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次扩展

实行五口通商后，清政府最初在各通商口岸划定英国商民租地界址，其本意是限定这些租地的面积，使外商不得扩大其范围。未久，清政府便被迫变更此种政策。订立于1844年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在各通商口岸对法国人“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1849年，上海道麟桂在开辟上海法商租地的告示中也引用该条约，宣称法商租地如果面积不够，“日后再议别地，随至随议” 。这些情况表明，在租界制度尚未成型时，清政府已经放弃了决定要划定外商租地时的初衷。

得到扩展的租界集中在上海、天津、汉口和厦门四地。上海两个租界都得到大扩展，上海租界遂成为面积最大的租界。天津九个租界中有四个都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扩展，因而天津租界的面积远远超过了汉口等地的租界。汉口五个租界中有四个进行过或大或小的扩展，厦门两个租界中有一个进行过极其有限的扩展。

这些租界的扩展，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第一个时期是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在这约半个世纪的时期中，租界的数量尚少，它们的面积也还较小；租界扩展的次数也不多，扩展的面积与后来相比还较有限。

在发展成租界前的1848年，上海英商租地便进行了一次扩展。在这一年的3月，一批漕运水手在青浦打伤了擅自闯入的英国传教士。英国领事阿礼国不仅命令英国船只停缴关税，还调来英国军舰封锁上海港，阻止中国粮船离开上海，最后使得为首的水手受到永远充军等严惩，上海道咸龄也因而被撤职。于是，对于不久后阿礼国提出的扩展英商租地的要求，心有余悸的新任上海道麟桂很快屈从，于11月27日与他订立协定，同意英商租地东南以洋泾浜桥为界，东北尽苏州河第一渡场，西南到周泾浜，西北到苏州河滨的苏宅，也即向北扩展至苏州河，向西扩展至不久后开挖成的泥城浜，面积从原先的1080亩增至2820亩。

未久，上海法租界进行了第一次扩展。在1849年划定上海法商租地界址时，中、法双方约定，上海法商租地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1855年，法国代理领事爱棠与上海官员商定，上海法租界东至福建会馆，致使这段界址未达到原来所定界线。1861年1月，爱棠以当时误将福建会馆当作潮州会馆为由，要求恢复原定界线。上海道吴煦起初以界线已定而加以拒绝，但在不久后屈从法方要求。在此期间，法国外交部指令爱棠协助法国皇家邮船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因法租界内沿黄浦江地段均已出租，爱棠原拟在靠近长江口的吴淞为该公司找一块地基，遭到法国外交部部长反对。他指出，皇家邮船公司拟租上海县城小东门之外约30亩沿江地段。 小东门一带本是商业繁荣、人口稠密之区，上海官府自然不会贸然允准，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就直接与总理衙门交涉。他援引中法《黄埔条约》中不必限制法国人在通商口岸中房屋间数、地段宽广的条款，声称在原定地界内无地可租时，即应对已定之界量为推扩。至于当地业主不肯出租土地，中国地方官员应劝谕办理。他又劝诱说，这一区域本是福建、广东“匪人”巢穴，数年前小刀会即于此处起事，上年太平军进攻上海，亦系当地人勾结、串引之故，因此，将此“匪人”盘踞之处租与法国商民安居、贸易，对上海大有益处。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清政府力图与英、法等国结好，便同意法国人在小东门外租赁土地30余亩。10月底，上海道吴煦发布告示，宣布允准法国人在县城小东门外租地。连同年初对界址的修正和第一次扩展，上海法租界南界靠近黄浦江的一段向南延伸650多米，抵达小东门外小河沿。该租界总面积遂增至1023亩。

与此同时，厦门英租界也进行了十分有限的扩展。1852年初改划岛美路头至新路头等处官有滩地为英商租地时，这一地段仅约15亩，其面积小于原来较场、水操台等处的地块，中、英官员因而约定，日后由中国官员估买与该官地毗连的民地租与英国，以补该官地不敷抵换较场地基之数。 至1866年，英国人在厦门英租界界外陆续租得数块土地。其中有些土地未与该租界连接，未被并入租界。位于该租界以北、自新路头至史巷路头以北的三块滩地则被并入，成为该租界扩展区域。 此后，连同填筑的一些滩地，厦门英租界面积增至24.6亩左右，但仍是列强在华租界中最小的一个。

