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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天，红军出版物中开始对战略转移有所暗示。9月29日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了一篇由洛甫（张闻天）起草的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粤军首领陈济棠在红军长征初，曾派密使携信给周恩来和朱德，试探与红军讲和。周、朱抓住这个机会，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中革军委代表，于1935年10月上旬在寻乌罗塘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三天三夜，达成停战协议，内容称：红军有行动时事先通报，行动只是借道转移，不深入粤境；粤军届时从防区后撤四十里。
1934年12月11日或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了有关负责人临时紧急会议，出席会议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李德，讨论湘江之战后进军方向问题。12日晚七点半，中革军委即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此次会议史称“通道转兵”。邓颖超回忆说：“通道转兵是在农村某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开完会后，周将中央政治局的新决定的译文给住在后面的李德看，李德大发脾气。两人用英语对话，周批评了李德，把桌子一拍，搁在桌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周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毛泽东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而大怒。”
1935年阴历除夕，红军部队抵达距乌江约四十公里的集镇猴场。当晚，政治局的人员开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迟迟不散，致使他的警卫员（除了照顾贺子珍的两个警卫员，毛还有四个警卫员）开始发愁，为他们准备好的年夜饭可能要耽误了。政治局内又发生了争执，这次是李德提出的一个新意见引起的。据情报部门报告，三支敌军正在迫近。李德认为，红军应停止前进，打一仗再走。毛泽东反驳了李德的意见，坚持部队应继续全速向遵义进发。那天给部队的命令是：“先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
遵义会议中，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李德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越生气。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抽了不少。伍修权十年后承认，他那次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彭德怀在遵义会议的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刘伯承也是如此。令人奇怪的是，李德倒觉得，和其他人的发言相比，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还是比较“温和的”。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遵义会议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何克全（凯丰）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聂荣臻认为何克全“相当狂妄自大”。何对毛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尽管遵义会议采取了行动纠正错误，何还是一味坚持己见，直到后来，才勉强承认他是错了。
李富春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给伍修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富春是毛泽东在湖南时的老朋友，他和毛的另外一位老朋友、才华横溢的蔡畅结了婚。聂荣臻的发言也使伍修权深受感动，聂荣臻对李德的表现非常生气。伍修权同意聂荣臻对李德的批评，因为他本人也经常领教李德的粗暴态度。
翻译伍修权记得李德在遵义会议上为自己作了辩护。他坚持说，自己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他为总的作战路线进行了辩护，但却说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等等。他没承认犯有任何错误，他说：“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
遵义会议的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据说没有进行表决，整个会议期间一次正式表决也没有。军事指挥权现在落在朱德和周恩来两个人身上。没有提到毛泽东。但在另一项决议里，毛被选为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管纸上写得如何，大家都知道谁当家。这时彭德怀已经离遵义去对付国民党将军吴奇伟了。毛泽东和司令部的人马也于1935年1月19日离开了遵义。出发前，在罗马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军事指挥员会议，博古作政治报告、周恩来和毛泽东讲了话。
离开遵义后的第二天——1935年1月20日——在通往桐梓路上的凄凉的泗渡村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将行动方针上的最新改变确定下来。这一回是准备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但红四方面军究竟在何处，他们并不知道准确地点。一、四方面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很差，他们几乎是盲目地寻求会师。毛泽东以为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有个繁荣的基地，拥有十万以上的大军。但他却不知道四方面军不久就要拔营，向“荒无人烟的西部”和川藏交界地区转移。李德认为毛在离开遵义后，会派出通信员与第四方面军联络，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通信员到达第四方面军的总部。
郭林祥回忆：遵义会议精神，先是传达到团以上干部。当宋任穷政委向干部团连以上干部传达时，大家精力特别集中，虽然时而飘着毛毛雨，听了两三个小时，却没有一个人走动。听后，大家拍手称快，齐声拥护。吃够“左”倾错误路线苦头的许多干部，都高兴得流出了眼泪。遵义会议精神逐步传达到部队后，全军振奋，好像拨开了重雾，见到了阳光。
杨成武回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取得红军的指挥权，彻底扭转了形势。红军昼行夜宿，十里1个小休息，三十里一个大休息。在大休息时，有的喝开水、吃干粮，有的打草鞋、补军衣，行军途中，政治鼓动几乎不断，连那伤病员也都忘了病痛，主动跟上了队伍。红军说打就打，士气高昂，而敌人，丢盔弃甲，疲于奔命，一筹莫展。红军追击敌人时，沿途在贵州的一些小镇子上，处处可见敌人写下的这样字迹：“本师奉命开赴××，掉队士兵，赶快跟上，今日行程30里。××师×月×日。”由此可见贵州的“剿共英雄”逃跑时是何等狼狈了。
