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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从小就是一个学霸，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却被青春期的荷尔蒙捉弄，变得敏感而偏执。这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一切的起点是我喜欢上了一个男孩。有一次学校体检，测体重时他正好排在我的前面，而当我穿着有点紧的裤子站在秤上时，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大象腿”！
接着是一阵哄笑。“大象腿！大象腿！”其他人附和着。
我满脸通红，头都不敢回，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从此以后，“大象腿”成了我的梦魇。我决心减肥。我虽然饿得头晕眼花，但心想再减个五六斤，就会被他注意到吧。
一次偶然，我因为肠胃不适引发了生理性呕吐，卡在喉咙眼儿的食物不上不下，十分难受，我就只好用食指和中指抠了出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能够把吃掉的东西一股脑儿吐出来。后来我习惯了催吐这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受理智支配的时候，我会限制自己的饮食，以少油少盐低热量的减脂餐为主。但每当压力来临，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我就更想吃东西。一开始还算节制，但吃着吃着就停不下来了，直到胃部被塞满，全身动弹不得，缓好久才勉强站起来，接着奔赴另一段旅程：催吐。
减肥成功的我终于被那个男孩看见了，我如愿以偿开始谈恋爱。初恋的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带来的兴奋与刺激暂时取代了食物的诱惑。然而，不幸早已在此埋下伏笔。
初恋那件小事，终究没开花结果，但崭新的人生议题扑面而来。在大学接连经历了学生会主席团落选、主持人大赛被淘汰、约会遇人不淑，我终于想起了青春期的“减压大法”——从食物中寻求慰藉。我像失去理智一样搜寻各种高热量的食物，迷恋不停往嘴巴里塞东西的充实，暂且不必思考人生大事也无须直面生活难题。状态糟糕的时候，我每天都要进行几次这样的“仪式”，甚至为此翘课、挂科。我的脸庞是浮肿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皮肤上渗出紫色的出血点，牙齿被胃酸腐蚀。我再也不是那个出类拔萃、闪闪发光的女孩，我开始把自己隐藏起来，宁愿在小花园冰冷的板凳上孤独地坐着，也不愿回到温暖舒适的宿舍，因为我觉得自己只配拥有前者。我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根本无法启齿，只能一次次奔赴食物的召唤。
我也无法获得专业救助。我曾鼓起勇气去看心理医生，反被医生责问：“以前物质匮乏的时候怎么没人得这个病呀？小小年纪，干什么不好？好好吃饭，再找点有意义的事情做。”连我最信赖的爸妈也爱莫能助。妈妈说：“谁不喜欢吃香的，你没有病。”爸爸说：“你需要一些自制力。”这些话更加剧了我的自我怀疑，于是我更加自律、精进；每当对食物的渴望如龙卷风袭来时，我的自控力就石沉海底。
于是，我在网上寻求“自救”，搜到厌食症（anorexia）和暴食症（bulimia）的症状，并依此确诊了自己的进食障碍症，还了解到它可能是致命的。我心惊胆战地把注意力转到读书上来，大四那年，我收到包括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乔治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名校法学院的录取通知，最终选择了纽约大学。
在纽约，学业负担和语言障碍让我的生活天翻地覆，对自己的失望和失控的焦虑感再次引发进食障碍。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医疗保险涵盖了心理咨询和治疗，我终于开始看心理医生了。
不出所料，我被确诊进食障碍症，还伴有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医生发现，一旦压力超过负荷，我就会焦虑，焦虑让我暴食，暴食后的内疚导致催吐，而催吐让我状态更糟，从而出现抑郁。何以解忧？唯有美食。于是，开启恶性循环。
“倘若你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一点，”医生尝试给我建议，“你觉得自己还会有压力吗？”
“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在心里翻了一个白眼，高标准已经成为我的人格标签了，如果降低要求，我怎么还会是我？于是我对医生说：“抱歉，这个阶段我无法降低要求，我需要修完学分，顺利毕业，通过律师考试，成为律师……”
“亲爱的，你不需要对我说抱歉，这是你自己的身体，”医生耸耸肩，“那就祝你好运吧。”
虽然我没有采纳医生的建议，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我，每周一次的如期会晤，让我可以袒露心声。终于有那么一个人真心真意听我倾诉，并希望我康复，我必不能辜负。于是，在她的陪伴和支持下，我在法学院的学习生活平稳度过。