至甲午战争前夕，上海公共租界进行了一次规模超过以往的扩展。在1863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后，仍分为英租界、美租界两个区域。美租界也被称作虹口租界。在此之前，为了实现上述合并，美国领事熙华德与署上海道黄芳确定了上海美租界界址，但在定界时没有竖立界石。合并后，美国人便力图扩展这一区域。1873年，美方要求“重定”美租界北界，将这条界线从原定的护界河即泥城浜对岸之点向北推进三里，再从这一点起向东画一直线，直到杨树浦以北三里处。上海道沈秉成拒绝后，美国总领事熙华德转而提议，将护界河对岸之点画一直线至靶场稍北，然后向东折至杨树浦之线作为美租界北界。这条界线当时被称作“熙华德线”。虽然较之起初的要求，美方要求扩展的面积已有所减少，但上海官府仍未认可，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却已开始对该线以南地段进行行政管理。自1883年起，因居住于该地段内北河南路与北浙江路桥等处的华人拒绝向工部局缴纳市政捐税，工部局和美国领事等屡次与中国官府交涉，中国官府仍一再否认该界线。工部局还多次将拒缴捐税的华人拘送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审处，该公堂以当地不属于工部局管辖范围为由，一概未予追究。1892年，工部局又因征收捐税和编订门牌等事与当地华人冲突，并再次请求驻沪领事团解决这一悬案。1893年初，由美国驻沪副领事易孟士为领事团代表，与中方代表、署理上海知县黄承暄等交涉。中国官府最终让步，同意大体上以“熙华德线”为美租界也即虹口租界的北界，并与易孟士等订立《新定虹口租界章程》。7月22日，上海道聂缉椝正式批准这一界线及相关章程，使上海美租界即上海公共租界第一次扩展终于实现。美租界面积增至7856亩，公共租界总面积增至10676亩。 至此，该租界的面积远远超过了其他各租界，上海租界的面积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各地的租界。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五年，可谓租界扩展的第二个时期。由于在战争中惨败，并以割地赔款来结束战争，清政府已更加虚弱。列强不仅趁机在中国增辟诸多租界，也趁机对诸多租界进行扩展。从整体而言，此时租界扩展的规模超过以前的时期。其中上海公共租界的又一次扩展，为中国租界史上最大的一次。

在此时期，最早进行扩展的是天津英租界。天津英租界开辟后，因西界海大道以西的土地远比界内便宜，租界工部局和当地侨民很快就越界在那里永租及购买土地。甲午战争后，德国于1895年10月在天津开辟德租界，其面积为英租界两倍以上。英国人遂以英租界内洋行和侨民都越来越多，界内土地已不敷应用为理由，强烈要求扩展租界。该租界东北紧靠海河，西北毗邻法租界，东南连接原来的美租界所在地，只有在西南即海大道以西地区才有扩展余地，而此时该租界工部局和外国侨民已在当地取得土地八百来亩，还建造了一批房屋，并已就开辟道路和“清除污秽”等事经常与天津官员会商。1897年初，中国官府允准天津英租界扩展。津海关道李岷琛与英方订立《新议英拓租界章程》，确定了该租界扩充界界址。3月31日，李岷琛发布文告，其中指明，扩充界东至海大道，西至土围墙，北自原租界道口以西直至土围墙，南至小营门以斜至英国讲堂。该扩充界的面积约为1630亩，英租界面积约增至2119亩。

