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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长征之初，毛泽东四十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暲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
自桐梓经良村至赤水县之土城，均系大路，地势均向上，间有几段筑有汽车路基。但此种汽车路，确为中国最难行之汽车路。如值下雪，路上湿而且滑，行路之难莫甚于此。毛泽东亦手提竹杖，步行上山，两脚污泥及膝，且满身沾泥，系滑跌于污泥中所致。
当红军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毛泽东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一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医生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
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红军总司令朱德曾亲至总卫生部之病房，慰问伤病兵，与参加乌江战役的红军受伤士兵谈话半小时。当时有乌江战役中侯之担部之伤兵二名为总卫生部收容而为其医治者，朱德亦略与其谈话，嘱他们安心静养。
马海德医生回忆朱德在会宁会师时的情景：“他瘦得像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他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五十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又回忆当时张国焘的印象：“政治委员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脸红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来，他怎么还能那样胖。”
刘伯承元帅回忆说，朱德涵养好，度量大。长征当中，张国焘再三再四逼朱总司令反对毛主席。朱总司令呢，不管你张国焘说什么，他总是不动气。总司令说：北上的方针，我是举了手的。朱毛、朱毛，朱是不反对毛的。
毛泽东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周恩来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但他不是固执地坚持己见。他在1934年夏也曾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人团”中的多数——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他就让步了。
周恩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对人和蔼可亲。长征途中，他亲手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唯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
1936年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任荣将军回忆说：在此期间，周恩来骑马到“红大”看望学员。他精神抖擞，满脸大胡须，是名副其实的美髯公。我们自动站在路旁欢迎他进村。他一下马就向我们问好，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你们，大家热烈鼓掌。
李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黄头发、脾气暴躁、令人望而生畏。他瘦瘦高高的身材，在红军队伍中鹤立鸡群。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伍修权曾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李德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什么事情没有办完。直至黎明，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
红军长征之初，李德仍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恺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果断粗暴。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
周恩来的警卫员顾玉平回忆说：“那个时候，除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大鼻子李德给配了炊事员，其他首长包括朱老总，都没有炊事员。”朱德的司号员邵永清回忆说，在长征路上李德一直要住最好的房子。有一次为了换房子的事，由于邵永清挡了李德的道，李德就用棍子敲打邵永清的腿，意思是让邵永清让道，令邵永清感到受了侮辱，一时情急和李德争执起来。
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就要求并被批准参加了林彪的第一军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战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这又招致了中国人的一阵臭骂，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当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并再次短暂停留时，翻译伍修权来看望过李德。伍被任命为第三军团副参谋长。李德坐在桌旁，不慌不忙地砸核桃吃。伍坐下来，也开始砸核桃。李德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军事关系，和砸核桃毫不相干。”
