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为了解释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在伦敦站稳脚跟后的惊人发展，为了解释它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对迄今无动于衷的女性产生吸引力，我必须指出我们的团体与其他选举权团体的确切区别。首先，我们的成员绝对是一心一意的，她们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即在政治上与男人平等。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成员没有把用在选举权上的心思分散到其他社会改革上。我们认为，理性和正义都要求女性参与改革困扰社会的弊病，特别是那些直接影响到妇女自身的弊端。因此，我们要求，在任何其他立法之前，首先应给予妇女投票权这一基本的公义。

毫无疑问，如果所有的妇女参政论者都接受这一简单的原则，大不列颠妇女应该多年前就获得选举权了。她们从未这样做过，即使在今天，还有许多英国妇女拒绝接受这一原则。她们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妇女参政论者；或者说她们部分时间是妇女参政论者，其余时间是社会理论家。我们与其他选举权团体，或者说与1906年存在的这类团体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和我们的选举权之间横亘着难以打破的政治形势。

七年来，我们在下议院的大多数议员都承诺给选举权议案投赞成票。前一年，他们曾给其中一项议案投赞成票，但这项议案未成为法律。为什么呢？因为在面对一个由11名内阁大臣组成的敌对政府时，即使有绝大多数私人议员赞成也无力制定法律。议会的私人议员曾拥有个人的权力和职责，但议会的惯例和政治家观念的变化逐渐削弱了议员的职能。目前，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他们的权力仅限于推动颁布政府提出的议案，或在极少的情况下，推动颁布政府批准的私人议案。诚然，下议院可以造反，可以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迫使他们辞职。但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而且现在发生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小。傀儡是不会造反的。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政府大权在握，始终充满敌意；普通立法者无能为力；国家麻木不仁；妇女们在各自的利益上有分歧。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成立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此外，我们还有一项政策，如果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就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每次开会都有新成员加入吗？

加入联盟几乎不用什么手续。任何女性只要付一先令就可以成为会员，但同时她必须签署一份声明，表示忠于我们的政策，并保证在赢得妇女投票权前不为任何政党工作。这仍是我们不容变更的习惯。此外，无论在什么时刻，如果有一个成员或一群成员对我们的政策失去信心，如果有人开始建议应该用其他政策来替代现有政策，或者她试图通过加入其他政策来混淆问题，她的会员资格立即会被停掉。这是独断专行吗？算是吧。而你可能会提出反对，一个选举权组织应该是民主的。好吧，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成员不会同意你的观点。我们不相信普通选举权组织的效力。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没有受到复杂规则的阻碍。我们没有章程和细则，没有什么可以在年度会议上修修补补或争执不休的。实际上，我们没有年度会议，没有业务例会，没有官员选举。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只不过是一支在战场上争取选举权的军队。这是一支纯粹的志愿军，没有人被迫留在其中。事实上，我们不希望任何不坚信军队政策的人留在其中。

我们政策的基础是对拒绝给予妇女投票权的政府的反对。以言语或行动支持一个敌视妇女选举权的政府，无异于怂恿他们继续敌视下去。我们反对自由党，因为它是执政党。如果统一派 政府掌权并且反对妇女选举权，我们也会反对它。我们对妇女说，只要她们继续留在自由党的行列中，就等于默许了政府的反对妇女选举权政策。我们对议员说，只要他们支持政府的政策，就等于默许了反对妇女选举权的政策。我们呼吁所有真诚的妇女参政论者离开自由党，直到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我们呼吁所有选民投票反对自由党候选人，直到自由党政府为女性伸张正义。

并不是我们首创了这项政策。超过35年前，巴涅尔先生在他的地方自治斗争中十分成功地推行了这项策略。任何一个有一定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巴涅尔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1885年，地方自治人士通过在下议院坚持投票反对政府，迫使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内阁辞职。在随后的大选中，自由党再次掌权，但仅以84票的微弱多数获胜，地方自治人士与每一位自由党候选人，甚至包括那些像我丈夫一样热衷于地方自治的人，进行了斗争。为了控制下议院并保持其领导地位，格莱斯顿先生不得不提出一项政府地方自治议案。巴涅尔因私人阴谋下台，随后身亡，这项议案未能成为法律。在此后的许多年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直没有足够强大的领导人来执行巴涅尔的反政府政策。但在最近几年里，詹姆斯·雷德蒙德先生恢复了这一政策，结果是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地方自治议案。