继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扩展，汉口英租界也进行了扩展。1896年初，俄、法两国拟在同治年间原议汉口法租界界址内开辟俄、法租界。因英商宝顺洋行等已设立于这一区域，英国人不愿让英商洋行位于别国租界，遂与中国官府交涉。清政府只得同意另拨土地供英商使用。汉口英租界东南濒临长江，东北连接刚划定的俄租界，西南紧靠汉口华界的繁盛区域，也即在该租界开辟时双方约定不得推广的地段，因而只能向其西北扩展。同年，经总理衙门允准，汉黄德道瞿廷韶与英国领事贾礼士议定章程八条，其中确定了汉口英租界扩展范围，并约定从6月16日起的一年间，办理英商永租界内华人土地及各国商人已租之地等事宜。一年后，英国商人尚未全部取得当地华人土地，界内仍有华人居住，英方要求延期一年，再来接收、管理这一区域。 1898年春，英国公使要求即行扩展该租界。经瞿廷韶与英国领事霍必澜会商，对原订章程略作修改，于8月31日订立《汉口英国新增租界条款》，规定英租界扩展界西北至距汉口城垣5丈处，东北至俄租界，西南以英租界内一马路向汉口城垣所画直线为界，面积为337.05亩。 经过此次扩展，汉口英租界的面积超过795亩。次年初，英国领事以卢汉铁路建成后中国将拆除城垣为由，又要求将该租界向西扩展至铁路旁，但未获中国官府允准。

在汉口英租界拓展之际，刚在汉口开辟租界的德国人也有所动作。汉口德租界南起汉口通济门外的官地，随后划定的汉口法租界北起通济门内的官地，两国租界之间相隔着3丈宽的堡垣墙基，墙内、墙外各5丈宽的官地，以及墙外6丈宽的城壕，共约20丈宽的官地既不属于法租界，也不属于德租界。1897年，因武昌船关分卡所在地划入俄租界，湖北官府将该分卡移至通济门城墙内的官地之上。德国特派办理汉口租界事宜委员柯达士以该卡妨碍德租界道路为由，多次与湖北官府交涉，要求迁移该卡，并将通济门外所留余地及后段空地并入德租界。此时，发生了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事件，湖北官府恐别生枝节，同意德租界的南界推进到通济门外城根。1898年8月27日，湖北按察使瞿廷韶与柯达士订立《汉口德国租界条款》，其中确认德租界扩展，将这一沿江前界长12.5丈、后界长25丈，宽120丈的地段增入德租界，并指明中国官府对其中的官地不收地价银；同时确认德方让出德租界长10丈、宽4丈的沿江岸地一块，供中方移建武昌船关分卡，对此地段中方也不付地价银。 中国官府曾视德租界的此次扩展是“交互利益，特别专案”，但德方扩展的面积约为36.83亩，让出的面积不足1亩。经此特别的利益交换，汉口德租界面积约增至636亩。

在此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又一次企图扩展租界。1896年，该工部局函请驻沪领事团帮助实现这一计划，同时联络上海的官员和缙绅，力图获得他们的好感和对扩界的支持。次年，工部局提出了扩展的界线，即是将该租界向西扩展至梵王渡，向东扩展至周家嘴角，南界扩展至浦东，北界达到宝山。1898年2月，驻沪领事团领袖领事致函上海道，以该租界现有面积不足以供界内华洋居民之用为由，要求再次拓界。署上海道蔡钧断然拒绝。他在复函中指出，上海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断难在租界之外再通融一尺一寸之地；中国官府也在华界设置警察，进行多种市政建设，很多洋人已入居华界，洋人多寡已不能成为扩展租界的理由。 此时，法国人也拟扩展上海法租界，扩展范围包括英、美商人已有很多地产的浦东等地。因英、美两国坚决反对将英商、美商地产所在地划入法租界，法国人便联合俄国人抵制上海公共租界扩展。结果，这两个租界一时都未能扩展。为了打破两败俱伤的僵局，英、法双方作了妥协，同意不将浦东列入扩展范围，随后共同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1899年4月，清政府被迫让步，谕令两江总督刘坤一负责办理上海公共租界扩展事宜，并撤换反对该租界扩展的蔡钧。至此，原先也反对该租界扩展的刘坤一及其代表仅坚持不能将宝山县境划入租界。谈判结束后，上海道李光久于5月8日发布上海公共租界扩展的布告，指明了该租界扩展范围：在苏州河以北，租界北界推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处，然后向东画一直线至黄浦江边的周家嘴。在苏州河以南，租界西界北沿苏州河，南沿越界修筑的大西路，一直推进到静安寺镇后一线。 扩展区域总面积为22827亩，创下租界扩展最高纪录。连同原有区域，上海公共租界总面积达33503亩， 成为全国最大的租界。在此次扩展之前，中国官员深恐他国再提出在上海开辟专管租界的要求，主张将扩展区域作为各国商民均可设肆经商的“公共租界”。该租界大扩展以后，其中文名称被正式确定为“上海公共租界”，但正式的英文名称仍是“The Foreign Settlement of Shanghai”（“上海外国人租界”）。 此后，该租界沿苏州河、虹口浜和泥城浜划界，分为北区、东区、中区和西区。

