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地税

根据租界开辟时与清政府的约定，租界开辟国政府或外国侨民在支付租价或地价取得租界内土地后，还须每年向中国政府缴纳一笔租金或税款。在上海、广州、厦门等地租界，这笔款项被视同土地的租金，被分别称为“年租”“租银”“地租”“租费”“永远租钱”等，在镇江、汉口、九江、苏州、杭州、重庆等地租界，系作为土地的国税，即被称为应完“钱粮”“税钱”等。除厦门英租界的“租银”具有地租性质外，其他无论是“年租”“地租”，还是“钱粮”“税钱”，实质上都是向中国政府缴纳的地税。在天津，多国租界的租地人按照相同的章程，在相同的期限内缴纳相同的款项，只是在有些租界被称作“租钱”，在另一些被称作“钱粮”。

各租界的地税税率，均在租界开辟时由中国地方官员与有关外国官员商定。上海、天津、汉口等地都有多个租界，当地最早开辟的租界所定地税标准，往往为随后开辟的租界参照、沿用。由于各地地税的税率本不相同，有些租界又另行规定税率，因此在各地租界每亩土地应纳的地税是有所差异的。

在上海、广州、天津、重庆等地租界，中国官府向外国政府或外国侨民所租、所购土地征收的地税，高于当地华界同类的土地。

1844年，英国人开始在上海租赁土地时，上海县的每亩土地所纳田赋即地税包括正粮及加耗二斗多至近三斗，再加人丁银等约一分六厘，折合成制钱约为1300文。 英国人租赁土地时除支付被称为“押租”的押金外，每年秋收后须向中国业主交纳年租。年租包括上缴官府的地税与业主的土地收益，每亩为数千文。不久，中英官员为划一年租，按照“年租减钱一千，增重押租十千”的办法，通过增加押租，使年租都降至每亩1500文，即略高于当地地税。以英商宝顺洋行而言，每亩租地的年租从原来的3574文减少2074文，降为1500文，押租则从原来的99880文增加20740文，升至120620文。 由于外国租地人从不退租，押租因此转化为地价。年租也不再经中国业主转交中国官府，而是由外国租地人直接向中国官府完纳，因而转化为地税。此后，上海英、法、美租界，以及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的上海公共租界，外国人所租土地的年租均为每亩1500文。清军打败太平军、收复苏州等地后，上海等地都于1864年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地税，使得上海租界的地税远高于华界。

1860年英国开辟天津英租界之际，天津官府宣称，界内每亩土地每年应完钱粮为白银一两五钱至二两。英国人便要求查照天津县地丁原册，来对所租土地征收地税。实际上，当地地税约为每亩白银二钱八分，约合制钱400文。经双方交涉，最后以上海租界为先例，每亩交纳年租1500文。 次年，中、英官员订立永租沙面地基约据时规定，广州英租界每亩土地的年租也与上海租界相同。同年，开辟天津法租界时，中、法官员商定，界内土地每亩应纳永远租钱2000文，其中1000文交付中国官府，另一半留在法国领事馆内，作为该租界修造道路等市政工程经费和巡捕薪金。 于是，天津官府在天津法租界实际所收地税反而低于天津英租界。此后，在天津陆续开辟的德、日、比、意、奥等国租界都沿用法租界章程，每亩土地每年须向中国官府缴纳的地税均为1000文。

甲午战争后，在订立开辟重庆等地日租界的约章时，中、日双方拟将界内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来收取租价，同时将地税分为三等。其中重庆日租界实施了上等地地税为每年银圆二元二角五分，中等地为二元一角七分五厘，下等地为二元一角的征税标准。这远远超过了当地原来所征的地税。

在镇江、汉口、九江等地，中国官府以当地原先的税种和税率来向租界土地征收地丁银和漕粮等。

1861年，在开辟镇江英租界时，中、英官员约定，界内112亩濒临长江之地系山田，照科则计算，每亩地丁银一钱一分七厘五毫，漕米七升八合八勺，共计银十三两一钱六分，米八石八斗二升六合；位于山上约三十亩土地系山地，照科则计算，每十亩作为一亩完粮，共计银三钱五分三厘，米二斗三升七合。两段地基每年应缴纳地丁银十三两五钱一分三厘，漕米九石六升三合，每石米折价银三两，整个租界应纳地税共为四十余两白银。

随后，在开辟汉口英租界时中、英双方约定，依据当地征收钱粮的税率，该租界每亩土地应完地丁银一钱一分七厘，漕米二升八合四勺，每石米折价银3两，整个租界每年应纳地税约为92.7两白银。 三十多年后在汉口陆续开辟的德、法、俄、日四国租界也沿用汉口英租界办法，界内每亩土地应完纳的地丁银和漕米，都与英租界一致。其中俄租界每年应纳的地税为白银83.842两。

在九江英租界，同样依照当地地税的数额来征收税款。九江一带土地除须缴纳地丁银和兵米外，遇闰月要加收地丁银，地丁银内还要加火耗银。九江英租界的每亩土地每年缴纳地丁银一钱零三厘，整个租界共须缴纳15.45两，遇闰月加银七钱七分二厘；每亩应完兵米四合二勺七抄七撮，共计六斗四升一合五勺五抄，每石兵米折银二两四钱，共折银一两五钱四分；地丁内还有火耗银一两五钱四分五厘，遇闰月加七分七厘。连同地丁、耗银和兵米折价，该租界每年应纳地税约为白银18.5两，遇闰年约为19.4两。