老派的妇女参政论者和政治家们的论点一直是，接受引导的公众舆论最终会给妇女选举权，而不需要以改革的名义施加任何巨大的力量。我们赞同必须引导公众舆论，但我们认为，即便是接受引导的舆论，如果不积极利用，也是无用的。最锋利的武器如果得不到勇敢地使用也是无力的。在1906年，支持妇女选举权的公众舆论铺天盖地。但这对这项事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向公众呼吁的不仅仅是同情。我们呼吁公众要求政府顺应民意，给予妇女选举权。我们宣布，我们不仅要向所有反对选举权的势力开战，还要向所有中立和不积极的势力开战。每个有投票权的男性都被视为女性选举权的敌人，除非他准备积极成为女性的盟友。

不是说我们认为应该放弃引导教育运动。恰恰相反，我们知道引导教育必须继续下去，而且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让公众认识到妇女选举权的重要性，并使他们对我们迫使政府采取行动的计划感兴趣。我想我们可以说在这方面的成功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事实证明这种成功是永久性的。从一开始，在伦敦早期的日子里，当我们人数不多、钱也不多的时候，我们就让公众了解了妇女选举权运动，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采用了救世军的方法，去到公路和偏僻小路上寻找皈依者。我们抛弃了所有关于什么是“淑女”和“表现良好”的传统观念，我们把一个测试问题，即“它有用吗？”应用到我们的方法中。就像卜维廉 一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把宗教带到街头人群中，使教会中的人感到恐慌一样，我们把选举权带到普通大众中，使其他妇女参政论者感到惊讶和丢脸。

我们印制了许多关于选举权的文献，我们的成员每天都出去举行街头集会。选择一个适宜的地点，用一把椅子作为讲台，我们中的一个人会摇铃，直到人们开始停下来看看会发生什么。当然，接下来会有一场气氛热烈的选举权演讲，并有人分发宣传材料。我们的活动开始后不久，铃声就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人群会像变魔术一样涌来。在整个街区，你都能听到这样的呼喊：“妇女参政论者来了！来吧！”我们就是这样占领伦敦的；我们从不缺少观众，而且最重要的是，妇女选举权的信条对于这些观众来说是新鲜事物。我们正在扩大支持我们的公众的队伍，同时也在唤醒他们。除了这些街头集会，我们还在大厅和会客厅中开了许多会，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媒体曝光，这是旧的选举权运动方法所不具备的。

我们的计划包括尽早提出一项政府选举权议案，1906年春天，我们派出了一个由大约30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去会见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据称，首相不在家；于是几天后我们又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这一次，佣人同意把我们的请求转达给首相。女人们在唐宁街10号官邸的门口耐心地等了近一个小时。然后门开了，出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与代表团的领头人交涉，粗暴地命令她和其他人离开。“我们已经给首相传了话，”她回应说，“我们正在等待答复。”“不会有人答复的。”那人严厉地回答后关上了门。

“不，会有答复的。”领头人喊道，她抓住门环，猛烈地叩了叩。那两个人立即又出现了，其中一个对站在附近的警察喊道：“把这个女人带走。”他们执行了命令，这个非暴力代表团眼见着自己的领头人被押到了卡农街车站。

女人们立即强烈抗议。安妮·肯尼开始向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德拉蒙德夫人甚至强行越过门卫进入了大英帝国首相神圣的住所！她被逮捕了，随后安妮也被捕了。三人在警察局被扣留了大约一个小时，首相大概以为，这段时间足够把她们彻底吓住，并教训她们不要再做这种可怕的事情了。然后，他给她们传话说，已经决定不起诉她们，相反，他要接待来自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代表团，如果她们愿意参加，也可以邀请来自其他选举权团体的代表团。

所有的选举权组织立即开始为这一重大事件做准备。与此同时，200名议员向首相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他接见他们的委员会，这样他们就可以向他强调政府制定妇女选举权议案的必要性。亨利爵士将5月19日定为接见议会和妇女选举权组织联合代表团的日子。

