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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军团过信丰河的时候，时任参谋长的刘伯承组织架浮桥。桥刚架起来，东北方向的敌人追来，跟后卫部队打响了。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机关人员和驮马徒涉过河，让战斗部队迅速从浮桥上通过。等到担任后卫的一营过了河，刘伯承便命令立即拆掉浮桥。留下便衣侦察队，在后面监视敌人，完成任务以后另选渡口过河。敌人追到河边，已无桥可过，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红军向西去了。就这样红军胜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横过粤汉铁路以后，到了湖南广西交界之地。国民党军队从左侧阻击，红五军团跟随军委纵队前进的道路被截断了。时近黄昏，左面是南岭大山，右面紧靠凌水河。附近没有村庄，找不到老百姓。红军没有地图，又新来乍到，不熟悉地形。侦察员报告说，敌军就在山上。这时有两种意见，一是绕道，二是打过去。
刘伯承对这两种意见都不以为然。他判断那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不了解红军的底细。而且，刘伯承说：“我们一定要跟上军委纵队，不能让中央、军委纵队后尾暴露给敌人”，因此，他主张等天黑之后，悄悄地从敌人鼻子底下插过去。于是，部队原地隐蔽，封锁路口，只吃干粮，不准出现烟火、亮光、声响。每个人左臂扎一条白毛巾，以便识别。这样，部队就在黑夜里，沿着山谷在敌人鼻子底下安全通过，拂晓追上了中央、军委纵队。
《随军西征见闻录》记载：当红军驻广南寨（广西龙胜县之西北）时，忽见镇内三处房屋同时起火，显系有人放火。警备连回镇搜索，捉到七八个穿红军军装的放火人。一问他们，都是广西口音，就供出他们是龙胜县政府所派，专烧民房，每日得大洋两元，作用在一方使红军无处住，不得食，一方则引起居民对于红军之怀恨。其军衣来自县政府捉获红军之掉队落伍士兵，然后冒充有病落伍者，天天随在红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红军之侦察队，在红军将来时，先放火烧屋。
总卫生部长贺诚即传令部队去救火。救熄后，召集全镇居民来开会，当场要这放火的冒充红军的七八个人在居民面前自供。结果立遭几百居民痛打。贺诚劝止说：“这是广西军阀官僚一方面诬害红军，一方面是残酷地使你们年终的时候，弄得无家可归。红军是帮助百姓的，我们帮助你们救火。红军愿把没收土豪的洋钱救济你们。大家到那边去领。这几个放火的人，大家愿意怎样办呢？”一经贺诚的演说，数百居民众口一声要求枪毙这七八个人，然后他们都领到了红军给的救济。而且一会儿就有五六十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到贺诚面前说：“我们要当红军。”结果就有一百多人连续地写上名字当红军了。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时，时任一军团教导营特派员的韦祖珍奉命带领两个班二十余人的突击队，担任掩护任务。大部队安全转移后，突击队陷入敌军重围，韦率部机智与敌周旋，单独活动七天七夜，于敌人“指缝”中溜出，所带人员一个不少，受到上级表彰。
在乌江战役中，由于没有船，红军决定佯攻渡口，主攻小道，争取时机抓紧架桥。架桥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材料。刘伯承跑到工兵连，跟他们一起想办法。后来工兵连扎成了单层、双层，甚至三层的竹筏，但是当他们用石头当锚，企图把这些竹筏固定在水中的时候，两百斤左右的石头，一投到水里就被冲走了。刘伯承冒着炮火跑到作业现场。一个战士说“水打千斤石，难冲四两铁。”刘伯承随即叫工兵连找些铁匠用的铁墩来试试，如果一个不行，便把两个结在一起。这办法果然可行。这时，两个先遣团的突击队用竹筏强渡，夺得了北岸的阵地。于是竹桥架成，红军渡过了乌江天险，这是1935年1月3日了。
红六团在红四团控制了江界渡口之后，受命不等浮桥建好，立即乘竹筏过江，迅速前进，直取遵义。第二天黎明，刘伯承来了。团长朱秋水和政委王集成向他汇报：已经确定一、二营为突击营，从遵义东南两面突进去，三营为预备队。刘伯承以叮咛的语气说道：“我们的日子还比较困难。要求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智慧了。”
团首长们领会了“多用智慧”的意图。他们从俘虏口中摸清了遵义守军的底细，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诈城，打个便宜仗。经过刘伯承亲自检查，部队在夜幕下出发。一营营长带着一连和侦察排还有全团二三十个号兵，一色的黔军打扮，带上十几个俘虏。其他部队随后跟进，万一诈城失败，便强攻。到了城下，敌军外围营被俘的连长对答盘查。城上又用手电筒照射检查，照来照去。红军战士们骂骂咧咧，装得挺像。终于敞开了城门，红军一拥而入。
1935年1月3日或4日早上，刘亚楼命令二师六团立即夺取遵义。六团团长朱秋水、政委王集成率部，冒大雨急行军。至离遵义约十英里处，与当地一营敌军遭遇，将敌军全部俘虏。他们诱压兼施，给每个俘虏三块大洋，化装后和俘虏一起，到遵义城门外。他们声称是外围营逃回的残部，红军正在后面追击。半小时后进了城。7日拂晓，遵义被攻克。第二天，全城被占领。