二十六岁任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的博古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博古主席”在苏区是很有力量的。他身材中等，很有学生活泼气。张闻天（洛甫）戴着不深的近视眼镜，出现于人群中，他的谈风轻松锐利，不似曾过万重山者。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王善于演讲，虽不像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两位领导人身上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疾苦之色。毛泽东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张国焘风格带严肃性、深沉性。范长江说，这是另一作风。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的这种态度与他们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胡奇才回忆说，张国焘心胸狭窄，心理阴暗，疑心重，更容不得不同意见。他得意人们像对待太上皇那样膜拜他，谁冲撞他就整谁。
张国焘特别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许多高级官员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各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
王平回忆：刘少奇重视政治工作，在长征中曾专门召集政工干部开会，讨论如何做好政治工作。他讲话的时候，喜欢离开讲台，到听众跟前，不时地问个“对不对？”“是不是？”别人发言的时候，他喜欢插话，有时发挥起来，讲个没完，大家都愿意听。他过事不忘，记忆力很强。王平回忆说，遵义战役后，刘少奇跟着红三军团行动，没有具体职务。袁国平回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就不代理了。他在红三军团的时间不长，但到以后抗日战争在晋察冀军区再次见到原红十一团政委王平，一眼就认了出来，并记得其在红十一团的职务，让人惊讶！
董必武长征时四十八岁，为最年长者之一。红军女战士危秀英回忆，董必武和蔼可亲，沉着稳健。长征之初某日黄昏，他们头戴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集合在山坡上开会，董必武正在讲话。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一炸弹，落于附近大约六米以外的地方，没有声响。人皆惊慌而董则走向弹坑看看，又抬头看看，然后对大家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林伯渠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曾与孙中山共事，创办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在红区所有财政均出其一手计划。林年将五十，白发朱颜，身体甚健，在8月余的行军中，林只骑十八天马，经常步行。
徐特立为教育部副部长，年逾五十。红军离江西时，徐本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此乃林徐两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
长征中有不少老同志坚持到了最后。特别是这一年已是五十八岁的徐特立，作为教书先生，穿惯了长袍，长征途中仍不改此穿着。只是这件长袍经过一年的磨损，补丁又增加了不说，加上头顶一个缝制粗糙的军帽，手拄一杆红缨枪，真有点文不文，武不武，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
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老同志，随红军长征时都在中央休养连，当时都只穿一身破旧棉袄，背个破挎包，里边就只有几本书、放咸盐的破纸烟盒和碗筷；林老在行军中手里总提着个马灯，以备夜间宿营时用；他们每走到宿营地都累得不想动了，找把稻草就躺在地上休息，可是谢老还常给大家讲历史故事，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过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战役”等等，鼓舞大家的情绪。
毛泽东手下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虽然秉性各异，但在长征中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能算打好了仗。
彭德怀看上去有点像倔强的牛。他为人粗豪，长得膀阔腰圆，这是他自小从事劳动的结果。用彭的亲密战友和同志杨尚昆的话说，“彭的脸像雕塑，两眼又黑又亮，充满了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辞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辞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
林彪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十岁，长得十分瘦小。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林彪，三十岁过不远，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脸，两眼闪烁有力，说话声音沉着而不多言。不过，无论意见与用词上，他的立场很坚决，一点不放松。