在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再次要求扩展之际，上海法租界当局也图谋第二次展拓界址。1896年，该租界当局就提出了这一要求。1898年3月，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又照会署上海道蔡钧，要求将法租界以西八仙桥一带及浦东、吴淞部分地区划归法租界。这一要求被蔡钧等拒绝。法租界当局遂不顾中、法双方20年前的协议，强征四明公所土地，引发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导致数十名华人被打死、打伤。 在血案发生后的中法交涉过程中，法方指责中国官府蓄意让民众闹事，要求将更多地段划归法租界。有些中国官员准备妥协，但因法国人索要浦东、吴淞的土地，与英、美两国有利益冲突，双方互相阻挠对方租界的扩展。此后，为达到各自目的，英、法等国作了妥协，英国便同意上海法租界推广至徐家汇。1900年1月27日，上海道余联沅发布告示，公布上海法租界第二次扩展区域为东至城河浜，西至顾家宅关帝庙，南至丁公桥、晏公庙、打铁浜，北至北长浜。该租界面积增至2135亩。 因中国官员的坚持，法国人未能索得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等地，并同意在四明公所让出部分地段用于修筑公用道路后，不再强征公所土地。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的数年，是租界扩展的第三个时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京津地区被八国联军占领，列强除了在天津增辟租界，也趁机在天津扩展租界。至《辛丑条约》订立后，列强又继续在天津、汉口扩展租界。经过这些扩展，天津租界的面积在各地租界中稳居第二；汉口租界的面积超过厦门租界，位居第三。

在这一时期，首先得到扩展的是天津法租界。天津法租界东部、北部都濒临海河，东南以英租界为界，因而与英租界一样，也向西南方向扩展。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前，法国人通过越界筑路及擅自在这些道路两旁购地建屋等方式，首先蚕食海大道东北尚未划入法租界之地，即是紫竹林大街牌坊至海大道之地，随后又越过海大道继续向西南扩展。至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继俄、比两国分别在天津强占土地以开辟专管租界后，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未与中国官府协商，便于1900年11月20日发布公告，宣称天津法租界扩展，即该租界西南界先是推进到海大道，再越过海大道，推进到墙子河北岸的土围墙，并强行要求这一区域内的中国土地业主带着土地契证至法国领事馆登记核实。 该扩充界面积约两千亩。日租界与法租界毗邻，目睹法租界的擅自大扩展，日本人也急于分沾利益。经过交涉，法国人只得将其擅定的法租界西界，即是从福音堂北界至墙子河的连线，后退到海大道与海河河岸交点至墙子河的连线，从而将约90亩土地划给了日租界。 经过此次扩展，天津法租界面积增至2360亩左右。

接着，进行扩展的是天津德租界。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期间，德军除在德租界内屯驻，还将该租界以西的三义庄一带作为其军事基地。这一区域遂成为德国人力图扩展之地。1901年初，清政府同意该租界扩展。4月18日德国驻天津领事秦莫漫在公告中宣布，根据驻华公使指令，天津德租界已向海大道以西推广。7月20日，天津道张莲芬与秦莫漫订立《德国推广租界合同》，确定了该租界扩展界界址：自梁园门起，顺海大道过三义庄东楼，向南至海河坐湾处，折向正西过崇德堂砖窑以西，又折向西北过西楼庄、三义庙、李家花园西墙外，再向西北至马场道，顺马场道到厚德门后再顺土围墙到梁园门。 这一被称为德租界新界的扩展界，面积约3200亩。该租界总面积增至4200亩左右。

