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扩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约二十年间，租界的开辟出现两种状况。在战争结束未久时划定界址、订立中外约章的租界大多顺利开辟。随后情况有了变化，特别是根据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规定而拟开辟的租界，最终均未建成。在这一阶段中，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国家仍只有英、法、美三国，但这种特殊的居留、贸易区域则从原先的两个通商口岸扩散到了七个通商口岸。

如同“独立王国”的上海租界，是西方殖民者理想的乐园，可作为他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建立居留、贸易区域的模板。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英法联军的胁迫下，清政府于1858年6月与英国订立的中英《天津条约》除了规定清政府须增开牛庄、登州等府城以及镇江和汉口以下长江沿岸不逾三处为通商口岸外，还规定英国人可在新开各通商口岸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 已开五个通商口岸中，英国人在上海等地“另有”的一项“取益防损”措施，即是侵夺其租赁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使当地成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如同“国中之国”的租界。该条约的这一规定使英国在新开各通商口岸开辟租界有了条约依据。

1860年10月，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后，清政府又被迫与英、法两国分别订立《北京条约》，同意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11月，英国公使卜鲁斯派参赞巴夏礼等去天津确定英租界界址。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奕訢起初希望能抵制天津英租界的开辟，但在此时天津仍由英法联军占领，武备院卿恒祺、候补京堂崇厚等在津官员无法阻止英国人行动，只得声称外国人在天津全城占据民房、官署，造成种种窒碍；允准他们在天津租地建房，可令其归还所占房屋，“庶得两无妨碍”。 经实地查勘，巴夏礼等选中天津城东南两三里许、海河西岸紫竹林至下园一带土地。12月6日，奕訢收到卜鲁斯的照会，其中称拟“代国永租”津地一区，作为起造领事官署及商民建造住房、栈房之用。该地区东界海河，长255丈5尺，西界长度相仿，北界长约200丈，南界长约70丈，面积约440亩。奕訢等认为，英国依据条约，要求“立契永租”土地，“未便拂其所请”，于12月8日同意其要求。经咸丰帝允准，直隶官员旋与英方确认了天津英租界界址。未久，经再次实地丈量，该租界面积被认定为489亩左右。

1861年初，卜鲁斯派参赞巴夏礼与英国舰队司令贺伯等率战舰至长江沿岸新辟各通商口岸察看形势，勘定租界界址。2月19日，巴夏礼一行抵达镇江。此时，主办镇江开埠事宜的道员尚未赶到，经巴夏礼等催迫，京口副都统巴栋阿便饬令镇江知府师荣光、丹徒知县田祚代为办理镇江英租界勘界等事宜。据镇江当地一份资料的记载，巴夏礼于会商时宣称，他已择定镇江城北甘露寺前、新城内外的一片平地为英国人“建署建栈”的地段。师荣光因这一区域位置冲要，就以太平军在攻占镇江时所建的新城业已“奉谕旨存留”，“碍难擅动”，拒绝出租这一区域。 巴夏礼只能转而要求在镇江城西门外五里的银山上下开辟英租界，并于2月23日与中国官员订立永租地基批约，其中规定将山上山下已毁于战火的原有庙宇、民居所在的空地两段永租于英国。山下一段西起长江边小码头，留出4丈宽沿江公路后，沿公路往东140丈，宽24丈，面积约112亩；山上一段长、宽均照庙舍原来规模，面积约30亩。该约规定，出租之地由英国驻镇江领事分为官商建筑署栈之用，均照领事所定章程办理。这是在中外约章中首次确认由外国领事专管租界内行政事务。未久，因除去江边公路后山下一段土地宽度不敷24丈，双方又议定，该租界东至镇屏山巷一带为界，南至银山门街一带为界。后经实地丈量，山下一段土地的面积约为130亩5分，山上一段土地实际面积为26亩，整个镇江英租界的面积约为156亩。

