平与能力；三是要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过程中的语言文明，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挥主体作用，外语服务因需可及；四是进一步明确法律依据，对包括语言文明相关的国家和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进行全面梳理，持续推进语言文明治理。

第三部分讨论的话题是“语言文明与城市管理”。第10章“城市语言管理与城市语言文明建设”将语言管理理论和语言生活研究成果应用到城市管理领域，提出建设城市语言文明的倡议。该倡议包括对政府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建议和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语言文明建设的内容。城市语言管理可以结合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开展包括言语互动规范在内的城市语言文明建设。针对这一目标，语言学界需要开展相应研究。研究包括发掘现有的语言文明的内容，也包括确立进一步提升语言文明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和途径的内容。第11章“城市语言文明建设与小区名称标牌语言景观规范”认为城市语言景观是社会公共空间建构的重要部分，各级部门虽然对小区名称景观建设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但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还存在一定差距。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是我国需要在各领域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在小区名称景观的建设管理中，同样也应该长期坚持这一政策，这样有利于构建“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的新时代文明城市。首先，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规范汉字成为小区名称标牌的基本用字；其次，对当前标牌中存在的不规范语言使用现象，予以坚决规范，尤其是要加强对开发商相关法律法规的系统教育；最后，大量使用饱含中华优秀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名称也是未来小区标牌设计的重要思考。第12章“语言政策与规划视角下城市洋化地名的治理”中，作者从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多主体性的角度探讨洋化地名和洋化地名治理，建议基于不同权利主体的能动性，探讨语言政策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互动，进而说明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多层次性和多主体存在。作者将官方治理洋化地名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作为宏观层，将地方政府、开发商、主流新闻媒体作为中观层，将普通大众作为微观层，通过三者的互动来说明治理洋化地名这一语言规划活动的复杂性，进而说明从语言规划的发起直到政策实施，不同层级的行动者进行充分对话和协商才是语言规划成功推行的关键。第13章“从一米高度看城市语言文明”提出，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应该为儿童成长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规划“一米高度看城市”的儿童视角。一米高度的语言景观应该针对儿童需要，提供适宜的内容，培育语言规范、语言伦理和语言文明。

第四部分讨论的话题是“语言文明与乡村振兴及文化传承”。第14章“农村家庭语言文明：问题及对策”指出，家庭语言文明是在家庭域的语言使用中所体现出来的良好文化修养和令人愉悦的语言环境。文章调查了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某农村中学初二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和部分家长，发现父母通常使用的不文明语言有“比较型”（“你看别人家的孩子”）、付出型（“我都是为你好”）和否定型（“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学习不好干什么都没用”）、辱骂贬低型（“你怎么那么蠢”）、夸张讽刺型（“养条狗都比你听话”）和漠视型（“我懒得理你”）。目前，孩子的学业表现成为影响家庭语言文明的最重要因素，而家长对家庭语言暴力认识模糊，家庭语言文明意识淡薄。第15章“村落振兴的实践路径及对语言生活的影响”以福建省厦门市军营村为调查对象，指出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乡村振兴也在面临村庄空心化的挑战。尽管乡村的方言保护是一个大课题，但作者认为，无论是对已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改造，还是开辟新的产业，都需要军营村及时提升自己的语言及文字水平；军营村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它能否从外部吸引年轻的人才。在此，语言一定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第16章“南洋华侨历史文献《公案簿》与中华语言文明传承”指出，中华语言文明与在地语言文明因南洋华侨而产生接触联系。中华语言文明的复杂性，让其他民族有时会出现疑惑，华侨先辈要负责进行解释，这是最好的语言文明接触与理解的过程。通过官职名称借词变化可以发现，中华语言文明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不仅是过去语言接触理论视角下的借词，而且是文明视域下互鉴与汲取营养。南洋华侨没有因为生存压力而抛弃自己的祖语文明，而是大办义学、招募塾师、促办新学，努力地传承中华语言文明。《公案簿》作为华侨历史文献，见证和记录了南洋华侨传承中华语言文明的历史，这也提示我们，对华侨文献当代资源价值的挖掘，要多一个语言文明的视角，要结合语言接触、语言传承的基本语言学理论，从文明的角度寻找在海外传承中华语言文明的鲜活故事。第17章“汉字文明的特质及申遗可行性分析”指出，汉字已经超出了语言辅助工具的记录功能，其自身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汉字文明是中国为世界创造的重要文化遗产，汉字是古文字体系唯一流传至今的文字；汉字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衍生出众多文化形态（如书法、剪纸、楹联）；“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就是汉字记录和书写活动的鲜明写照，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字文化是共存文化，至今在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建议申请加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五部分讨论的话题是“语言文明与社区语言规范”。第18章“手机号码分段中的机构干预与动态趋同”认为，手机号码分段是一个未被管理的社区语言现象，不同的手机号码分段会带来交流的困难，有些人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另外一些人则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习惯，改用社区中较为流行的分段。因此，个人的语言习惯在言语互动中会有适应性的调整。在社会交际中，通过不断试错和调整，最终，多数人的语言习惯趋于一致。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主流形式以及社区规范形成的基础。言语社区的规范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在刚性语言管理的空白区域，手机号码分段的个体变异得以产生。群体变异特征在社会认同和机构规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社区规范在群体间互动的基础上形成，机构支持的语言规范在与言语社区的互动中逐步实现。第19章“电话号码分段与语言文明规范”通过调查发现，口语层面过多的手机号码分段模式，特别是违背经济原则的四分、五分模式，不利于语言信息交际，也违反了语言文明规范的基本要求。手机号码分段变异模式过多，如果不进行语言规划，迟早会影响到书面语，社区层面的规范会遭到挑战，最终会影响语言文明建设。适度的语言管理可以遏制语言的负功能，进一步提升语言文明的规范性。第20章“机构规范与社区规范：手机号码分段变异调查”分别对企业的400电话、固定电话、手机号码进行统计分析，以探究机构规范与社区规范的互动。作者认为，尽管社会语言学认为统一的语言规范在较大范围得以实现一般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但是在交际密度较高的言语社区内，一代人即可形成一个社区主流趋势。

本书由方小兵负责总体策划和最终定稿。各章编写安排如下。前言：方小兵；导论：徐大明；第1章：方小兵；第2章：郭熙；第3章：方小兵、方愈、陈羽；第4章：徐大明；第5章：徐大明；第6章：方小兵；第7章：李荣刚；第8章：滕延江；第9章：沈凡莘；第10章：徐大明；第11章：袁伟、丁元；第12章：杨黎黎、尚国文；第13章：孙小春；第14章：蔡冰；第15章：付义荣；第16章：王文豪；第17章：安丰存；第18章：李荣刚、徐大明；第19章：于蓉、张斌华；第20章：陆书伟、徐大明；余论：方小兵。

在成书之际，我们衷心感谢中国辞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慷慨赐序，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张淑文女士对本研究给予的关注和关心，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重要支持。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各种讹误、欠妥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方小兵
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