红军在遵义战役胜利之后，驻重兵于鸭溪（在遵城西南六十里），几次想引诱薛周两军及川军决战。但薛周两部及川军郭勋祺、廖泽、潘佐等部均小心异常，不轻易进攻，只小心地建筑碉堡。红军见黔北无计可施，即急行军乘隙偷过乌江，拟向南威胁贵阳。此时贵阳确大为震动，上海当时的报章载有贵阳飞机场被红军占领、飞机二十余架被毁等事。
黄克诚回忆说，中央红军再次攻占遵义之后，蒋介石调集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红军进攻。吴、周所部占据了遵义周围的几座山头。由黄克诚任政委的红三军团第十团与敌在山上山下反复攻打，几番拉锯之后，团长张宗逊带大部队追击敌人，后被敌人反扑，张宗逊腿被打残。黄最后身边仅剩两个班的兵力守住山头阵地。敌人攻势仍甚猛。危急时刻，陈赓率干部团赶到，接替了第十团的防务。
黄克诚在山下见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黄对林道：“好险啊！”林彪则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当初守在山头上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黄对曰：“敌人已逼近遵义城，不将敌人赶跑怎得了？”林彪说：“当敌人正在向你们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部队已向敌军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你那里时，敌军的败局已定。”黄克诚说，后来战斗进程正如林彪所预料。
红军原定计划由威信继续西进，渡过牛栏江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后，忽然又向东回，恐系当时局势不能过江，故不冒险。但红军忽然折回黔北，确出四川和云南军队意料之外。川军本在北面与红军并行向西追击，以便迅速驰赴江边遏阻。而红军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红军已渡过赤水河占领桐梓、娄山关。红军此种机动之作战方法，常出奇制胜。
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红军过乌江后，毛泽东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出一个团向北跑步行军两百余公里抵达古蔺。古蔺是刚入四川境内的一个人口稀少的大县。该团又向镇龙山前进，沿途虚张声势以引人注意。他们忽东忽西，令人莫测。一些国民党报纸报道说，贵阳已被红军攻陷。当向长江挺进的那支红军部队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开时，毛泽东率领主力悄悄返回了赤水河。1935年3月21日晚和3月22日拂晓，他命令部队从三个渡河点再渡赤水河。
三渡赤水时，红军首脑们走在浮桥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当面表扬了工兵。他们过了河，在一个树林里停下来围在一起看地图。工兵连长王耀南受了表扬，一直陪着。毛泽东对刘伯承说：“正好，你把情况跟他讲讲。”刘伯承走向王耀南问道：你估计我们先前在太平渡、二郎滩的桥还在不在？”王耀南答道：“可能还在。”刘伯承说：“那好。你赶快派些得力的人，带上短枪去看看。如果还在，一定要把它守好。如果坏了，你马上修复，我们将要派上用场。”那是二渡赤水的地方，在茅台渡口北面。所谓“大用场”，就是四渡赤水了。
毛泽东将他的主力第一和第三军团分开，派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直趋贵阳。一部分部队先是向东佯动，然后转向朝南，再折向西南。而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向东运动是主要威胁，这也许是因为他断定红军将返回它在湖南和江西的老家。红军在贵阳附近又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先是迅速南移，然后朝西向云南方向疾进。
正当九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过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停止渡江，原地待命。他让九军团停在那里好几天，摆开了北进湖南的架势。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尽管他也摸不透这样做的用意所在，但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九军团留了下来，与其他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络，既不知道以后要命令他们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与主力会合。九军团在乌江地区与黔军将领犹国才作战，打了几次胜仗。直到1935年的4月29日，他们才奉命南渡北盘江西进。
