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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规划学科创立之初就十分关注政策话语，话语研究与民族志研究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有学者指出，语言政策分析本质上是话语性的，因为研究对象必然涉及各种各样的话语（Johnson，2013）；语言作为问题、权利和资源，既是三种研究取向，也是三类政策话语（Mortimer，2016）；随着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关注话语形式，如课堂话语、媒体话语、企业话语，人们对语言政策概念的理解也越来越宽泛，从而扩展了语言政策本身的内涵（Lawton，2016）。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在具体分析手段上，有学者运用语料库辅助批评话语分析（FitzsimmonsDoolan，2015），或将政策话语间的联系构建为言语链，考察话语的再语境化和互语性（Mortimer，2013）。国内关于语言政策话语的研究集中在语言教育政策话语上面，采用的方法包括元话语分析（何自然，2016）、批评话语分析（李雅，2020）、合法化和能动性分析（张天伟、高新宁，2017），等等。
本文将从话语视角考察语言政策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并引入“话语规划”的概念，探讨话语规划实践流程中的具体环节，并通过语言规划案例加以分析说明。
语言规划作为一个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已经历了70年的发展，其研究范式和关注重点都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根据国外部分学者的观点（如Ricento，2000；Tollefson，2011），这一发展历程已至少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期）属于结构主义范式，研究者将语言规划描述为中立的活动，主张通过采用大型人口普查等途径来了解语言国情，通过中央政府的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来解决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语言问题。按照瑞兹（Ruiz）的语言规划取向类别，这一阶段秉持的是语言“问题观”。按照托尔夫森（Tollefson）的学科发展阶段论，这一阶段属于“经典及新经典时期”。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属于批判主义范式，研究者发现语言政策并非中立的，而大多是有利于强势群体的，因此致力于揭示语言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大量运用社会批判理论来剖析语言规划过程中的权力与不平等现象。按照瑞兹的语言规划取向类别，这一阶段秉持的是语言“权利观”。按照托尔夫森的学科发展阶段论，这一阶段属于“批判与幻灭阶段”。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属于生态主义范式，强调语言多样性保护和语言复兴，重视微观语言政策和社区参与，倡导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和基层主体的能动性。按照瑞兹的语言规划取向类别，这一阶段秉持的是语言“资源观”。按照托尔夫森的学科发展阶段论，这一阶段属于“学科复兴阶段”。
第四阶段（2016年至今）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笔者称其为话语范式，这一阶段主张“政策即话语”，认为政策问题的界定和陈述终归由话语建构，话语实践贯穿了语言政策制定、传播、阐释和实施的全过程，语言系统是中立的，但话语实践不是。这一阶段的开启以2016年麦克米兰出版社的《语言政策话语路径》（ Discurs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Policy ）的出版为标志。该书出版后，随之出现了一大批与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相关的文献（Mortimer，2017；Shin＆Park 2019；Horrod，2020）。
语言政策研究之所以在近些年来话语色彩渐浓，一方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科学呈现的“话语转向”趋势，另一方面也是语言政策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本质表征。不过，尽管第四阶段是典型的话语范式，从话语角度观察和分析语言政策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实际上，70年来，话语一直伴随语言政策研究，从未在研究中缺席。笔者认为，从话语视角来观察，每一阶段的话语研究路径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第一阶段为话语阐释，第二阶段为话语批评，第三阶段为话语互动，第四阶段为话语规划（discourse planning）。话语规划将语言政策的全过程视作话语实践过程，不仅关注话语是什么（内容），而且关注话语如何进入政策过程（机制）以及话语是谁带来的（来源），更明显地表现出话语路径的研究特色。在前三个阶段，话语只是语言政策研究的一个侧面，而在第四阶段，话语已经成为考察的中心和研究的核心内容。因此我们仅将第四阶段视作话语范式。
那么，上述四个阶段的话语研究路径各有何特点？“话语规划”这一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又主要涉及哪些内容？话语范式对当前的语言政策研究有何启示？这些问题都与本学科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下文将逐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