毕业后，我通过了纽约州司法考试，如愿成为一名律师。经过华尔街的历练后，26岁的我成为了上市公司的副总裁，负责融资上市和投资者关系。与此同时，我在纽约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在曼哈顿下城的公寓里，谈笑有鸿儒，被友谊和艺术滋养的我，活得风生水起。那段时间，进食障碍销声匿迹，但当我跟当时的男朋友倾诉暴饮的经历时，却被他评判。从此以后，我给心灵筑起了一道藩篱，发誓绝不会再提起那段往事。
在上市公司工作两年间，我被创新、创业和企业家的进取精神所吸引，决定攻读MBA，主修创业与创新型企业管理。紧锣密鼓申请后的三个月，我如愿以偿收到了沃顿商学院的橄榄枝。
商学院紧张而忙碌，我跟男朋友两地分居，疏于联系，半年后达成共识，就此别过。失恋带来的伤痛缓慢弥散，我的饮食障碍变本加厉，并陷入抑郁，每天在暴食、催吐和补偿性健身中循环往复。
有时我想自己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样了，但也有一些时候——当费城凛冽的风把我的脸吹疼，当纽约清冷的阳光化开我睫毛上的冰霜，当妈妈发短信提醒我“天冷加衣”——我会对自己说：“这个世界还有一些人和风景等着你，请你好起来。”
春暖花开时，我找到一些残留的力气，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接受以认知行为学和积极心理学为主要干预方法的心理治疗，同时参加了医学院正念减压课程。
正念练习加心理学干预，让我的生活逐渐驶向正轨。在拥抱健康生活方式疗愈自己的过程中，我成为商学院的养生达人，是抗炎饮食、把杆运动（barre sculpt）
和正念冥想的推广者。而我自己在商学院的创业项目叫作“身心健康咖啡馆”（wellness cafe），目标是把世界范围内跟身心健康相关的产品通过垂直电商平台推荐给中国用户。
创业小试牛刀后，我更加笃定要致力于健康事业。商学院毕业后，我加入了好莱坞影星杰西卡·阿尔芭创立的美国诚实公司（The Honest Company），立志把这个风靡全球的健康环保母婴品牌带回中国。万万没想到，公司董事会临时开会决定暂停中国区运营。回到阔别十年的故土后，我却在几个月内丢掉了工作。当初告诉爸爸妈妈我要回国，他们是那样开心，可还没来得及一起吃上几顿饭，“饭碗”就不见了。眼看“老朋友”进食障碍要重新得势，但这次在我人生的低潮时刻，一个男人走入了我的生活，他就是Joey。
那时我刚开始在北京创业，和Joey的关系越来越深入，我却一直没有告诉他我的秘密，怕把他吓跑。我知道自己没有绝对坦诚，创业压力又把我逼到了失控的边缘。有次我不得不求他走开：“我有进食障碍，这会儿压力有点大，必须要暴饮暴食才能舒缓，你能不能先回避一下？”
他先愣了一下，说：“你要吃什么？我陪你吃。”
我说：“你别闹了，我确诊的是进食障碍症，属于心理问题。”
他拍拍我的肩膀：“谁没个心理问题，你这个问题听起来还挺健康，无害于他人和社会。”
我突然想起我的心理治疗师曾说过，进食障碍患者大多很善良，宁可委屈自己的身体，也不轻易找人倾诉，因为怕给别人添麻烦。
Joey带着我去吃平日里我不允许自己吃的“能量炸弹”，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酣畅淋漓。因为是正大光明地吃，我的负罪感也减轻了，不再狼吞虎咽，开始真正享受食物本身的味道。
那天，我向Joey表达了感谢，那标志着我与食物极端关系的拐点，也开启了我的康复之路。
Joey送给我的第一个生日礼物是“觉察与成长七日工作坊”，由胡因梦老师带领。
当胡老师知道我在跟进食障碍较劲时，轻轻一句：“自律也是一种内在暴力。”我却获得犹如醍醐灌顶般的领悟。
“谢谢老师，我会努力改变的。”我说。
“不要再努力了，放松下来吧，记得要松静自然。承认自己是个凡人，接纳自己有病，不用羞耻，也不要抗拒，承认问题是一种修为。”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朦胧的泪花中，我跟胡老师对视着。她有一双慈悯的眼睛，犹如清澈深邃的湖泊，每一圈闪烁的涟漪都是爱的语言。
“很好，现在请你闭上眼睛，观想一下身体里那个从来不被接纳的部分……”
在胡老师的引导下，我闭上了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女孩：她有着健康的身体，光洁的皮肤，自然卷曲的头发，不亦乐乎地忙活着，一会儿做瑜伽，一会儿在大自然里奔跑；她吃健康洁净的食物，规律运动，没有不良嗜好，用心生活，真诚待人，努力实现着自己的理想；但有时，她会受挫，会孤独难过，还会暴食，赖床，不自信，处于低价值和低能量的状态。我看到她的身体蜷缩着，眼睛里失去了以往的光彩，眉头紧锁，像是一只被困住的小动物。
这时，一个声音说：“请拥抱那个不曾被接纳的自己……”
原来，这个女孩就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在那些需要被爱和慈悯浇灌的低谷，我并没有接纳她。我无法接纳不自律的她，无法接纳有压力和困难情绪的她，无法接纳暴饮暴食的她，无法接纳变胖和失控的她。如果在每个脆弱的瞬间，我都能够张开双臂，去拥抱迷茫无助的她，那么，这一切会不会有所改变？
这时，我仿佛看见自己走向那个小女孩，张开双臂，紧紧抱住她，温柔地对她说：
“你已经很棒了。”
“你一直在努力着。”
“你可以脆弱，可以失败，这些都是被允许的。”
“你需要好好休息。”
她的眼睛恢复了神采，眉头渐渐舒展，面色红润起来，发丝飘舞在风里。原来爱和接纳一个人，是可以创造魔法的。
后来，当我想用食物填补心灵空缺，我给了自己“允许”，并决定全然接纳那一部分的自己。我不再有羞耻心，也没有催吐，我不需要急于抹去做错事的痕迹。我既可以自主选择，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结果。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能稳稳地接住自己。
从那天起，和我交战了二十三年的进食障碍，终于归隐江湖了，到目前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