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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破坏了共产党在上海的电台，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据了解，中央苏区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是1934年9月16日发出的。电报说，毛泽东1月份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发表了。李德只好自行其是，博古也是如此，再也不能征求莫斯科的意见了；同时也无法援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了。差不多两年后这条联络线才得以恢复。当时大家只能各自为政。过了近四十年之后，李德还特别提到：当时的那种状况，“对毛泽东是最有利不过了”。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载，1934年10月，红军将要离开瑞金前，有人悄悄地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其中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为她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泽东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据说他肺病严重，难于同行）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泽东的支持者贺昌；毛泽东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毛泽东的建议似乎一个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请求带上瞿秋白的意见也未被采纳。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了留在苏区的特许证，而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
在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并执行这一决定的日子里把毛泽东派往于都进行“调查研究”。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1934年10月中旬，周恩来和毛泽东到梅坑总部谈话，告诉他中央委员会准备撤离的决定。毛泽东对此事的反应如何，没有记录，但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感到日益不安。他曾两次提出建议，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绝。他的建议是红军放弃阵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国民党封锁线之后，越过碉堡群，袭击敌人后方。
从1934年仲夏到10月，身患疟疾的毛泽东时而卧床不起，时而勉强活动一下。他精力很差，情绪低沉。林彪与聂荣臻到于都毛泽东住处看望他。林、聂谦恭地坐在一条长凳上，小心地问他：“我们向何处去？”毛泽东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林、聂仍想追问，毛泽东即站起建议林、聂去参观一新开的图书馆。五十年后聂荣臻元帅回忆说，毛泽东表面上显得很平静，其实却心急如焚。那天，他毫不留情地结束了谈话，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我们正在秘密策划些什么。
李德在长征前，与留在苏区的项英进行了谈话。项英警告李德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但几天以后，当李德把此话转告他的同事博古时，博古显得比他们有信心，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李德与项英谈得很久，以至于直到第二天他才赶上中央纵队。
李德和博古背地里嘲讽毛泽东。说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说他强调重视农民是肤浅的表现，“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博古断言：“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
损失惨重的湘江战斗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毛泽东也越来越活跃了。他经常同王稼祥和洛甫商量问题；有些将领也悄悄地同毛泽东谈问题。越来越多的下级指挥员表现出关切甚至惊恐。由于伤亡实在惨重，部队减员太大，因此重新整编，势在必行。
担架变成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道路。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个没完。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泽东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李德知道毛泽东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他曾劝解洛甫、王稼祥两人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
湘江之战中，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叫到面前辱骂了一顿。他问周，你的部下都没有了，你自己怎么会逃出来？为什么不执行我的命令？为什么全师都消灭了，而你的妻子却仍和你在一起？李德说，周子昆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并枪毙，并命令警卫人员把周子昆捆起来送往军事法庭。当时警卫人员没有行动，博古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当李德大发雷霆时，毛泽东走向前去，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吧！”便把周子昆带了出去。李德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开始削弱了。
李德在回忆录里说，周恩来起草了撤离计划，计划要求从中央苏区撤走大量的重型装备，这些装备使红军负担过重，因而迟缓了前进的速度。李德把湘江战斗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周恩来。
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部署都作指示，而这些细节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亲自过问。聂荣臻元帅回忆说，每次见到李德，他就恼火，因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挥。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但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处布防的红三军团第四师，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当时的政委黄克诚对师长张宗逊说，任务已经完成，可以撤离了。张说没有接到命令，不能撤。黄说，现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走了，将会被敌人吃掉的。当时红军部队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黄克诚后来对张宗逊说，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才勉强让张宗逊把部队撤走，使第四师得以避免被歼灭的危险。