1935年2月5日或6日的“鸡鸣三省”会议，是红军一渡赤水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回忆说：“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会，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其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周恩来回忆说，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叫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1935年2月16日，红军得到可作为长征口号的命令：“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口号主宰了红军的命运。
王平回忆：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扎西休息了三天。鉴于部队伤亡较大，军委决定精简机关，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充实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扔掉笨重辎重和不急需的东西，提高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同时根据扎西会议的缩编决定，中央选派两个多连的干部与叙永特区会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
娄山关战斗后，红军又急速向西进发。这时毛和周恩来、王稼祥一同自1935年3月11日起正式当选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从那时以后，红军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摆脱敌人，向北转移。蒋介石已派周浑元的一个装备精良的军驻扎在遵义以南。国民党的各路将军接到命令：全力阻止共军过江。而且规定没有蒋介石的手谕，他们不得擅自行动。实际上，毛泽东已放弃了从这里直接渡过长江的计划，不过他要使国民党人相信这仍然是他的意图。其实，这时他已决定向西移动到长江的上游——金沙江渡江。毛泽东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他说：“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滇军引出云南。”
土城战斗进行到下午两点，情况越来越危急。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也遇到了突然袭击，她从密集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军事委员会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大家知道的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战斗中红军的命运可能危在旦夕。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军委干部团——司令部的近卫部队、后备中的后备也都投入了战斗。紧急会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命令黄昏时停止战斗，迅速毁掉赤水河上的桥梁，取消了北上渡江的计划。主力红军究竟能不能以及何时才能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要看事态的发展。眼下红军不得不推迟入川，暂时栖身云南。
1934年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距离遵义和打鼓新场各百余里的苟坝。10日凌晨，红一军团领导提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天亮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苟坝会议。
1959年，毛泽东在谈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时，曾提到这段历史。他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们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头天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周回住处写作战命令，毛泽东提着马灯来，要他晚一点下达命令，一起找朱德再商量商量。
1935年5月12日晚，毛泽东在城外的一家铁匠铺里召开了会理会议。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十八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何克全（即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洛甫、彭德怀、李卓然、董振堂、邓小平和邓发。
会议集中讨论了林彪的意见。他起草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要求毛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三十七岁的彭德怀。让毛集中精力与周恩来和王稼祥等军委其他成员一起考虑全面政策和规划。彭断然拒绝了这一致意见。
在会理会议上，林彪抱怨毛泽东迫使部队走冤枉路。他把红军的路线比作一张弓，说部队是沿着弓背而不是弓弦行军，走的不是捷径。毛泽东讥笑林彪道：“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
会理会议上还讨论了一份材料，由刘少奇和杨尚昆签字的电报，该电报提出了对下一步行动的建议。遵义会议后刘去了第三军团，彭德怀常同刘少奇交换看法，这些建议就是来源于他们当时的谈话。彭的看法是，红军疲劳，国民党部队也疲劳，因此目前可能是按原计划同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会合的好时机。毛认为林彪的建议以及刘少奇和杨尚昆的电报代表着一种“右倾情绪”，这里毛显然是指他们没有表现出进取精神。
会理会议决定了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毛泽东已经决定，他们必须向北穿过彝人地区，渡过大渡河。大渡河是一大障碍，蒋介石有可能切断他们的退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过藏族山区突围，而这是非同小可的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一旦过了大渡河，如果一切顺利，中央红军就有希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当时并不知道第四方面军的确切去向，而且也许还不知道第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边界的根据地，正在别处行动。两支部队之间当时一直没有听到对方的消息，无线电联络似乎从1935年初，红一方面军在贵州一带行军起就中断了。双方都知道对方在行动，也知道对方活动的大概区域，但都没有确切的消息。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泸定开了一个小会。当时毛泽东宿营磨西天主教堂神父房，即召集同天到达泸定的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陈云及邓小平开会，史称“磨西会议”。主要内容是：红军不去康定，因兵源、粮食得不到补充；通知部队有序通过泸定桥，先过人后过马；征求陈云同志意见，准备派他出川到上海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情况；抓紧筹集补充军用粮食；过了泸定桥，中央和军委研究北上路线问题。