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是清政府主动开辟的租界，因而中国官府不仅仍按原来数额征收地丁钱粮及海滩地租，并且同意将所收租税均转交公地工部局“贴充经费”。只有嗣后新填海滩应完的地租“仍归中国地方官收纳”。

在苏州、杭州等地，中国官府同意先向租界内外国人所租土地征收较低的地税，至租界繁荣后再酌情提高税率。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杭州是锦绣江南的鱼米之乡，历来是赋税极重之地。特别是苏州府部分良田在1864年清政府降税前每亩实征的税米超过四斗，为全国之最。 1896年，进行开辟杭州日租界谈判时，中、日双方同意界内每亩土地每年“只缴完钱粮”二银圆。双方又商定，30年后租契期满、换契续租时，如果当地“商务兴旺”，应由中国官员与日本领事参照租赁时价，酌量加增地税。

1897年开辟苏州日租界时，中国官府以苏州地税向来重于他省，界内土地每年每亩必须完纳4000文税钱。日方以各国租界的地税，至多不过其半；苏州税额偏重，恐将来日本商民欲来苏州贸易者，闻之裹足不前予以反对。最后，双方在开辟该租界的约章中约定，界内土地每亩每年的税钱为4000文，但在最初10年减为每亩征收3000文。

厦门英租界的情况较为特殊。1844年，中英官员划作厦门英商租地的较场、水操台废址这两处地基均系官地。当时双方确定每“方圆四丈”一年租银为一两白银。这笔年租银外，中国官府没有另征地税。后来，双方将租地界址改在岛美路头至新路头等处官有滩地，但租银的单价未变。1854年，厦门官府以这一地块长55丈，宽16丈，周长142丈，“以周围见方折算”，折算成35丈5尺，仍旧以“每周围见方一丈，每年纳租银一两”的租价来计算，每年共收取租银35.5两。 因这块滩地的面积约为15亩，据此计算，每亩的租银约为2.4两，远远超过上海、汉口等地租界的年租或应完钱粮。由于英国政府并未为这片滩地支付地价，也不像广州沙面租界那样为填筑其地基耗费过重金，因此这笔“租银”属于包含了地税的地租。此后，该租界面积扩展至24.6亩左右，缴纳的租银也得到相应的提增。1885年，经过会商，中、英双方订立协议，确定这些土地每年应完纳租银176.71银圆，即每亩增至7.18银圆。

道路等公共用地在有些租界可豁免地税。天津英租界于开辟之初有13余亩土地被辟为公共道路，经英国领事商请，中国官府允许免除这些路基的地税。 开辟汉口日租界时，中国官府允准，界内公共所需的道路、堤塘、沟渠之地，无论是官街、官地，还是民地，一概可免缴地税。在杭州、重庆等日租界内，免税范围进一步扩大，凡建造道路、桥梁、沟渠、码头之地，皆可免缴租价、地税。

此外，在一些实行“民租”以及“部分国租”的租界，界内有些土地尚未被外国人租赁，中国业主不须按较高的租界地税标准，而是仍可按照当地原来税额，来向地方官府缴纳钱粮。

在上海英商租地开辟之初，租赁土地的英国商民向中国业主支付年租，中国业主再用部分年租来完纳上缴给官府的地税。不久，发生押租成为地价、年租成为地税的演变后，虽然中、英官员商定，租赁土地的外商须于每年底将来年年租交存中国官银号，中国业主从官银号收取年租后再转手向地方官府完税，实际情况是外国租地人缴入官银号的年租，不必经中国业主转手，即直接缴纳给中国官府。后来上海公共租界等租界沿用了外国租地人直接向中国官府完税的办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等英租界采取“国租”形式，在这些租界，外国租地人将地税交给当地英国领事，再由英国领事一并转交中国官府。 随后开辟的租界大多沿用这些英租界的办法，由租界开辟国领事代收界内地税，然后转交中国官府。各租界完纳地税的时间也有差别。上海、天津等地租界的租地人须在每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前预付来年的地税。苏州、重庆等地日租界的租地人须在阴历正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付清当年的地税。在汉口、九江等地，租界开辟国的领事则可迟至阴历四月才转缴当年地税。广州英租界的租钱则应在首次交付之日即阴历七月二十九日的“每满一年”时“照数续交”。

外国租地人拖欠地税，中国官员无直接催缴之权，而是由相关领事负责追缴。在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租地人如至限期尚未完纳年租，有“迟延及抗欠等情”，上海道便致函该国领事，由该领事向其追缴。在各地英租界，在分租土地的契据上都指明，如租地人未能如期缴纳或全部付清税款，英国领事等官员有权进入欠税地块，并代表英国国王收回该项地产。

在很长的时期中，除海关关税外，地税是中国政府能在租界内征收的唯一的捐税。在开辟广州英租界的中英约章中还明确规定，除此项年租外中国政府不能在该租界内征收其他捐税。 直到一批租界已被中国政府收回的19世纪20年代，中国政府才开始在租界内开征其他的一些捐税。 NBvFnzFh4nui8dCwmxlpK3eTHBVHfPQFYaPTZfYIxfmSvXT/p+m2bU0jRGTev5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