初步勘定镇江英租界界址后，巴夏礼等于3月11日抵达汉口。经查勘，他们拟将靠近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地段作为英租界界址。因湖北布政使唐训方等坚决反对，他们同意设租界于汉口镇市以下街尾一带。其界址为自长江边花楼巷往东8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长250丈，深110丈，面积为458亩80弓。3月21日，唐训方与巴夏礼订立永租地基租约。该租约指明将这一地段“永租”给英国政府，并指明当地划分地段、建造公路等一切事宜，全归英国驻湖北领事专管，“随时定章办理”，再次确认英租界由当地英国领事专管的制度。该租约还规定，英国人不得再在花楼巷以西租赁土地，以免妨碍汉口镇市铺屋；其他国家来汉口租赁土地，也须一律办理。

3月22日，巴夏礼等自汉口返抵九江，与署江西布政使张集馨等会商在九江“租地、互市”等事项。次日，巴夏礼乘船去湖口察看形势，认为鄱阳湖为江西咽喉，湖口又扼鄱阳湖咽喉，便提出改在湖口开商埠、辟租界的要求。湖口系战略要地，江西官员以当地地理环境不适宜泊船互市等为由，劝说巴夏礼仍在九江开埠通商。巴夏礼被说服后，于3月25日与张集馨等在九江府城西门外划定了英租界四至：西自龙开河口起，沿长江往东，长150丈，向南进深60丈，面积150亩。 同日，双方又依据开辟汉口英租界的约章，订立九江英租界租地约章，同样规定该租界“一切事宜”由英国驻九江领事专管，“随时定章办理”。然而巴夏礼仍觊觎湖口等地，因而该约又规定，“如一年之内，两国大宪查有别处地方较于九江府城开设码头更属妥协者，则在该处地方会同地方官再行勘量地基”。 后因英国人未在附近找到更适宜通商之地，九江英租界于次年正式开辟。

开辟九江英租界的约章订立未久，开辟广州英租界的约章也正式订立。1856年12月，英国商民在十三行商馆区租赁的区域被大火焚毁。1857年底，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以原英国署广州领事巴夏礼为首的广州外国人委员会逼迫广东大吏重新划定供英国商民营建房屋之地。他们以原先租赁的区域过于狭隘为由，要求租赁广州城外西濠口以东地段或珠江旁滩地沙面。署理广东巡抚毕承昭等再三劝阻，不能中止，便以“西濠居民甚多，若令迁徙，过于扰累”为由，拒绝出租此处地基，但同意英、法两国租赁江边的官地沙面。 此时英国商民大多看好珠江南岸的芳村、河南，因为那里邻近外商的仓库，又与广州城中隔珠江的白鹅潭，使外国居民容易得到保护。巴夏礼认为，芳村或河南与广州城有珠江相隔，交通不便，日后必定对租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要预防广州民众攻击租界，只要在沙面挖条小河分隔租界和中国民居即可，英国军舰也可在白鹅潭停泊，以保护租界，并可在状况紧急时接走界内居民。1859年5月，英国政府决定租赁沙面。因沙面是片江滩，必须先从水底填筑地基后才能建造房屋。这一工程耗资巨大，在当时成败难料。毕承昭等指出，无论工程成败，费用应由英方负担。巴夏礼则扬言，若工程失败，英方不负责任，并于不久后迫使署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屈从其要求。 至1861年夏，历时两年、耗资32.5万银圆的沙面填筑工程完工。9月3日，两广总督劳崇光与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订立永租沙面约据，规定将沙面岛西部划为英租界，面积为该岛五分之四，共264亩。这一约据又规定，英国可任意使用该地区，中国官府除收取年租外，不能在当地“执掌地方”、征收饷税、经理一切事宜， 进一步确认了该租界作为“国中之国”的特性，即中国已丧失当地的行政管理权。