会后，张闻天向陈云、李维汉交代了去白区工作之事。李维汉因有别的事，未去成。陈云孤身一人，于1935年6月中旬红军占领天全后，于重庆乘“民生”轮顺流达上海。
1935年5月30日，张国焘主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宣告成立，张国焘任主席。《成立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成立宣言》还声明：“只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西北联邦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救西北穷人的政府！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坚决实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部政治纲领！”
王平回忆说：1935年6月初，中共中央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决定继续北进。中革军委动员全军备足七天干粮，准备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指出两军会合是历史上伟大的事件，要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情绪，会合后要促进两军的团结，互相学习，交流战斗经验，并准备盛大的联欢和慰问活动。
1935年6月26日9时，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扩大会议。两河口会议开了3个小时。据张国焘回忆说，午饭后，周恩来找他，建议两个方面军组成统一指挥部，张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建议合并某些部队。张对此表示高兴。傍晚，周送来指示，要部队北上。张说他争论了几句，但还是接受了。会后，张不断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情况。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带了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来看他，并送给他二三百元银洋。黄坐下就问会理会议的情形，并说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
两河口会议对一、四方面军合并所作的初步安排，于1935年7月18日开始生效。那一天，发布了一个命令，周恩来放弃了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在此之前，张出任军委副主席，与周恩来和王稼祥担任同样的职务。朱仍然担任主席。张的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成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一切都似乎在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但争论就像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正在嗒嗒作响。
刘英回忆说，上述决定，张闻天曾与毛泽东反复商量。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张闻天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毛又说：“还是让他当总政委吧。”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原定四方面军参加会议的名单有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人，后来又改为只由张国焘出席。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因张国焘提出的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以及非政治局成员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等。周恩来因病，朱德、张国焘、周纯全因随左路军行动而缺席。毛泽东在为会议作结论时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积极采取向东发展的方针。毛强调，左路军应坚持向东打，不应因一些暂时的困难转而向西。
1935年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右路军指挥部的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码电报，命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电文本应由陈昌浩本人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言，结果，电报由一名译电员译出并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没有看那份电报，而直接带到了会场。陈昌浩正在台上，人们还在发言。叶想把电报递上去，陈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电报似乎很紧急，所以叶剑英就看了一眼。他立即领悟了它的重要性，转身来到一二百米开外的毛泽东的办公室，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徐向前传》记载：1935年9月9日晚，毛泽东至徐向前处，欲试探徐对南下、北上的态度。毛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遂告辞而归。是时，一军团已在俄界，党中央连夜率三军团开拔，向俄界集中，单独北进。
毛泽东了解了徐向前的态度后，同张闻天、博古一起，由巴西赶到红三军团驻地牙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史称“巴西会议”。
“巴西会议”后，在红三军团司令部里，毛泽东给林彪和聂荣臻发了电报，让他们做好准备：原命令可能有变。彭德怀紧张万分，生怕叶剑英和杨尚昆脱不了身，天亮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彭德怀这才松了一口气。杨记得，他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彭德怀都在等着他们。毛说：“我们真为你们担心。”
红一军团单独北进后，陈昌浩接到前方部队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手持电话，问徐向前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听从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陈昌浩即此回复。”但他又强调，“陈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当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到达巴西后，他把十一团隐蔽在毛住处的附近——以防万一，并且从那时起每天去看望毛，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红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
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
毛泽东北上的行动使张国焘勃然大怒。9月12日，他指责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永无止境地逃跑。”