红军在回师遵义途中于1935年2月24日重新占领了桐梓，一个连的地方军在红军到来之前就望风而逃了。为了减少行军的压力，林彪建议缓慢地接近遵义的咽喉要地娄山关。据情报说，娄山关有敌人的重兵驻守，林彪力争晚一天行动，给部队以喘息的机会。彭德怀说，他们最好利用敌人的弱点，在第二天——2月26日拂晓发起进攻。军事委员会赞同彭的意见。长征期间，彭德怀与林彪多次发生争执，彭的意见总占上风，这是其中的一次。
红三军团进到西昌的时候，袁国平主任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书记张闻天来作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大家对黄展开批评。王平将军在回忆录里写道：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恐怕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我只是听有人讲，在行军休息闲谈的时候，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要走到哪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当时许多同志都怀疑，黄克诚定是当了会理会议的替罪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他们不好点彭德怀的名，就拿黄克诚开刀。
红一、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会师，在庆祝会师盛会上，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但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我们有三万。”
毛泽东及其司令部人员站在雨里等候，而张国焘骑着马像旋风一般地驰来。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人称张为“主席”，红一方面军的人听来感到很刺耳。“主席”这一头衔是一方面军专留给毛泽东的。四方面军的军帽也比一方面军的大，于是四方面军的人被叫做“大脑袋”，一方面军的人被叫做“小脑袋”。
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宴会上，毛泽东三句不离吃辣子，他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异议，他坚持说，江西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强但笑呵呵地承认了这一点。张国焘听后觉得很“无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无人有兴趣请他讲四方面军的成就，也没有人告诉他遵义会议的细节。而毛的人则声称，张国焘对红一方面军的经历不感兴趣。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宴会结束后，张国焘请朱德进行谈话。两人一直谈到凌晨三点。他引用朱的话说，中央红军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他说朱估计一方面军的人数为一万，这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太远。所有的大炮都丧失了，机枪所剩无几，每人只有五六颗子弹。
红一方面军一位红军战士见到四方面军的马长得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泽东斥责道：“别羡慕那些马！”
张国焘同红一方面军所有的政工和军事领导干部都谈过话。他同朱德的关系比较和谐。尽管朱德的态度似乎有点模棱两可，尽管他曾设法使张和毛观点一致起来，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事实证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张的人。反过来也是一样。毛的人也试图争取张，但也没有成功。只有周恩来能够使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可是他的病使他无法这样做了。
1935年6月27日张国焘请聂荣臻吃饭。席间，张一再说聂荣臻和其他人很疲劳，称赞他们干劲很大。张说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他们补充部队。使聂遗憾的是，这两个团实际不过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聂回忆说，彭德怀当时也在场。当他们从张住处出来时，聂问彭：“张为什么要请我们两人吃饭？”彭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说，我要。聂荣臻说，有好多麻烦事。有些人向张提供的遵义会议情况有误，结果加深了张对毛的疑虑。
1935年6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周恩来可能还有朱德的陪同下又出发了。他北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其中的梦笔山是雪山第二高峰，高达五千六百多米。梦笔山比夹金山低八十余米，爬起来也容易些。他们越过隘口，沿途大都是雪线以下的牧场，没有遇到大的危险。山路漫漫，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扎营过夜。红一方面军沿着同一条路线走了过去。张国焘第二天才出发，情绪不太高。他回忆道，他感到毛和红一方面军待他很不好，对他进行了诽谤。他们故意欺骗他，他们走了，他反而感到高兴。
《徐向前传》记载：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为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授意一些人给中央提出报告。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定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进行挑拨和煽动。张国焘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散布的话很容易迷惑和欺骗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十分珍视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强调都是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两军团结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毛泽东亲口对一、三军团的领导人说过：“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但是，有的教条主义者却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张国焘公开对下面讲：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张国焘一直对徐向前“用而不信”。徐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在理县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和陈昌浩谈到两军会合后的前景时，就说：“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颇感突然，忙问：“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诚恳地回答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不同意，说是先别考虑这件事。