目睹英国于数个月间在中国开辟了一批专管租界，共同组织侵华联军的法国也垂涎欲滴。在天津，一名法国军官参与了1860年11月英国人对英租界界址的实地查勘。此时为法国人保留的是块河岸弯曲、住户较多之地。1861年5月，法国参赞哥士耆在抵达天津后勘定了法租界界址。该租界位于英租界西北，东、北两面濒临海河，西至紫竹林大街牌坊，即距海大道不远处，面积439亩。 6月2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哥士耆订立《议定紫竹林地基条款》。条款中虽无多个中英约章中有关领事专管租界一切政务的规定，但依据法国已取得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法国可一体均沾英国人获得的特权。

在广州，法国商民于鸦片战争后继续以十三行商馆为居留区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商馆被毁。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广东官府于1859年被迫同意将珠江边的滩地沙面租借给英、法两国。 1861年夏，沙面填筑工程完工。根据法、英之间的协议，法国支付工程费用的五分之一，获得沙面五分之一的土地来开辟法租界。9月3日，两广总督劳崇光与英国领事罗伯逊订立永租沙面地基约据，其中规定广州英租界位于沙面西部。广州法租界界址也被同时确定。该租界位于沙面东部，三面环水，西接英租界，面积66亩。

在此期间，上海租界的格局发生变化，形成一个公共租界和一个专管租界并存的局面。1854年7月，上海英、法租界形成时，英、法、美三国领事擅自修订，又经三国公使批准的《土地章程》规定，英、法租界将统一行政。但在实际上，法国代理领事爱棠等人并不愿意放弃法租界的独立地位，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在宣布接受该《土地章程》时声称，该章程尚须经法国政府批准。在此期间，英、美、法等国海军指挥官曾要求占领上海县城的小刀会发布通告，传令会众不得进入租界，但经英、美军官核阅过的通告仅禁止他们携械通过洋泾浜以北地区，并未包括法租界。爱棠要求修改该通告，但未被理会。爱棠十分恼怒，因而在统一行政的通告才发出两星期时就不接受新组建的租界工部局对法租界的管辖。接着，法国公使也对该《土地章程》表示不满，认为其有损法国利益，要求法国外交部部长不予批准。此后，该工部局和英、美领事一再催促爱棠在法租界实施该章程，但都没有结果。1861年6月，布尔布隆授权爱棠，宣布法国皇帝没有批准合并上海法租界的《土地章程》。1862年4月29日，爱棠又宣布，在上海法租界特设市政机关，处理并掌管界内一切事务。 上海法租界与英租界正式分道扬镳，成为各自为政的专管租界。

在上海法租界分离之际，英、美租界则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合并事宜。美租界形成后，界内侨民稀少，并未选举产生市政委员会即未组建工部局，设置巡捕房等事务由设于英租界的工部局兼顾。1862年和1863年，英租界两次租地人会议都通过了合并上海英、美租界的决议。为了落实这一决议，上海美租界须有确定的界址，于是美国领事熙华德便为划定其界址而积极交涉。1863年6月25日，署上海道黄芳与熙华德议定了该租界界址：西自护界河（即泥城浜）对岸之点起，向东沿苏州河及黄浦江到杨树浦，沿杨树浦向北三里为止，从此向西画一直线，回到护界河对岸起点。不过，双方没有细勘界址，更未竖立界石。随后，熙华德于9月21日召开该租界租地人会议，决定依据英租界租地人会议的决议，将美租界所有权利和义务移交给英租界工部局。 有些英租界租地人认为美租界刚开始市政建设，入不敷出，必将给英租界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如果不将这两个区域的财政分开，他们就反对合并。 不过，多数租地人仍支持合并。11月30日，英租界租地人会议通过分担美租界市政经费的议案。12月底，上海英、美租界的合并得到英国官方批准，上海公共租界正式形成。 起初外国人通常称这个合二为一的租界为“上海外人租界”“上海洋泾浜北首外人租界”，也称之为“上海英美租界”。整个租界分为英租界、美租界两个区域，其中，美租界也被称为“虹口租界”。华人通常仍分别称之为“英租界”“美租界”，后来也合称之为“英美租界”。