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决定让这一场合尽可能地向大众公开，并开始准备游行示威。当这一天到来，我们在守卫威斯敏斯特桥入口的美丽勇士布狄卡女王纪念碑脚下集合，并从那里向外交部进发。在会议上，有八名女性就迫在眉睫的选举权议案发言，基尔·哈迪先生提出了议会对选举权组织成员的看法。我代表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发言，我试图让首相明白，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的更紧迫。我告诉他，我们联盟中组织起来的妇女团体强烈地感受到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必要性。如果有必要，她们准备为之牺牲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她们的谋生手段，她们的生命。我恳求他，为了不让她们作出无谓的牺牲，现在就为我们主持公道。

你觉着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会给我们什么回复呢？他向我们保证，他对我们的事业感同身受，他相信我们所做之事是正义的，他确信我们有资格投票。然后他告诉我们要耐心等待；他不能为我们做什么，因为他的一些内阁成员反对我们。又说了几句话之后，按惯例公开致谢，代表团就被解散了。我本来也没有期待会有更好的结果，但当我看到在街上等着听领头人汇报代表团结果的联盟妇女们的痛苦失望时，我的心都碎了。那天下午，我们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并决定以更大的力度继续我们的宣传鼓动。

既然政府下了决心不提出选举权议案这一点已经明了，那么除了继续我们唤醒整个国家的政策外别无他法，这不仅需要公开演讲和示威，也需要不断诘问内阁大臣。自克丽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和安妮·肯尼在爱德华·格雷爵士曼彻斯特的会议上被赶出会场、后又因谦恭地提问而被关进监狱这一难忘的场景发生以来，我们一直不失时机地向我们能遇到的每一位内阁大臣提出同样的问题。为此，我们遭到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了最粗暴的对待。

在我参加的几乎每一次美国人的会议上，我都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期望通过打断会议来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英国人享有的由来已久、近乎神圣的打断发言的特权在美国不为人知吗？我无法想象一次完全没有“声音”的政治会议。在英国，这种惯例是一直存在的。人们认为，反对派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来质问演讲者，并向他们抛出有意干扰其论点的问题。例如，当自由党人参加保守党人的集会时，他们就准备用俏皮话和尖锐的问题来打破保守党演讲者的各种最佳效果。第二天，你就会在自由党的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标题：“不赖的声音”“对保守党的漠视”“来自敌方讲台的尴尬回应”。在这篇文章的正文中，你会了解到“X勋爵发现他会上的自由党人比他更胜一筹”，“某某爵士的演讲不断被打断”，“M勋爵昨晚在与那个‘声音’的交锋中表现得很糟”，或者“Z上尉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按照这个惯例，我们会质问内阁大臣。例如，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正在发言。他大声说：“还有一个大问题有待解决。”

“那就是妇女选举权。”旁听席上有人喊道。

丘吉尔先生艰难地继续他的演讲：“男人们一直在抱怨我——”

“女人们也一直在抱怨你，丘吉尔先生。”大厅后面迅速传来了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只有——”

“给妇女投票权。”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使妇女选举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坚称，人们倡导的任何其他改革都不具有如此紧迫的重要性。

从一开始，女人的插嘴就引发了有些人无端的愤怒。我记得有一次听到劳合-乔治先生这样说一个打断他讲话的人：

“让他留下来吧。我喜欢被打断。这能让人看到，与我意见不同的人在场，给了我一个让他们改变想法的机会。”但是，当妇女参政论者打断劳合-乔治先生时，他却彬彬有礼地说了“不要理会那些猫叫声”之类的话。

有些大臣的表达方式更有教养，但所有人都是不屑一顾、心怀怨恨的。所有人都赞成自由党负责人粗暴地驱逐女性。

在一次会议上，劳合-乔治先生正在讲话，我们用一个问题打断了他，他以自己是妇女选举权的同盟者为由要求得到听众的同情。“那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来赋予妇女投票权呢？”这是显而易见的反驳。但劳合-乔治先生用反问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说：“她们为什么不去找她们的敌人？她们为什么不去找她们最大的敌人？”顷刻之间，大厅里到处都有人在喊：“阿斯奎斯！阿斯奎斯！”因为早在那个时候，人们就知道当时的财政大臣是女性独立的死敌。