红军刚刚进驻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他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却改变了计划，他不是立即组织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军前去佯攻，三十军包围了松潘，却没有发起攻击。1943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的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胡宗南还记得，他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当过他的老师，他想“他会照顾我的。”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帮忙。援兵一到，三十军就撤走了。也许因为张不想北上。他认为国民党太强，红军应该向西和向南走。
1935年9月3日，张国焘拒绝东进的行动。当时，担任朱德警卫员的潘开文回忆，朱德为了弄清葛曲河涨水情况，曾亲自来到河边，并让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潘开文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葛曲河离班佑河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葛曲河停滞不前。朱总司令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蹬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能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
1935年9月10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才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元帅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当时在红军大学的何畏疾跑来问陈昌浩，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答：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徐向前立即愣住了，坐在床板上，一时说不出话。徐后来回忆说，当时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徐向前回忆说，1935年9月10日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并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1935年9月10日上午八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杨尚昆还记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处境。红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后来担任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不到一小时，毛泽东也出发了。他没有和别人走一条路，而是在警卫员及几名亲密战友（周恩来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的陪同下，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巴西河。那时桥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悬挂着一只牦牛头，保佑木桥免遭洪水、恶煞之害。过河之后，直上对面的大山——纳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
北上前，毛泽东决定对红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红三军团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进。会议在“查尔斯顿剧院”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召开。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的字样的标语旗在开会的喇嘛庙前示威。他们喊口号时就像和尚在念经。
毛泽东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然后，他请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见他，其中也包括李特。这时，李德很警惕。他身高体壮，站在近处盯着李特，以防他拔枪向毛射击。毛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说对了，几乎一天也不差。）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以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郭林祥至今还记得：有一天约半夜两点钟，突然通知紧急集合，立即出发。队伍走了有二十多里，在一个山脚下停下来了。这时突然有一个干部站出来高喊一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不久，又有敌人飞机在上空盘旋。我当时在想，今天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情？但究竟要出什么事，我是不知道的。后来才知道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其南下的错误主张，暗中指使陈昌浩以武力要挟右路军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南下，阴谋危害党中央。
因为张国焘坚持南下的主张，为了免出意外，中央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王平将军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央机关直属队天不亮就出发了。太阳出来时，毛泽东经过我们设在小山上的警戒阵地，把我和团长叫过去，问前面有没有动静，我回答说没有什么情况，只是警戒部队曾经听见一个人喊：“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你们不要走啊！”说明有人已经知道红一方面军出发了。我们问：“要是有人拦阻怎么办？”毛泽东说：“要做好宣传工作，告诉他们，我们先走，你们随后来。”“万一他们开枪怎么办？”因为怕红军内部冲突起来不好办，我问了好几次。毛泽东反复地说：“要做宣传教育工作。”
王平回忆：哈达铺整编以后，原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和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第二纵队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不断整顿部队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
在哈达铺整编以后，从原红一军团调到第二纵队的团干部在各大队担任副职或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等。红十一团政委王平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此种安排是有用意的，是准备将来接替我们这些需要“重新武装头脑”的干部的。十一大队政治处主任，就是从一军团来的，大队的许多事情，他不向我报告就直接向纵队汇报。连长阮亭的连里有两个战士开了小差，开批评会时纵队副司令员亲自来参加，他在会上点了阮亭拿老百姓鸡蛋不给钱的事，并且说着就要把阮亭逮捕起来。我认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副司令员坚持己见，带着命令的口气说：“你是政委，你来宣布。”我不客气地说：“你是上级领导，你来决定。”他火了，让人把阮亭逮捕起来押走。