随后，天津美租界的所在地被并入英租界，天津英租界进行了第二次扩展。在天津美租界开辟后，因美国政府历来认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公共租界最符合其利益，无意开辟专管租界，始终没有核准在天津设立美国专管租界一案。 1880年10月12日，美国领事照会津海关道郑藻如，表示愿将已管理多年的天津美租界退回中国，至将来美国领事能推行合适的市政制度之时，美国则有权恢复该租界。两天后，郑藻如在复照中表示，美国领事将来拟恢复美租界现状，只要没有障碍，天津官府将不会反对。此后，这一区域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被称为藏污纳垢之区。1895年，德国人于开辟天津德租界时，拟将该区域划入其界内。美国公使田贝获悉后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停止将美租界所在地让与别国管理的行动。为此，在开辟天津德租界的中德约章中有续议一款，即是在美国“应允不要”天津美租界之地时，就将该区域并入德租界。 次年，美国则曾再次声明放弃对该区域的管理权。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俄、日、德、意、奥、比等国都在海河两岸占领大片土地，以开辟或扩展专管租界。美国公使康格也有意恢复天津美租界，特别是依据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力主在天津设立各国公共租界，并将美租界作为公共租界一部分。美国的主张未得到其他国家支持。1901年，康格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声称现时天津形势似无法设立公共租界，要求清政府退还美租界。因英、德两国都在争夺这块土地，清政府没有同意就地恢复美租界，但同意在海河下游划出一大块土地来设立美租界。美国政府认为该片土地在商业上或是军事上都用途不大；恢复旧时美租界又有困难，而其价值也仅在于一旦发生紧急事变，可作为美国增援部队登陆之地，便决定搁置此事，直到美国在当地商务得到发展后再作打算。次年，美国最终接受英国于上年7月24日提出的将原美租界作为英租界扩充界的六项条件：美国于必要时可在当地实行军事管制；美国于必要时可在当地河坝停泊军舰；当地工部局至少有一名美籍董事；当地土地转让都须在美国领事馆登记；只有经美国领事同意，才能订立只适用于当地而不适用该租界其他扩展区域的特殊规章；美国政府保留在通知英方一年之后恢复美租界的权利，但须承担经美国领事同意、为发展该租界而形成的债务。 8月，北洋大臣袁世凯宣称，英、美既已“商妥办法”，“本大臣自应亦无异言”，承认了美、英两国之间的私相授受。10月23日，津海关道唐绍仪在布告中宣布天津英租界向南扩充，这一区域被称作南扩充界，将由该英租界扩充界工部局管理。 原美租界的面积为131亩，天津英租界面积约增至2250亩。

在汉口，法租界也被扩展。自1901年起，法国人屡次要求扩展该租界。他们宣称，以往旅居汉口的法商人数无几，“商贾尽由水道”，所以当时只要沿江一面之地设立租界。现今法商人数增多，在法租界以北又在新建卢汉铁路，并在建造大智门车站，而英租界已有通往车站的新路，因而他们也要扩展法租界，使租界靠近铁路，以便修筑自车站通往江滨的道路。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法国人于此时要求展拓租界，也是为了揽我路权。因法国宣称将在其他中外交涉案中极力相助中国，张之洞同意从德租界西界画一直线至汉口城垣为法租界西界。法国领事玛玺理仍嫌扩展的面积太小。张之洞同意格外宽让，让法租界南、北界线继续向西直伸，展至距铁路60丈为止。玛玺理便指责张之洞办事不公，并宣称在汉口的外商人数，德商第一，法商第二，但法租界面积最小，连同已经允诺的扩展区域，仅为英租界三分之一，德租界二分之一，他因而要求将法租界西界推进至铁路。张之洞认为，铁路若与一国租界毗连，平日官民商旅搭车、运货，固多不便；一旦有事，转运兵械、粮饷，尤受外国人挟持。他指出，汉口法租界开辟之际，其北界外余地甚多，但法国人未嫌其租界太小；如今法租界被长江、俄租界、德租界和铁路四面环绕，法国领事忽欲展拓界址，不怪其先前自失机会，反而硬说中国偏袒，完全罔顾事实。中国铁路的管路之权，断断不容旁落，距铁路60丈之界，断断不能逾越。1902年11月12日，汉黄德道与法国领事订立《汉口展拓法租界条款》，确认该租界西界扩展至距铁路60丈处，北面并入位于法、德租界之间的区域，其中包括划入界内的汉口堡垣墙基，墙内、墙外的官地及城壕。这一扩展界面积约为194亩，该租界面积增至380亩以上。