1906年夏天，我和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其他成员一起去了北安普顿，阿斯奎斯先生正在那里为政府的教育议案举行大型会议。我们组织了一些户外集会，当然也准备参加阿斯奎斯先生的会议。在与当地妇女自由协会主席的谈话中，我提到了我们预计会被赶出去的事实，她愤愤地宣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北安普顿发生，这里的女性为自由党做了这么多工作。我告诉她我希望她能来参加会议。

我本不打算亲自去的，我的计划是在门外开个自己的会。但在阿斯奎斯先生开始演讲前，我们的成员试图向他提问，结果被粗暴地赶了出来。于是，我让别人接着帮我开会，自己悄悄地溜进大厅，在为自由党领导人的妻子和女性朋友专设的座位前排坐下。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男人们打断演讲者，让他回答他们的问题。演讲结束时，我站起来对主持人说：“我想问阿斯奎斯先生一个关于教育的问题。”负责人以探询的目光转向阿斯奎斯先生，后者皱着眉摇了摇头。但不等主持人开口，我就继续说：“阿斯奎斯先生说过，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特别是在孩子应该接受哪种宗教教导的问题上，孩子的父母有权被征求意见。父母也包括女人。阿斯奎斯先生难道不认为女性应该像男人一样有权通过投票来掌控子女的教育吗？”就在这时，负责人们抓住我的胳膊和肩膀，猛冲向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把我拖到门口，因为我很快就站不稳了，然后把我扔出了大楼。

对北安普顿妇女自由协会主席来说，这倒不算件坏事。她辞去了之前的职务，成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一员。也许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进一步影响了她的行动。据报道，在我被赶出去后，阿斯奎斯先生说，他很难理解那些扰乱公众集会，自认为以此可以唤醒国家选民的理性，并想投身于此项事业之人的想法。显然，他可以理解那些干扰公众集会的男人的思想。

除了公开质问敌对政府负责任的成员的惯例外，我们还采取了向他们派出代表团的做法，以便有秩序地提出有利于我们事业的论据。在阿斯奎斯先生对妇女参政论者的目标表现出一无所知后，我们决定请他接待一个来自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代表团。阿斯奎斯先生在收到我们礼貌的来信后，冷淡地拒绝就任何与他的具体职务无关的问题接受采访。于是我们再次写信提醒阿斯奎斯先生，作为政府成员，所有可能由议会处理的问题都与他息息相关。我们说，我们迫切希望当面向他提出我们的问题，我们将派一个代表团到他的住所，希望他会觉得接待我们是他的责任。

我们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被告知，阿斯奎斯先生不在家。实际上，他已经从后门出去，坐上一辆开得飞快的汽车逃走了。两天后，我们派了一个约有30名女性的更大的代表团，前往他位于卡文迪什广场的家。准确地说，代表团走到了离房子很近的地方，那里就在卡文迪什广场的入口处。在那里，女人们遇到了一支强大的警力，警察警告她们，不许再往前走了。

许多女性举着“给妇女投票权”的小横幅，警察从她们手上扯下这些横幅，还殴打和辱骂了其中一些人。代表团领头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大声喊道：“我们要继续前进。你们没有权利那样攻击女性。”她身边的一名警察用一记耳光回应了她。她痛苦而愤怒地尖叫起来，于是那个男人掐住她的喉咙，把她卡在公园的栏杆上，直到她脸色发青。这名年轻女子挣扎着反抗，她因此以袭警罪被捕。还有三名女性被捕，其中一人是因为不顾警察阻拦成功地按响了阿斯奎斯先生的门铃，一人是因为抗议从客厅窗口观看此事的女士发出的笑声。后者是一个贫困女工，在她看来，有钱有势的女人嘲笑一项对她来说极其严肃的事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又有第四名女性被带走了，因为在她被推下人行道后她还胆敢退回原来的位置。这些女性被控扰乱社会治安，被判处在二等监狱中监禁六周。她们当然可以选择罚款，但支付罚款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不可能这么做。代表团领头人被判处两个月监禁，也可选择十英镑罚款。她也拒绝付罚款，于是被关进了监狱；但不知名的朋友偷偷交了罚款，她在刑期届满前就被释放了。