长征期间在林彪司令部的警卫连里任排长、1948年担任师长的吴兴说：“林会打仗，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又说，“林对那些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很好。”吴也承认，林彪这个人不健谈，吴回忆说，“林喜欢单独行动。”在长征路上天天见到林彪的李水清回忆说，林彪“寡言少语，像个大姑娘”。李水清长征中曾任一军团宣传员、宣传队长。
贺龙豪放爽朗，留着小胡子。走在街上总要吸引很多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说，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
红二、六军团甩掉围追堵截之敌，胜利渡过金沙江后，贺龙幽默地说：“我们过江没受什么损失，只给敌人扔下了几只破草鞋。”
余秋里在长征中对贺龙的印象是，身材魁梧，身着一身黑色衣裤，脚穿一双破旧的草鞋，手提一支长烟管。而关向应则身材瘦削而精干。
余秋里回忆说，长征途中某日，贺龙向六军团部队作行军动员。他说：“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蒋介石也睡不着觉了。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他用烟杆子敲了敲自己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一天，我贺龙请客，大家轮流睡上一天一夜。”红军战士听了他的讲话欢欣鼓舞，热烈鼓掌。
任弼时和蔼可亲，理智清醒，很尊重贺龙。当二、六军团会合时，他常指着贺龙向六军团的红军战士介绍：“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同志！”顿时，红军战士热烈鼓掌。
刘伯承的性格，特别是处境，与彭德怀大不相同。除了天天有克制地跟李德“吵架”之外，他用笔来作战。他一篇一篇地翻译和写作，跟李德唱对台戏。《军事翻译家刘伯承》一书的作者陈石平称之为“唱对台戏”是符合实际的。当然，刘伯承只能是不指名的，只能是各说各的。
刘伯承身体看来很瘦，四川人有这样高的个子，要算“高”等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红军以后，西南一带，对“刘瞎子”的威风，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战打坏了一只眼，身上受过九次枪伤，流血过多，所以看起来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锋。行军时，飞机炸弹还光顾了他一次，幸而不厉害。他在莫斯科曾经得到伏罗希洛夫的敬佩。“红军总参谋长”是每个红色战斗员都知道厉害的。
贺庆积回忆说：刘伯承虽然头部负过伤，右眼失明，但天资聪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行军途中，凡是他察看过的地形地物，询问过的村镇道路，都能一一记住，就连走哪条路，要翻几座山，过几条河，河上有几座什么样的桥，都讲得清清楚楚，真叫人暗暗称奇。其时，贺庆积率红二方面军十七师与三十二军作为一个纵队，在刘伯承指挥下一起行军。
毛泽东过金沙江时曾说：前几天有些同志担心，怕过不了金沙江，被人家挤上绝路。我就对恩来和总司念说过，不要紧。四川人说刘伯承是神龙下凡，我就相信这条能会把我们带过江去。
金沙江绞平渡口两岸都是峭壁，云南一侧到渡口的路又长又窄，要在峭壁上爬行三四公里，才能越到很窄的沙滩上。离金沙江边十五米处有一块约三米高的圆石。当时总参谋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他的助手叶剑英任演江指指挥部政委。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之后当天半夜时分，杨成武随刘伯承、聂荣臻登泸定桥视察，但见铁索铮铮，惊涛骇浪。刘伯承默默站立，望着轻轻摇动的铁索桥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做了多么大的牺牲啊！”杨成武说，刘帅素未理智冷静，如此动情则极少见。
刘伯承是军事家，他讲军事课深入浅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全都听得懂。大家听了还想听，总是听不够。红大长征中在军事教育方面，开设了《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和《苏军野战条令》等课程。张宗逊回忆说，这是刘伯承校长在戎马倥偬之中，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他开设条令课为的是红军的长远建设。
在红大期间，刘伯承只要有空就跟着听课。当每一项军事课程学习结束时，他都亲自作讲评和总结，他讲话通俗易懂，由浅入深，生动有趣，还善于运用典故，举例形象。例如他在战术课小结时，非常生动地比喻：我们千万不要学牛抵触的战术，去消耗、胶着。要学狼的战术。当一个人推车过来的时候，它不咬，只在旁边跟着，瞅准人推车上坡的时候，它才跳出来咬推车人的屁股，推车人不敢撒手，白白让狼咬掉一块肉。学员们听着笑声不断，印象十分深刻。
贺光华回忆长征中刘伯承在五军团行军时说：当五军团已经基本上上路出发了，刘伯承才骑上马随后卫部队行进。“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都很担心他的安全，董振堂军团长一再催促他先走，他却非常沉着，很有信心地说，你们都先走，我断后。”
叶剑英长征中三十左右，精干结实，相当瘦长，穿学生装，戴八角帽。其风度有几分西洋人味道；广东东江人的口音，还多少存留在口边。1927年广州暴动的基干力量是张发奎的教导团，而叶剑英是张发奎最器重的参谋长，同时亦为策划与指挥广州暴动的最中心人物。张发奎先生事前对叶毫不疑惑，依为心腹。叶之政治军事技巧，不能不称为相当老练。
胡奇才回忆说：徐向前是四方面军中最忙碌的人，日理万机仍不失统帅风范，总能沉稳处置，应付自如。
徐向前身体瘦弱，少语寡言，却有着惊神泣鬼的勇武。长征前夕，我见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在单杠上翻上翻下，练得认真刻苦，直到大汗淋淋才肯罢休。为使自己能有个强健的体魄以适应艰苦环境，他总是利用可利用的机会，认真、刻苦、主动地磨炼自己。