随后，天津英租界进行了第三次扩展。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俄、德等国为开辟或扩展租界，都在当地抢占了大片土地。1901年4月，英国公使萨道义照会李鸿章，要求中国官府不得将英租界以南土围墙外低洼荒地租与别国，只可以存留为日后该租界扩充之用。中国官府认同英方不将该区域租与他国的要求，只是表示该区域是否划归英租界，“届时再行商议”。 次年10月，在将原美租界所在地作为南扩充界并入英租界后，英国即要求租用该区域。1903年1月13日，津海关道与英国总领事会衔发布告示，其中宣布英租界第三次扩展。这一推广界北自马场道小营门起，顺土围墙至宝士徒道；西自宝士徒道之中至童家楼桥石碑；南自童家楼桥石碑至马场道二道桥；东自马场道二道桥顺大道至小营门。 面积为3928亩。经过三次扩展，天津英租界，后也称作“驻津英国工部局所辖区域”（British Municipal Area, Tientsin），包括“老租界”、扩充界、南扩充界、推广界四部分，总面积增至6178亩左右， 一度成为所有专管租界中面积最大者，至1914年上海法租界大扩展后仍是除上海两个租界外面积最大的租界。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天津日租界仍处于未开发状态。至俄、德、奥、意等国军队纷纷在天津抢占土地以开辟或扩展租界时，日军除占领日租界外，还占领该租界的预备租界所在地以及议界时未能划入租界的闸口等繁华区域。11月20日毗邻的法租界擅自大扩展后，日本人也急于分沾利益。经过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与法国总领事杜士兰有关日、法租界分界的交涉，法国人同意将其擅定的法租界西界，即是从福音堂北界至墙子河的连线，后退到海大道与海河河岸交点至墙子河的连线，从而将约90亩土地划给了日租界。12月28日，郑永昌公布日本人擅自认定的天津日租界界址，其中囊括日军占领的租界内外全部土地：该租界北界系从天津城南门以西600英尺处起，沿天津城壕至闸口，再从闸口沿海河至法租界；东界法租界；南界墙子河北岸土围墙；西界从天津城南门以西600英尺处作直线至墙子河北岸土围墙的海光门以西450英尺处。 同时，日本人又占据位于德租界东南，原来作为日本轮船停泊码头的小刘庄地区。被日本人强占的土地，远远超出该租界连同预备租界范围。此后，经多方交涉，日方同意对扩展区域有所缩减。1903年4月24日，津海关道唐绍仪与日本总领事伊集院彦吉订立《天津日本租界推广条约》。该条约承认日本推广天津日租界，推广区域为原预备租界一带约400亩土地。其东界自朝鲜公馆起，沿海河北展至闸口新道止，计长约114丈；南界自朝鲜公馆起，顺新道向西，计长105丈止；北界自闸口起，顺新大道水沟迤逦至已拆除城墙的天津城东南角水沟即原城壕以西18丈止；西界自北界西尽头起，顺新道外18丈相沿至南界西尽头，再向西南至海光寺后，顺东西路道外18丈，西至南门新修大道东路边为止。日本人撤出其他侵占区域，但将这些土地包括中间隔有法、英、德租界的小刘庄一带都作为该租界预备租界。 经过这些扩展，天津日租界面积约达2150亩。