就在伦敦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女性在曼彻斯特也遭遇了类似的暴力事件，当时约翰·伯恩斯、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三位内阁大臣正在自由党的一次大游行中发表讲话。像往常一样，女性们在那里要求政府支持我们的议案。在那里，她们也被赶出了会场，其中三人被送进了监狱。

在英格兰有很多人会告诉你，妇女参政论者因为破坏财物而被送进监狱。事实是，早在我们任何人想到要破坏财物之前，就有数以百计的女性因为我所描述的这种罪行被捕。我们在运动开始时就下定决心，要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要迫使政府接受我们的问题，并在议会中通过行动来回应它。或许你会看到，早期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在马萨诸塞州采取的立场与我们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他们也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斗争，不得不面对侮辱和逮捕，因为他们坚持要求获得倾听。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了。后来，我们的也被听到了。

我认为，在我们第一次成功地反对自由党候选人之后，我们开始真正受到关注。那是1906年8月在科克茅斯举行的补选。我必须解释一下，补选是填补因死亡或辞职而造成的议会职位空缺的地方选举。补选的结果被视为对政府履行选举前承诺的方式的认可或谴责。因此，我们去了科克茅斯，告诉选民们自由党是如何实现其民主承诺、如何践行对所有人权利的公开信念的。我们告诉他们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发生的逮捕事件，妇女在自由党会议上受到了可耻的对待，我们要求他们谴责如此粗暴地回应我们投票诉求的政府。我们告诉他们，唯一会被政府注意到的谴责是失去议会席位，因此我们请求他们击败自由党候选人。

我们受到了多么大的嘲弄啊！报纸以多么轻蔑的口吻宣称，“那些野蛮的女人”绝不可能改变一张选票。然而，当选举结束时，人们发现自由党候选人失去了这个席位，而在一年前的大选中，自由党候选人以655票的多数赢得了这个席位。这一次，统一派候选人以609票的多数当选。我们欣喜若狂，并赶忙派人去参加另一场补选。

现在，嘲弄变成了劈头盖脸的谩骂。请注意，自由党政府仍然拒绝关注女性的问题；他们通过自由党的媒体宣称，科克茅斯的失败微不足道，而且无论如何都不是妇女参政论者造成的；然而，自由党领导人们还是对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怒不可遏，我们的许多成员都是自由党人，男人们认为这些女人比叛徒好不了多少。自由党人说，她们是非常愚蠢和不明智的，因为如果要赢得投票权，肯定是从自由党那里获得；而这些女人怎么会认为自由党会把选票投给公开的敌人呢？女性自由党人和遵纪守法的妇女参政论者也采用了这种明智的论点。她们建议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为政党工作。我们反驳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好多年了，但无济于事，才坚持用相反的劝导方法。

整个夏天和秋天，我们都致力于补选工作，有时确实击败了自由党候选人，有时减少了自由党的多数席位，并为联盟赢得了数百名新成员。在我们走访的几乎每一个街区，我们都留下了区域联盟的核心成员，所以在年底前，我们的分支机构遍布英格兰，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也有很多此类机构。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威尔士的一次补选中，接受了王室官职的塞缪尔·埃文斯先生不得不竞选连任。不幸的是，没有候选人站出来与他角逐。因此，我和我的同伴们除了尽可能活跃他的竞选活动气氛没什么可做的。塞缪尔·埃文斯先生，如今的塞缪尔·埃文斯爵士，就是那个“大声讨论”基尔·哈迪提交给下议院的选举权决议并激怒了女性的人。因此，我们参加了他的两次集会，并且确确实实地“大声讨论”了，在高兴的人群的笑声和欢呼声中打断了集会。

10月23日，议会召开秋季会议，我们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下议院，再次努力促使政府在妇女选举权上采取行动。根据警察的命令，只允许我们中的20人进入陌生人接待厅。我们派人找来了自由党首席党鞭，请他给首相捎个口信，口信的内容是在那次会上给予妇女投票权这种寻常的要求。我们还要问首相，他是否打算将有资格的妇女选民的登记纳入当时正在审议的多次投票议案的条款中。自由党党鞭回来后答复说，那次会议无法为妇女做任何事情。