在此期间，美国也在天津增辟了租界。英、法两国先后在天津开辟租界后，首任美国驻天津领事于1862年抵达天津。为了表明对美国一视同仁，天津官府有意让美国在天津开辟一个专管租界，发给美国领事一份租契。天津美租界四至为“北自英租界始，以南至闽粤茔地为止；又东自海河起，西至海大道为止” ，面积约131亩。

在此期间，也有数个英、法两国拟辟的租界出于不同原因而未开辟成功，其中包括营口、江宁英租界，汉口、烟台、江宁法租界。

牛庄是根据中英《天津条约》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增开的通商口岸。1861年初夏，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密迪乐在辽河口实地考察，他认为牛庄距辽河入海口甚远，商船停泊不便，要求将海口附近的盖平县没沟营作为通商口岸。没沟营又名营口。经与盛京将军玉明派出的牛庄防守尉毓昌等多次商议，中、英双方确定在没沟营迤东辽河沿河地段开辟英租界，其东西沿大道丈量282丈，其南自大道北壕起，北至辽河边，面积为197.67亩。8月，双方订立的租约规定，界内一切事宜，统归英国领事专管，随时定章办理。 这一地段芦苇丛生，地势低洼，不久后逐渐塌入辽河。尚存地段面积有限，虽有若干建筑，始终未建立工部局、巡捕房之类的市政机构，最终没有发展成租界。连同这一英国租地，在营口实际上形成了一片华洋杂居区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军占领了烟台。自1861年起，法国人便力图在烟台的烟台山一带开辟租界。1862年底或次年初，中国官府划烟台山南麓211.75亩土地为法国租界。因与英国发生利益冲突，法国于1866年放弃开辟该租界的计划。此后烟台山及其山麓未发展成由外国人专管的租界。

1858年订立的中法《天津条约》规定，江宁为增开的通商口岸之一。此时，江宁被太平军占领，是太平天国的天京。1864年，清军夺回江宁。次年5月，通商大臣李鸿章的随员应宝时等与法国驻沪副领事在江宁会谈，大致确定了江宁法租界界址。该租界位于龙江关外沿长江地段，其东北为随后初步划出的江宁英租界所在地，面积约239.6亩。 战后市面萧条等原因使江宁迟至30多年后才开埠，因而该租界并未开辟。

随后，应宝时等也与英国官员初步划出江宁英租界所在地。这一地区位于草鞋峡沿江、七里洲对岸，在刚划出的法租界界址东北，面积约253.5亩。由于江宁在战乱后各业衰落，未在此时开埠，该租界因此也未开辟。

法国还于1863年初要求开辟汉口法租界。同年夏，在总理衙门允准这一要求后，湖北官员同意出租一块汉水沿岸的地基。法方以汉水系中国商船经由之路，法国商船碍难通行，且所指地基僻在一隅，地又洼湿，距贸易区甚远为由，拒绝租赁该处土地。他们要求租赁位于英租界西南、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龙王庙一带。这一图谋违背开辟汉口英租界时中、英双方的约定，即所有外国人都不得在花楼巷以西租赁土地，因而无法实现。 两年后，清政府允准法国人租赁英租界东北至汉口城墙之地来开辟法租界。 此后，因在普法战争中惨败，随后又忙于侵占中南半岛，并与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法国人尚未开辟这一租界。

1875年初，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滇缅边境被杀，经英方威胁，清政府不得不为善后事宜与英方在烟台进行谈判。此时，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在各通商口岸离口百里之处划定免除洋货厘金的界限。中方代表李鸿章以免厘范围太广，厘金损失太大为由，未予允准。最后，双方在1876年9月订立的《烟台条约》中规定：中国增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等处为通商口岸；各口租界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避免漫无限制；尚未开设租界的新旧各口岸，都应由英国领事会同各国领事与当地中国官员一起划定租界界址。此后，英国拟在宜昌、芜湖、温州开辟租界，美国也拟在温州开辟租界，但这些租界全部未能开辟成功。

