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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2月25日，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学会、中国语言学学会等单位联合倡导在全国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提出“五讲四美”的口号。“五讲四美”运动中的“语言美”，掀起了全社会关注语言文明的热潮。许多学者开始探究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语言文明问题。1996年4月，国家语委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召开了“语言文明建设”座谈会，对语言文字应用中的不良倾向和混乱现象提出批评，要求语言文明化和规范化的呼声日见高涨。当时语言文明建设的目标是消除语言应用中的洋化、封建化和粗俗化等不良倾向，纯洁祖国语言文字，净化社会语言环境。
受此影响，学界对“语言文明”进行了解读。有学者将语言文明界定为“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在语言文字生活领域所创造的先进成果和取得的成就以及所达到的进步状态”（陈汝东，1996∶36）。张焕香和李卫红（2013∶9）将语言文明看作“人们在语言使用中所体现出来的良好文化修养和令人愉悦的语言环境”，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社会文明的重要表现”。王玲、陈新仁（2019）将语言文明解释为“要言辞礼貌，不说粗话脏话，或表达形式符合通用规范，减少公共空间存在的语言粗鄙化现象”。语言文明研究探讨的范围不断拓展，包括政府官方文本格式错误、公职人员语言暴力、社会公共环境语言粗鄙化，大学生语文水平低下，逻辑思维混乱，网络语言低俗化，脏话、粗话层出不穷，等等。
方小兵（2021）提出语言文明可以区分为三个范畴，“个体范畴的语言文明表现在个体的言语行为上，包括注重礼貌形式，避免语言暴力，这一范畴属于语用学研究的内容；集体范畴的语言文明表现在典雅文体受到社会推崇，这一范畴属于语体学研究的内容；文化范畴的语言文明体现在民族共同体有意识地通过母语来提出概念术语、建构知识体系和保存文明成果”。郭熙（2022）赞成方小兵的“语言符号所表征的知识体系就是文明成果”这一提法，并强调说“这个语言符号体系本身就可以明确为一种文明成果，一种文明”。至此，文明始于语言，文字是重要的人类文明成果的观点逐渐为学界所接受。
在人类历史上，文字的产生和使用标志着社会进入了一个文明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视察时指出，“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文字才有文献，有文献才有文明。汉字也有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许慎说仓颉造字后，可以在王者朝廷“宣教明化”，这就揭示了汉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社会功能（李运富，2022）。中国历代都有正字法，特别是文献的经典化和科举制，加上石经和字典的规范，汉字堪称带有政治性、法规性的文化符号，具有崇高地位。人类的文明史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应用，脱离了语言文字，现代社会恐怕就要解体。不能书写，就无法处理复杂的文书，就无法建立文官系统，就无法运行精密的罗马法律（潘岳，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