红军从哈达铺向陕北进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便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黄克诚当时任军事裁判所所长，却不忍心处理这些掉队的同志。曾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因为在过草地时丢掉了几名伤兵，被抓起来交付审判。黄克诚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认为情有可原，不应处死。恰遇政治部门的两位领导，见此情景，狠训黄克诚：“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情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并派人将那位管理科长押走。
黄克诚因反对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又不肯执行审判处理掉队者的指令，一位领导同志就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了这个评语，黄克诚便再不敢讲什么话了，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
张国焘很快就南下了。他的三十军和四军再次穿过草地同他在卓克基会合。侯国祥还记得，离开卓克基不久，部队行军的口号就改了。原来的口号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周、博古”现在改为“打到成都吃大米。”
任荣回忆说，红四方面军到达卓克基后，红大全校在喇嘛庙前的广场集合，听“中央”的传达报告。传达人说：“毛周张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的错误，决定成立新的党中央，中央主席是张国焘”。
许世友回忆百丈之役说：荥经方向敌情严重，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亲自找我布置任务。我们商定在峡口一带阻击敌人，但对兵力使用问题发生了争论。我提出：“敌来者不善，守峡口最好摆五个团，至少三个团。”陈昌浩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薛岳是稳扎稳打，碉堡政策，不会把主力一下子用上来，我们摆一个团就够了。”
张国焘在南下后对朱德“不断施加压力”，康克清回忆：“张让人宰了朱德的坐骑，撤了他的警卫。他还把我们隔离开来，使我们无法见面。”宰马和撤警卫，都是在部队准备离开阿坝时发生的。朱德没有马可骑了，他准备徒步行军，但战士们又给他找来了一匹马。想到一个总司令竟像普通士兵一样徒步行军，他们都感到内疚。康克清当时的任务是收容掉队的战士。她本来分到了一头骡子可以帮她的忙，但现在这头骡子也被留了下来，康克清认为这是故意的。还有一次，一些伤员试图夺走她的骡子。还有好多次，总司令由于没有马，不得不步行。他也不能在总部的小灶吃饭。他必须自己筹措伙食。这在当时并非易事。
叶英礼曾是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员。叶英礼认为，张国焘和朱德虽吃住、行军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没有实权。杨尚昆将军记得朱德曾告诉他自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朱德说他在张国焘那里同原一方面军的人直至连一级的下级官兵都见过面，并同他们谈过话。这使张国焘感到惴惴不安。
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三人于长征中曾住一屋。某日晚，张国焘竟在朱德面前摆老资格，如老子训儿子般与朱德讲话。刘伯承越听越刺耳，怒不可遏，与之辩论。而朱德仍不瘟不火，说：“莫吵了，莫吵了，睡觉，睡觉。”
朱德总司令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遇到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杨尚昆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从未考虑过要拯救朱德和刘伯承。杨曾向毛建议用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毛不同意并斥责了他。“如果你提出用某人来换，”毛说，“他（张）也许就会杀死刘伯承。在目前情况下，倒是安全的，他能够活下去。”
毛同留在四方面军的原一方面军指挥员之间没有私人通信。
南下过草地某日，徐向前与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并肩坐于一个山包上休息，徐叹道：“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即“吧嗒吧嗒”地猛抽烟。
为了让红四方面军得到一段时间的休整，部队一直到1936年7月14日才开拔。8月，部队已到达兰州以南地区，正向宁夏和黄河挺进，这时又发生一场争论。张要过黄河北进宁夏，然后或北上到蒙古边境，或西进到新疆，以便建立同苏联的联系，但政委陈昌浩想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实际上，这将成为毛的陕北根据地的延伸。这是张和陈昌浩第一次发生重大争执。最后，陈服从了张的决定，这一决定事实上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余秋里回忆1936年7月2日于甘孜参加庆祝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联欢会上见到朱德的印象：朱总司令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朴实、慈祥，像一位忠厚的长者。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
张国焘试图说服其他部队跟他一起走——包括二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一天下午，在干涸的湖边的一座小草房里，美国医生马海德在张的身边，他亲眼看到房里有不少摊开的地图，张正企图说服贺龙率二方面军渡过黄河。贺龙拒绝了，他对张说：“去你的。”
余秋里回忆说，张国焘为了煽动红二方面军反对党中央，给二、六军团团以上干部送来了《干部必读》等小册子，我们翻了一下，大部分是张国焘的讲话，恶毒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英明决策。但是，很快师里就派人把这些小册子收回了。事后知道是关向应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通知各师收回上交的。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以“总部”名向二、六军团派工作队。某日，朱家胜收到工作队送来的《干部必读》小册子若干本，阅之大惊失色。书中有醒目通栏标题：“反对毛（毛泽东）、周（周恩来）、张（闻天）、博（博古）逃跑路线”等等。朱家胜回忆说：“一看内容，吓得心里直发毛，不敢不收，又不敢下发，只得把书藏在老乡家的柴草堆里。”后，朱急向王震报告此事，王震态度鲜明，命令道：“统统烧掉，谁敢发一本，我就处分谁。”朱家胜时任红二、六军团五十一团总支书记。
廖汉生回忆说：长征中，我们师曾经收容了一些四方面军的“小鬼”，他们都还是十来岁的娃娃，人小力薄，掉了队。我师尽力照顾他们，带着他们一起赶路。行军中，有的“小鬼”不无稚气地对我说：“以前我们啥也不知道，张主席教我们唱歌子，一唱歌子啥也知道了，毛周张博是机会主义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