1877年3月21日，英国驻沪代理领事达文波与徽宁池太广道刘传祺初步商定，划芜湖县城西门外长江边停泊、堆置木排的滩地为租界。英方曾认为这一区域是英租界，中方则认为这并非一国的专管租界，而是各国通商租界。其界址南起陶家沟，北抵弋矶山脚，东起普潼山脚新安普潼塔，西抵长江，南北约长2里，东西宽里许，面积约719亩。因当地居民、木商抵制，相持多年，英国商民未能在界内租地。至1904年，经芜湖关道童德璋与英国领事柯韪良会商，这一区域被改成由中国官府自设巡捕、自办市政工程的公共通商场，当时被称作“各国公共通商租界”。

1877年4月21日，英国领事京华陀与荆宜施道孙家谷订立开辟宜昌英租界的租约，其中确定，该租界位于宜昌府城南门外长江沿岸，自汉景帝庙南侧起，至龙王庙南墙，沿江处长173丈9尺，进深参差不齐，面积共90亩。该租约还规定，界内一切事宜，全归英国领事专管。因中国业主等索要的地价高于英国人准备支付的价格，双方交涉半年多仍未成交。最后，因英国政府没有租赁这片土地，该租界未被开辟。

1877年初，在英国驻沪代理领事达文波前往芜湖之前，他先抵达温州，与温处道一起选定了暂作租界的地段。5月1日，英国驻宁波领事阿查立与温处道订立中英约章，确定暂作各国通商租界之地设在瓯江南岸，自温州东门西城角起，至永清门西城角止。未久，英国人便称之为英租界。中方也拟修改约章，规定界内市政建设和管理的一切事务，不必远送北京由各国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等处核办，而是可由温处道与英国领事就近商办。 后因当地中外贸易并不繁盛等，并无英国人来界内租赁土地、建造房屋，英国领事馆等建筑则建在位于瓯江的江心屿上，该租界也未形成。

在中英订立于温州开辟租界的约章之前，美国驻上海领事已抵达温州，于1877年3月27日与温处道订立开辟温州美租界的约章，其中规定：该租界北临瓯江，西接英国拟划为租界的区域，南北宽90丈，东西长250丈；界内修筑道路等事务，都由美国领事专管。 后由于当地中外贸易并不繁盛，美国人没有在当地租赁土地、建造房屋，该租界因此也未开设。

《烟台条约》订立后，在各地租界实行洋货免厘，连同不能加征其他捐税，清政府在租界内的税收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清政府也开始认识到租界对中国自主之权的损害，力图有所补救，因而在与英国订立开辟温州租界的约章中订入界内安置路灯、扫除灰粪等一切事务，应由各国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等处核议办理等条款，后来又拟改为均由温处道与英国领事商办。1885年，中英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中规定，“须再行商酌”在未开辟租界的通商口岸一概划定租界界址等事宜。这种状况表明，清政府已改而采取防止列强在中国增辟租界的立场。在这一年，中法战争结束。两年后订立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规定，增开广西的龙州和云南的蒙自、蛮耗等地为通商处所；同时指明，这些陆路通商处所，不可仿照上海等通商口岸设立租界。此后，蒙自等地只是形成较大的外国人居留区域，它们都未发展成租界。

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增辟了天津、镇江、汉口、九江、广州五个租界，使英租界一度达七个之多。法国增辟了天津、广州两个租界，使法租界增至三个。美国增辟了天津美租界。由于在1863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1880年天津美租界被归还给中国，英租界减至六个，作为专管租界的美租界不复存在，因此至1880年底在上海、厦门等七个通商口岸共有英、法两国的九个专管租界，并有一个公共租界。 14WSRk9au23Ypeypbioa7NYal5bYVSnhbhbjoSOn5bBLgquhI/bVM3MPNSt1fw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