其后不到四年，汉口日租界也被扩展。在1898年开辟汉口日租界时，划定的界址仅为日本人要求面积的三分之一，因而日本人扬言该租界“界址过于窄狭”，并在当时订立的中、日《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款》中规定，将来汉口日租界内商户盈满，该租界可在丹水池以下即沿长江向下游扩展。京汉铁路通车后，日本领事水野幸吉于1906年援引该约内日租界可扩展的条款，屡次与湖北官府交涉，要求租赁大智门车站外毗连铁路的千余亩土地。张之洞以这片土地面积过大，又紧靠铁路、车站，坚决拒绝。水野转而要求在丹水池以下展拓200丈。经张之洞等极力辩驳，日方同意将展拓长度减至150丈，并同意扩展界内的华商燮昌火柴厂继续营业，但其须像日本臣民那样向日租界当局缴纳捐税，日后该厂一旦脱离华人之手，中国官吏便不得再有任何干涉、保护的权利。1907年2月9日，江汉关道桑宝与水野订立《推广汉口租界专条》，确定汉口日租界北界向东北推进150丈，其东界和西界则依旧有租界之界线而作相应的延长。

这一扩展界面积约为375.25亩，该租界面积约增至622.75亩。

民国肇建后，租界的扩展进入最后时期。在此时期，不仅没有新的专管租界或公共租界得以开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旋即启动了收回租界的进程。因此，多个租界的扩展企图都未成功，只有在民国建立后的第三年上海法租界进行了第三次扩展。

因1900年的第二次扩展尚未达到扩展到徐家汇的目标，上海法租界当局从当年起即在他们觊觎的地区大量修筑越界道路，在道路两旁又建成了成片的房屋。1913年，法国公使康德以解决上海法租界越界筑路区的“警权划分问题”为由，直接与北洋政府外交部交涉。外交总长孙宝琦认识到法国人“阳以划清警权为名，而阴行扩充租界之实”，但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经常出没上海租界，北洋政府很难缉捕，便力主趁机做笔政治交易：“计不如因势利导，承认其已辟之路，归法国警察管辖，而于界内藏匿之乱党，要求其分别驱逐拿交，以清乱源，而弭隐患。” 法国人旋即同意这些肮脏的交换条件，决定放弃对界内国事犯的庇护，来换取上海法租界的大扩展。1914年4月8日，江苏交涉员兼上海观察使杨晟与法国驻沪总领事甘世东订立有关上海法租界外马路划分警权的协定，规定将北自长浜路，西自公共租界越界修筑的徐家汇路，南自斜桥、徐家汇路沿河至徐家汇桥，东自麋鹿路、肇周路各半起至斜桥，即该租界以西约1.3万亩越界筑路区，全部划归该租界公董局管理。 第三次扩展后，上海法租界面积达15150亩，一举超过英、俄、德等国在天津的专管租界。

经过这一系列的扩展，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总面积约达48653亩，约合32.435平方公里，为上海县城面积的20来倍。上海公共租界成为中国所有租界中面积最大的租界，上海法租界成为中国最大的专管租界。在天津，位于海河西南岸的英、法、日、德等四国租界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展，其面积从3500余亩扩展到1.5万余亩，相当于原先的4倍。连同海河东北岸的俄、意、奥、比租界，天津租界的总面积达2.33万亩左右，即15.6平方公里，约为天津城的8倍，在各地租界中面积仅小于上海租界。在汉口，英、德、法、日等四国租界都只扩展一次，扩展的面积总计不足1000亩，较之上海、天津租界，扩展的面积不算很大。不过，因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的面积约为2400亩，大于扩展前的汉口租界，而在陆续扩展之后，汉口租界总面积增至近3000亩，超过了包括鼓浪屿公共地界和英租界的厦门租界，就面积而言上升为全国第三。

广州英、法租界位于沙面这一人工岛之上，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位于海岛之上，尽管至光绪后期广州英租界内已无隙地，但形格势禁，除填筑些涨滩外，这些租界的当局拓界的意图都难以实现。最后，在广州，至民国年间只是在与沙面租界隔水相望的沙基、长堤一带形成一片外国人居留、贸易的区域。镇江、九江英租界不很繁盛，租界当局都只是在界外占据了少量土地。苏州、杭州、重庆三地日租界位置偏僻，界内土地只租出一小部分，因而更没有扩展理由和必要。 XiRplBh5GkX63xqt2wLoKHfrU57lA7FviRpZeak1JARsIMT6f14uAD83bGNhBV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