1934年9月，中央派程子华由江西至大别山。徐海东主动建议程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自己改任副军长。人称“老军长”。徐海东将军自谓曰：“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
长征中，每次大战之后，徐海东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者一天一夜，长者2至3日。徐睡后，部属皆不安，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徐海东醒，皆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也。
徐海东治军极严，动辄挥鞭挞人。某人提意见说他是“军阀主义。”徐海东回答：“娘的，不打好人。”仍不改其习。长征途中某日，大雨。部队宿营某村，夜半，前方传令：“快速前进”。其时，敌前堵后追，官兵亦十分疲劳，号声嗒嗒，全然不觉。徐海东殿后，挨家挨户检查，挥鞭先将团长、政委抽醒，逐屋鞑之，共驱出二百余人。某人亦在内，后徐海东问他：“不用鞭抽你，你能活到今日？”某人无言以对。
徐海东夫人周东屏回忆说，窑工出身的徐海东早年读过私塾，最爱看《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一类书。长征中一有空，就给战士们讲故事。他那有声有色的故事，常常说得我们哈哈大笑。
吴焕先和徐海东最喜欢唱京戏，吴政委的拿手好戏是学唱谭富英的《珠廉寨》，徐海东擅长唱高庆奎的《辕门斩子》。徐学唱《辕门斩子》中的杨六郎，声音洪亮高亢，声情并茂，颇有高派味道。周东屏在长征途中为吴和徐的忠实“票友”。
萧克于1908年8月出生于湖南的五岭地区，他勤奋好学，是个优秀的诗人。他身材细瘦，脸上长满雀斑，小时候一场病使他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萧克为人则比较内向，有点好为人师。但是他像所有勤奋而认真的人一样，总要寻根究底地调查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善于计划，行动坚决。
1934年10月某日，红六军团于贵州旧州擒一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并获一张一平方米大小之法文贵州地图。是时，有人谓沙勃特为“帝国主义分子”，该杀；谓地图为“帝国主义文件”，该烧。萧克见之则大喜，说：“吾获二宝也！”时人不解，问将军“鸟人鸟语，鸟图鸟文，何为二宝？”萧克回答：“勃是瑞士人，瑞士不属帝国主义国家。其次，瑞士与法国同属欧洲，应通法语，当为大用。”当晚，萧克礼待勃沙特，持马灯，请勃翻译地图，他用中文笔录记。陶汉章回忆此事说：“萧克文化高，有水平，处事深谋远虑，非一般工农干部所能比啊！”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命令，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当时，萧克年仅二十九岁，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
赵博生、董振堂两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红军。赵、董两人均系共产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红区，即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党中央。
肖劲光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擅长洞箫、二胡，亦能弹曼陀铃。他能以洞箫吹《春江花月夜》《苏武牧羊》《满江红》，以二胡拉《浏阳河》《信天游》，以曼陀铃弹《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最为拿手。长征途中，肖劲光携一管洞箫前行，常于人困马乏之际吹奏，官兵听之恍闻仙乐。
陈赓1935年时三十一岁，生性活泼，长着一张娃娃脸，脸颊红润，鼻梁不高。他曾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学员，后来成为红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
陈赓勇敢机智，调皮幽默，长征途中乐观开朗，最爱开玩笑。某日，陈赓听说红四团筹到了一批粮食和牛羊肉，特地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来红四团团部看望杨成武。杨成武很高兴，乐乐呵呵请他吃了一顿，临走又给他捎了几十斤粮食和牛羊肉，陈赓骑在马上翘起大拇指连声说：“好！好！”就在红四团即将过草地的头两天，他又骑着马匆匆赶来，苦着脸对杨成武说：“上次，你们给我的粮食、牛羊肉干也不知怎么丢了，如今马上就要过草地了，我没办法了，干脆，把你的那一份给我算了。”他说完，拿起我的那份粮食就要走，杨成武看他很着急，就又想法子再给他凑了点。
长征前夕，红三军团于江西苏区绑架一王姓土豪之子，索其财以作军饷。王土豪宁舍其子不舍其财。红军无奈，携其子长征。黄克诚善待之，爬雪山，过草地，命伙夫以箩筐担其行，并与其同拽马尾巴越岭攀山。后王土豪之子升任团长，战死沙场，年仅二十。将军厚葬之，哭之甚切。南方人王黄不分，皆以其为黄将军亲生骨肉也。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湖南郴县。当时秋雨淅沥，道路泥泞。红军第三师政委黄克诚随王平团行军。黄眼近视，目力不支，警卫员以木棍拉其手，导其行。某日夜，王平与其同行。王平走，他亦走，王平停，他亦停。后王平佯装跳沟，他亦使足气力跳。如此多次，始觉上当，骂王平“捣蛋鬼”。此后，凡见王平皆以“捣蛋鬼”戏称，直至古稀。
胡耀邦是参加长征的32名共青团中央委员之一，抵达陕北时，他们中间只有十四五个幸存者。胡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瘦削而结实，长征开始不久就患伤寒病倒，此时已痊愈。他是红军中央工作队队员，他对此非常自豪。