张国焘把部队拉回阿坝，根本不提要释放毛的部下。他在阿坝那所大藏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反对毛——周——张（洛甫）——博北逃。”张号召红军干部批判毛，并要朱德表态。朱德说：“北上是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我本人不能违背这个决定，我也不会带领红军反对这个决定。让朱批判毛，对世界舆论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世界上都认为朱——毛是一个人。至于决定北上一事，我已举手赞成，不准备放弃自己的观点。”
“你竟然是这么个老顽固！”张国焘怒气冲冲地吼道。刘伯承被激怒了。“你这样对待朱德是什么意思？”宋侃夫回忆称，当时张对朱和刘使用了非常刺耳的语言。宋是张国焘指挥部的电报电话员，开会时在场。在会上，毛的人都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逃跑主义分子”。有人在会上喊：“打倒朱德！”
长征过毛儿盖后，龙书金在班佑河架桥时见到毛泽东。其时，毛泽东面容憔悴、神情不安。过桥后即与龙握手，口中喃喃道：“四方面军和我们分手了，但他们还会回来的。”龙书金将告诉笔者吴东峰，解放后，毛泽东至长沙视察，龙接待。毛问龙，我们见过面没有，龙答，在长征中见过多次，便提及当年毛儿盖情景。约谈一半，见主席神态不悦，即打住。
“那是1935年9月10日。”毛泽东在1960年对埃德加·斯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那天夜里，毛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麻烦事越来越多。毛和张国焘的谈判进展很不顺利。人们不安地悄悄议论着。谣言四起。毛为了谨慎行事而预先更换了密码，并限制部队之间的通讯，以保证安全。
1935年9月10日凌晨2时，杨尚昆和叶剑英悄悄地溜出了指挥部营房。叶还搞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是钉在作战室墙上的，有一张掉在地上，他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和杨走出营房。他们让警卫员带着驮有行装的骡子先走一步，二局和政治部工作人员在半夜一时三十分就离开了。杨和叶正在明亮的月光下赶路，后面忽然传来马蹄声，二人赶紧躲到阴影里，一队骑兵疾驰而过。显然，他们在搜寻叶和杨，他们认为这两个高级干部一定骑在马上，并且有人护送，所以根本没有理会阴暗处的步行者。
1935年9月12日，红军到达俄界，召开了俄界会议。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没有接受把张国焘开除出党的建议。他们把严重减员的部队重新编组成一支部队，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把它称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这支先遣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纵队：前一军团，由林彪兼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前三军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任指挥，李富春任政委；前军委纵队，叶剑英任指挥，邓发任政委。杨尚昆将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9月14日清晨，红军沿着白龙江右岸向腊子口进军。
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一文中回忆，据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集了紧急会议，并邀请各军团首长出席，该会主要议程是讨论北上先遣队的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在政治上进行动员，团结部队，爱惜干部，在战略战术上要加倍小心，行动要迅速敏捷，以迎接左路军继续北上。在这一会议上获得了绝对的一致。这一决定都向全军人员宣布和解释。
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拿下了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和其他领导者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在报纸上证明了他们早些时候所听到的传闻：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毛泽东的朋友、著名的群众领袖、英勇无畏的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统帅着他的部队。二十五军的徐海东也在那里。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进入哈达铺十天之后，毛泽东在榜罗镇公布了他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这时的毛泽东开始越来越强调抗日的路线了。
1935年8月1日，红25军占领了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后来得知，25军在双石铺俘敌少将参议一名，缴获大批文件和报纸。根据7月20日《大公报》报道：红军主力“已越过6000米的巴朗山，向北进行，……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于是二十五军领导认为，敌人的口供和报纸都证实了主力红军正在北上，决定立即进入甘肃境内直捣敌人后方，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全军军事政治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苏区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理由——经济、物质、社会、群众反帝斗争的条件；（四）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即招新兵）等。在这里不仅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北方问题的关怀和政治眼光的远大，而共产党对政治的敏锐性尤其令人佩服。
密码电报经常来往于毛张之间，尽管电报的内容很冷淡。1935年12月底或1936年1月初（根据张国焘的回忆），毛泽东打电报通知他“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浩（这是林育英在党内的代名）已经到达。用张国焘自己的话来说，他对此感到“欣喜若狂”。毛转达了林的口信，告诉张，共产国际已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决议。林还说他希望来西康，但“由于交通不便”，不知是否能够成行。
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从1932至1933年以来，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劳工分支工会联盟的代表。林做了不少工作，设法使张国焘、毛泽东和解。张悄悄地放弃了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以此来换取召开党代会解决所有组织问题的许诺，林还做了担保。毛同意承认张担任中央委员会“东南局”负责人。其实应该是“西北局”，但是在翻译密码时出了差错。萧克和贺龙到达甘孜时，林的协调工作已经完成。朱德又恢复了总司令的职务，二、六军团的到来更加强了他的自信心。刘伯承也重新担任总参谋长。张愿北上同毛再次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