王平回忆说，渡过乌江以后，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迅速进到贵阳东北地域，占领了牛场、狗场、猫场，直逼贵阳。部队扛着梯子行进，装着攻打贵阳的架势，到处书写“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活捉王家烈！”的标语，大造声势。贵阳地域的国民党军队只有四个团兵力，用于贵阳城防的部队不足两个团，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大为恐慌，急忙电令滇军赶往贵阳保驾。当蒋介石上钩以后，红军却在贵阳和龙里之间穿过滇黔公路，向西南直奔云南而去。
红军于1935年4月5日进入贵阳东北地区。杨成武回忆，此时，该团已占领离贵阳机场不远的霓儿关。杨成武说他站在高处，已可以看到贵阳市里的烟囱了。为了制造红军打贵阳的姿态，杨成武说：“我们到达贵阳城郊，便用石灰在墙上刷出斗大的标语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白军官兵们，不要打抗日的工农红军，调转枪口，打死压迫士兵们的白军长官！’”杨成武还说，“我们把人集合起来呼号，高唱《国际歌》，说也奇怪，敌人缩在城里也不还枪。”
红四团在单独完成了佯攻昆明迷惑敌人的任务后，又以化装奇袭，扮中央军之法，在一天中一枪不发就拿下了禄劝、武定、元谋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为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时间。
红军入滇目的本在渡过金沙江，故立即分兵两路入滇：主力占沾益、马龙、寻甸、嵩明而直逼昆明；另一路则先在滇黔边吸引黔滇军，曾击败犹国才之五团，缴获甚多，乘胜入滇占宣威、东川两府，后直趋巧家县渡过金沙江。
红军之主力逼近昆明时，昆明及全省震动。但红军目的并不在占昆明，而是引诱滇军不向金沙江边而急援昆明。同时红军原定在皎平渡口渡过金沙江，但为迷惑追军而故意西占禄劝、武定，更西进而占元谋，由元谋北上至龙街佯作渡河。这一调虎离山之计，追军确又上一大当。周浑元、滇军、湘军将全部进剿部队，均趋元谋，而红军却全部在皎平渡全无阻碍地渡过金沙江。龙街之佯渡部队，亦由捷径赶回皎平渡。红军在金沙江边计渡九天九夜。而追军则直至红军渡过金沙江占领通安州、直逼会理州城下时，才知红军已由皎平渡渡河。待追剿部队折回皎平渡，红军早已渡过金沙江，并早将船只破坏。
金沙江之偷渡，亦甚有趣，后面追迫很紧，他们乃以少数佯走大渡口，而大部疾走小渡口。小渡口是某土司所辖地，他已奉令将船只靠在北岸，南岸红军无法渡河，后来控制了土司并获得了土司的“方案”（书记文牍之类），他出面叫船，船夫不察，放船南来，才算混了过去，而大渡口的部队，亦飞速转到这一路来。因为船少人多，他们曾用粗布为链，想架索桥，结果是布力太弱，不能胜重，完全失败。
红军渡过金沙江仅凭六只破烂之船。红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伍者亦极少。但另一原因，则因红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
在金沙江北岸，红军找不到船，因为船全被藏起来了。宣传队员自己在江边找到一条一半沉在水里的船，他们从商贩那里买了布，想堵住船上的洞，与此同时又发现江对岸有几条船。他们拼拼凑凑，最后总算一共搞到了五条船，两条在四川一侧，三条在云南一侧。艄公尹梦之很有本事，同意送九个红军战士到对岸搞偷袭。他们带着盒子枪和电筒，用灯光吓跑了当地的驻军。他们接着又来回踱了几次，把一些红军战士送到对岸去偷袭当地一个税务所。他们敲税务所的门，让艄公用四川话叫门，说是他们要来缴税，“不开门我们就不缴税了。”转瞬之间就有人开了门，红军一下冲了进去。屋里正有几个人在打麻将，抽鸦片，这些人很快缴了枪。红军战士把搜到的五千银圆的税金带走充入“抗日储备基金”。他们抓了大约六十人，其中一半是国民党当地部队的士兵。第二天，他们又发现两条船。先后一共找到了七条船和三十六位艄公。
红军进嵩明城及官渡时，皆由县长及当地军警各界领袖迎入。盖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年来虽知湘鄂赣川等省红军活动之消息，但官场布告向称红军为“赤匪”，而云南人心目中之“匪”均系衣衫褴褛，困苦不堪，并无新式武器，而且抢劫居民者。彼等见红军临该地时，既未沿途抢劫，而且纪律甚好，买卖公平，钞票兑现，并且服装整齐，有许多新式武器，为云南军队所未见者。此辈地方官绅自以为此必是南京军，因纪律、军容远优滇军，此非南京军是谁？因此排队欢迎，且将省府命办之军米、军款全数交出，并募几百夫子与大批向导以供“南京军”。
红军亦将计就计自认“南京军”，将一切军需及夫役接收后，并应地方之盛宴。席间，由该县长一一介绍，谁为县长，谁为局长，谁为民团指挥，谁为绅士。一一介绍之后，各地方领袖并请此“南京军”长官训话。红军领袖即席起立，口呼“同志们！”此时红军伏兵四出，立即将地方领袖监视矣。红军官长当即宣布：“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南京军，而是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此时地方领袖早已相顾失色。但红军并未与地方领袖为难，并好言安慰而去。