我问道：“在本届议会的任何一次会议上，或者在将来的任何时候，首相先生对妇女抱过什么希望吗？”你们应该还记得，首相自称是妇女参政论者。

自由党党鞭回答说：“不，潘克赫斯特夫人，首相没抱什么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选举权的男人，那些知道自己有资格行使选举权的男人，那些迫切需要选举权的保护的男人，那些大多数立法者都赞成给予他们选举权的男人，他们组成的代表团会做些什么呢？我希望他们至少像我们一样，在现场召开抗议集会。报纸将我们的行动描述为“在下议院大厅里制造了不光彩的场面”，但我认为历史会做出不同的描述。其中一个女人突然跳到一张长椅上，开始向人群讲话。不到一分钟，她就被拉了下来，但马上就有另一个女人取代了她的位置；在她被拽下来后，又有下一个女人跳到她的位置上，后来者一个接一个，直到接到清空大厅的命令，我们都被赶了出去。

在这场混战中，我摔倒在地，伤得很疼。女人们以为我受了重伤，簇拥着我，直到我恢复知觉才挪动。这激怒了警察，当他们发现示威活动在外面继续进行时，他们更愤怒了。11名女性被捕，包括佩西克·劳伦斯夫人（我们的财务主管）、科布登·桑德森夫人、安妮·肯尼和另外三名组织者。她们都被送到霍洛威关了两个月。但是，立即挺身而出继续工作的志愿者的数量证明了我们运动的力量。现任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名誉秘书的图克夫人就是此时加入联盟的。当局没有想到，他们的行动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他们本想一举击溃联盟，却给了它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老派的选举权组织领导人这个时候也忘了他们曾反对我们的方法，她们加入了女作家、女医生、女演员、女艺术家和其他杰出女性的行列，一起谴责这件事是野蛮残暴的。

还有一件事当局没有考虑到。众所周知，英国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但当我们的两名女性在霍洛威病得很重以至于不得不在几天内获释时，政客们开始因她们的声望而感到惴惴不安。议会中有人提出问题，询问是否不该把妇女参政论者当作普通罪犯，而是当作有权被关押在一等监狱的政治犯。内政大臣赫伯特·格莱斯顿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他无权干涉地方法官的决定，在妇女参政论者的惩罚问题上无能为力。我想请你们记住赫伯特·格莱斯顿先生的这番话，因为后来我们能证明这是故意编造的谎言——而在政府命令下这些女性只服了一半刑期就被释放后，谎言就露出了马脚。这件事的起因是，英格兰北部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补选，我们在各个选区分发传单，告诉选民，包括理查德·科布登 的女儿在内的9名女性被自由党政府当作普通罪犯关押，需要他们对此事进行投票。

我带着一群获释的囚犯去了哈德斯菲尔德，她们讲述了监狱里的故事，结果自由党的多数席位减少了540票。一如往常，自由党领导人否认我们的工作与该党勉强保住席位的微弱多数有任何关系，但在我们的纪念品中有一份传单，是从自由党总部发出的数千张中的一份：

与此同时，下议院也发生了其他示威活动，圣诞节期间，21名妇女参政论者被关进了霍洛威监狱，但她们并没有犯罪。政府宣称自己不为所动，议员则对这些“自制的殉道者”嗤之以鼻。然而，相当多被妇女参政论者的激情和难以抑制的热情打动的议员，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开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目的是向政府施压，要求在那届议会期间给予妇女选举权。委员会作出决议，其成员将努力在这个问题上引导更广泛的公众舆论，特别是在各自选区的会议上发言时倡导选举权，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采取议会行动，并劝使尽可能多的议员投票赞成在下届会议上提出选举权议案或动议。

我们在伦敦的第一年收获颇丰。我们从仅有的几名女性——被报纸戏称为“家庭聚会”——发展成为一个分支机构遍布全国、总部常设在斯特兰德克莱门茨旅馆的强大组织；我们找到了合意的财政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下议院建立了一个选举权委员会。 OorgPfxiZDXdU2aOalHfbcoEbQ3mM+CC9a4/fiBc8NF8D2v+B0zhhjeSfveZWGbY