廖承志在四方面军中被指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双手被绑在身后，强迫行军。张国焘一路上带着他，直至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周恩来立即加以干预，使廖获得释放。廖获得自由后，把画图纸、蜡纸和刀笔等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对着它像对着祭坛一样鞠躬。廖说：“要不是你们，我就完了。”
成仿吾是著名文学家，与郭沫若、郁达夫并称“创造社”三杰。杨定华回忆说，在长征中见到成仿吾完全是士兵的装扮：破旧的棉军衣，腰束皮带，斜挎干粮袋，手持着一支手杖。杨定华说，他在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有人说出他的名字，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文学家。
杨成武、刘亚楼为政治型干部。红军长征时期一军团开大会，林彪、聂荣臻居主席台中央，杨成武、刘亚楼必腰扎武装带，分立两旁，威风凛凛，如二门神也。其间，俩将军不停挥拳呼口号，声若洪钟，气贯长虹。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性格开朗，直言快语，如同打机枪点射，“突突突”，完了。故杨得志回忆说，到李师长处接受命令，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否则他前面一句话，你还未听清，后面一句话就完了。又言，红十一师师长曾士峨，黄埔军校生，右手掌残疾。红军时期某战役，曾士峨命令杨得志将军曰：“敌人要抢占那个山头。你带特务连上去，一定把那个山头先抢到！抢不到我杀你的头！”将军晚年回忆曰：“抢不到山头杀我的头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曾师长是说到做到的。”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人们都知道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他最后死在苏联。
何畏，广东人，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后叛变），性暴烈，尤爱棍棒伺候。长征中某战失利，何畏迁怒于时任九军作战科科长的周希汉将军，将军当场顶之。何畏大怒，曰：“老子毙了你！”连发五枪，将军侧身挺立，仍目瞪何畏，无恙。后，将军曰：“何畏枪法不行，老子命大！”何畏曰：“老子不过吓吓你，哪舍得真打。”
人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何畏讲话，人亦难懂。为此，何畏连换几任参谋。周希汉到任后，细心琢磨军长发音规律，一星期即能听懂军长之广东话。何畏大喜，逢人便夸周：“这小子他妈的是天才！”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刚出发时，每人带半个月的干粮，规定每天能吃四两。红大校部一卫生员在一周内把半个月干粮吃得所剩无几。某日早晨出发前，全校人员集合，政委何畏宣布了该卫生员无视命令，违反规定，随便吃干粮的罪过，并立即执行枪决。
任荣回忆说，何畏原任红九军军长，后调“红大”任政委。何军阀作风严重，政治修养很差，根本不够当政委的条件。后来在延安“抗大”学习时逃跑，投奔了蒋介石。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余天云作战勇敢，性格暴烈，军阀作风严重，蔑视政治工作。某战紧要关头，奋勇杀敌。敌退后，傲慢地举枪对政委李先念说：“你不是搞政治工作吗？你念《土地法》能把敌人念垮吗？”
余天云与许世友为深交。两人均以作战勇敢且豪饮而出名，关系甚笃。
长征路上某日，余天云因坐骑马肚带松了，于马上摔下。余大怒，一枪毙了马夫。为教育余，张国焘革其军长职务，并调红大学习。1936年4月上旬，红大进驻丹巴县西北革什扎河边的大桑地区。余天云趁过丹巴马河时跳河自杀。
胡奇才认为余天云是位很能打仗的军事干才，战功卓著，为人耿直，敢说敢当，但个性强，脾气急躁，常冲撞张国焘。余天云自杀是张国焘迫害所致。当时已负伤的余天云不满张国焘对他的处置，过丹巴马河铁索桥时，就势从担架上往桥下一滚，掉下了滔滔急流。而任荣则认为，余天云军阀作风严重，自食其果。张国焘很多事情不对，但这件事并没有处理错。
胡炳云长征过草地第一次见许世友军长，差一点被杀。当时他们师师长叫胡集合部队，集合好后胡向师长报告。师长正与一位黑矮个子谈话。胡跑到跟前。黑矮个见到陌生人，眼睛一瞪，伸手就拔枪。胡拔腿就跑。后师长告诉胡炳云，黑矮个是许世友军长，把你当成奸细了，幸亏你跑得快，不然小命就没了。
许世友的酒量闻名四方面军，一碗酒端起来两三口就喝光，每喝必醉。他对自己在少林寺那段经历从不隐讳，常说：“我是吃肉喝酒的和尚。”胡奇才回忆说，长征前夕，许世友任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他常在防地清江渡尽地主之谊，分别邀请兄弟部队将领喝酒。
杜义德曾缴获一支二十响快慢机驳壳枪，随身佩挂，视为珍宝。1935年长征中，杜由三十军被调往三十一军任师政委。其时，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对杜说，人走枪要留。杜火起，断然说：“宁要枪，不要官。”结果，官没当成，枪被没收，撤职下部队拿长枪。
红四师师长洪超1934年才二十五岁，很能打仗，就是工作方法有些简单。王平曾回忆说：长征出发前，洪超师长打电话让我们派人去领枪，我向他报告说，团里每个战士都扛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他说，你就派一个排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我说，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派个排去怕赶不回来。这么一说，洪超师长火了，在电话里骂起来，并说要枪毙我。黄克诚政委在他旁边把电话接过去，问清了我们的情况才算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