大渡河的这段河面很窄。对岸是国民党军队的增援部队，他们和红军一样，也正朝泸定桥扑去。双方有时都能互相望得见。红军战士们空着肚子行军，饿了就嚼口冷饭团子。1935年5月28日晚上11点，在一个叫做楚梅的地方，杨成武看见对岸有火光。那是国民党的一个营，点着火把在赶路。杨大胆决定利用刚缴获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联络信号。他让号兵吹号，告诉对岸，他们也是国民党部队，刚消灭了一股赤匪。那边的国民党部队回答了他们。杨成武命令部队也点上松竹做成的火把。就这样，两支队伍隔河并行了两百余公里。过了一阵，国民党军停下宿营了。四团仍继续赶路。这一夜，四团彻底轻装，只带了枪支和弹药。战士们手里拿着枪，一路小跑。破晓时分，他们来到桑田坝，离泸定桥只有三公里了。他们终于及时赶到了。
毕节，黔西重镇，地处云贵交界处，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两不管地区。1935年，红军二、六军团入黔，移师毕节，欲建根据地。任弼时问计于李达，李达展地图细察，力阻之。李达说：一、毕节地势雄视云南，云南不会不管；二、毕节公路，四通八达，蒋调兵方便，也不会不管。果如所言，不出10日，云南孙渡、湖南陶广和贵州部队，相继进军毕节。二、六军团急跳出毕节，西行而去。任弼时叹曰：“李达有先见之明。”
陶汉章回忆：1936年，红二方面军从青海出草地时，要经过腊子口。红二方面军经过草地已是精疲力竭了，但仍然组织了两次进攻，第一次进攻没有拿下，总部命令第二次进攻要智取。具体方法是派六名红军战士化装成藏民，向山上送肉、送酒。到了山顶，红军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杀了的羊肚子里取出自动步枪，只扫射了十几发子弹就占领了山顶险地，敌人惊慌失措乖乖地投降了。
1936年5月，韩先楚率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途经陕西定边。守敌马鸿逵一骑兵营，依仗城坚，固守不出。将军策马绕城一圈，曰：“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正待攻城时，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来电：“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将军置之一边，仍下令攻城，果克。彭总闻讯，大喜，发贺电曰：“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继续向盐池前进。”
1934年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之初，行至独树镇。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一一五师和骑兵团追至，两翼包抄。翌日拂晓，徐海东见远处山影团团，略近，三座山峰兀立天边。徐挥鞭指道：“三个团的援兵到了。”红二十五军进山后，占据有利地形阻敌，果脱险。
《刘震回忆录》记载：1934年12月4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卢氏县境，敌“追剿队”第二支队也跟踪追至。在敌前堵后追，处境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军领导决定改变入陕路线，另择小路进入陕南。恰在此时，我军请到一个名叫陈献廷的货郎小贩，在他的积极帮助下，很快查明一条经大石河、文峪、卢氏城南入陕的隐蔽小道。12月5日，军领导为迷惑敌人，先派手枪团到朱阳关以东八公里处盖房子；主力部队则从朱阳关东北十八公里处转向西北，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水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直插卢氏县城。当晚，我军从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神速西进，守城民团惊恐万状，紧闭城门，只以灯笼火把壮胆，不敢妄动。天明后，我军已将敌六十师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背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箭杆岭）而去。
1935年6月初，红二十五军北上商县地区，当敌将原向东南进攻的矛头改向北时，红二十五军又掉头向东南，于13日包围商南县城，14日攻下富水关，继而进占青山街，俘敌四十四师营长以下一百七十多人。并令二二五团在荆紫关西北之马蹄店扼守隘路，阻击尾追之敌。荆紫关为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有敌四十四师后方临时补给站，并有反动地方武装一个营驻守。为出敌不意，军领导令手枪团化装成敌四十四师的部队，于15日下午四时出发，经七十公里急行军，16日午前逼近荆紫关。手枪团在通过敌外围警戒线时，还受到敌警戒部队的列队迎接，不费一枪一弹即将敌缴械，迅速进到荆紫关城下。守敌发觉，急闭城门，向我军开火。这时，二二三团跑步赶到，搭人梯强行登上城头，占领了全城，残敌向东南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