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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明的说法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个概念和命题提炼出来进行推广，却是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倡导语言生活治理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才出现的。
作为一个从时代命题中提炼出的新概念，不同研究者对语言文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存在一定分歧是在所难免的。为了深入把握这一概念，避免对概念基础属性和价值取向产生误解，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一概念，应该加强对语言文明的学理探讨，剖析概念的本源、形成过程、内涵和外延，才能掌握其本质属性。
“文明”一词最早来自《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其原始语义是“文采光明”。在语言演变中，“文明”一词产生了多个含义。从已发表的文献看，“语言文明”与其中的三个语义相关。第一个含义指文治教化、文德辉耀、文教昌明，常常与德行修养联系在一起，因此，语言文明就是遵守礼仪，讲求礼貌，远离语言暴力的言语行为；第二个含义指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较进步的状态。因此，语言文明就是语言文化中积极、健康和进步的成分（陈汝东，1996）；第三个含义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志。因此，语言文明就是文化社团的“图腾”、文化成果的建构者和阐释者。（李宇明，2021）
从知网检索结果看，既有语言文明研究主要运用以下四种理论：语言规划理论、语体理论、社会文明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涉及话题包括文明史（扬清，2002；王虹，2005；王海霞，2007；关健英，2019；刘芳，2021）、语言污染与语言规范（王静，2004；张娣，2007）、学生素质教育（赵清福，2005；张焕香、李卫红，2013；库忠芳，2016），以及服务窗口语言文明建设（束红岩、李向福，2005；张平云，2008），城市语言文明建设（李沿围，2005；路卿等，2014；徐大明，2020），等等。
一提到“语言文明”，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言辞礼貌，不说粗话脏话，或表达形式符合通用规范，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语言不文明”现象，如考察动画片中存在的语言粗俗问题（史雯娜，2016）、公共空间存在的语言粗鄙化现象（王玲、陈新仁，2019）、互联网使用中青少年群体遭受的语言霸凌现象（Van Hee，2018），等等。此类研究确实是语言文明的一部分，但似乎还只是涉及语言文明概念的表层，准确地说，是对“文明语言”的研究。
总体来看，尽管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语言文明，但大多围绕“文明”的第一个语义进行分析论述，没有考虑其层次性、系统性和理据性，也没有从提高这一概念的阐释力方面进行学理研究。
语言政策具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相应地，语言文明是不是也具有层次性？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认识语言文明，应该将这一概念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个体层次的语言文明，表现在个体在言语行为上注重礼貌形式，避免语言暴力，这一层次属于语用范畴；第二是言语社区层次的语言文明，表现在群体倾向于使用普遍认同的典雅文体，这一层次属于语体范畴；第三是文化共同体层次的语言文明，表现在特定文化共同体有意识地通过母语来提出本土概念术语、建构知识体系和保存文明成果。文化共同体是指以共同的文化记忆、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导向的共同体（高杨，2021）。显然，这一层次属于完整的语言范畴。在建构、阐释和传播文明的过程中，语言也表征了一种文化所达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上述三个层次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
为此，本文将对语言文明这一概念进行学理研究。首先梳理个体语用层次语言文明的内在特征和实践路径，然后创新提出追求典雅语体是言语社区成熟的标志，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经阶段所呈现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语言文明在文化共同体层次的具体表现，并论证在文化层次语言与文明的同构性。文章最后分析语言文明三个层次的联系，以期澄清语言文明概念的理论旨趣，彰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现实价值，助其成为阐释语言生活的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